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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24日，广州军政府内部爆出岑春煊秘密与北方接洽的信息，所谓的秘密与北方接洽是指岑曾密电西南各省当局，征求对北方所提五项建议的意见。

1、伍廷芳不辞而别的影响

当时北洋曹锟、张作霖、李纯提出五项建议：

（1)新旧国会同时停会，由中央（指北洋政府）召集各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根据这两个新法案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依据天坛宪法草案制定宪法公布之。

（2）西南各省取消自主，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

（3）成立弼政院，由中央聘请弼政8人，南北各4人，下设参议16人，均由中央任命。

（4）民国六年以后中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及其附件，均交弼政院审议，如认为有损国家主权，应由中央向各国交涉废止或修正之。

（5）事实问题（指各省军队的地盘地位），由中央与西南各省直接商洽，如未能取得协议，由弼政院协商解决之。

岑春煊接到5项建议后，于3月11日密电西南各省征求意见。唐继尧因北江滇军问题怀恨在心，便于3月24日用明电揭露出来，并称此项办法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应重开和会决定一切问题。

国民党也趁机指斥岑此举既未征求国会同意，也未提交政务会议，甚至同处一室的伍廷芳也被蒙在鼓中，是一种个人独裁和出卖上海和会的不法行为。

岑春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以桂系的意见为旨的做法，引起伍廷芳的极大不满。伍廷芳虽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但他并没有和孙中山同进退，他坚决主张团结西南以便共同对抗北洋派，因此每次政潮发生，他都以和事佬的姿态出现，而今滇桂两系决裂，军政府再难有作为，伍于是决定脱离军政府，乘岑不在广州，于3月29日与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一起悄然离粤赴沪。

伍廷芳的不辞而别，使岑春煊惊慌失措，因为伍廷芳不仅是七总裁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还兼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

1919年6月外交团取得北洋政府的同意，以百分之十三的关税余款与南方军政府使用以来，这笔款项指定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其他人无法冒充伍的签字取款。同时，伍廷芳经手领取的关税余款还存有180余万元，全数被伍携走。单从财政考虑，岑春煊也不能不把伍追回来，但却遭到伍廷芳的坚决拒绝。

广州军政府不得不发表公报，解除伍的外交、财政部长兼职，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并电请北洋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至此，军政府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2、上海还是昆明？

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4月1日，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去了香港，行前曾召国民党籍议员到香港集中，造成成批国会议员不辞而别。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指挥下，还把两院档案卷宗全部打包，分批运到香港，使广州国会变成真空状态。到4月上旬，陆续抵达上海的国会议员已达200人左右，而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仍有300余人。

1920年4月6日，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

同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电文，一概认为无效”。

5月4日，广州国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以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之缺。

国民党籍议员在香港举行座谈会，就国会搬往云南或是上海展开了讨论。一部分主张搬到云南，一部分主张搬去上海。

主张迁往上海的人认为，上海是皖系势力范围，而皖系对国民党日益表示好感，自不会干涉国会在上海集中。上海是全国重心，一举一动容易受人重视，耳目灵活，宣传的效果也很大。

而云南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国会迁滇无法号召，在政治上起不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唐继尧在云南一向是关了门做皇帝，是否欢迎国会议员到昆明还不一定。

主张迁往云南的人认为，国会之所以搬迁正是因为受皖系的迫害，当年就是皖系强迫北洋政府下令解散的，现在的安福国会也是皖系一手炮制的，因此国会投奔皖系的势力范围，未免没骨气，所以主张国会迁往昆明。最后，主张迁沪者占大多数。

3、谁代表军政府？

4月8日，吴景濂先动身去上海，筹备国会在上海复会，其他议员也陆续抵达上海。4月16日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试图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按照军政府的组织条例，政务会议须有过半数总裁出席方为有效，现在广州只有岑春煊、林葆怿二人，而林也已宣布辞职，所以国民党认为广州的政务会议不应有效。

6月2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云南代表在孙宅举行会议，吴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辅成也应邀参加。

会议决定由孙、唐、唐、伍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

“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同时他徙，而广州无国会。虽其残余之众，滥用名义，呼啸俦侣，然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即使极其诈术与暴力所至，亦终不出于两广。而两广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没，况云南贵州四川，固随靖国联军总司令为进止，闽南湖南湘西鄂西陕西各处护法区域，亦守义而勿渝。”

从而否认广州军政府和国会。同时责成南方议和总代表即日起与北方议和总代表恢复谈判。

与此同时，广州方面也做出了激烈反应。6月6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

(1)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2)通告北洋政府，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裁资格业经取消。

并发出鱼电：

王楫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此间始终并未承认，而唐绍仪复经撤销总代表，所有唐、王私议之和平条件，不能发生效力。…上海租界内所称之军政府，除唐继尧未就职外，唐绍仪始终未就职，孙文业于八年八月间辞职，伍廷芳于本年三月间卷款弃职，经于五月四日由国会非常会议宣告免职，另行改选。孙、唐、伍三人所有宣言及一切行动，均属无效。

对于广州和上海的态度，北洋直皖两系截然不同。大总统徐世昌和直系对广州的一举一动持赞成态度，而段祺瑞和安福系则对国民党在上海的发展有极大的兴趣。这并非没有原因。

为了各自的利益，直系与桂系结成了联盟，皖系也与国民党互表友好，如今直皖对南方的态度，是双方观点的继续。

4、孙段联合的背景

吴佩孚为了对付皖系，在1919年11月28日与陆荣廷、唐继尧、谭延闿联合签订了具有军事攻守同盟性质的密约——《救国同盟军草约》。

滇桂关系破裂后，直桂又于1920年2月进一步暗商解决时局的五条办法：

(1)由中央（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亲直倒皖）召集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和制定宪法，南北国会停会；（2)西南取消自主，全国公认徐世昌为大总统；(3)中央设弼政、参议各若干人，由各省推荐，中央政府特聘、委任；(4)民国六年(1917年)后所有中夹政府与各国订立之条约、协约、密约及各附件，一律交付弼政院审议；(5)西南各省及海军情形不同，由各当局与中央政府直接商洽议定。

这一办法，既针对皖系与日本，又否定了孙中山的护法旗帜。

与此同时，皖系与国民党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孙中山对段祺瑞一向怀有“好感”，他认为段虽然废弃了约法，是坏法卖国的“罪魁”，但他逼清帝退位，反袁世凯称帝，平张勋复辟，有“三造共和”之功，且段又是中华民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故孙段联合有一定的基础。

直系与皖系，国民党与桂系矛盾激化后，孙段的接触逐渐频繁起来。

1919年9月孙赠书给安福系要员徐树铮、王揖唐，并于沪会见王揖唐及段的使者，孙表示：“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当引为同志。”

是年11月26日，孙中山电贺徐树铮使蒙，28日，孙中山为发动粤桂战争访问日驻上海总领事，曾说：“日本有必要在中国拥有日本党，徜段祺瑞是一位直正的亲日者，自己将立即与其联合”，并恳求日本援助。

由此可见，孙段联合已经接触到实质性的问题。

直桂联盟，孙段联合，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大势已不再是南北对抗，而演变成为南北派系之间新的大联合和大对抗。

5、直奉的联合

段祺瑞将“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并任命自己的心腹干将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扩张势力，觊觎直系地盘的行为，不仅引起了直系的严重不满，而且由于皖系势力向外蒙和西北扩张，对奉系造成一种威胁，因而也引起奉系的不安。

本来张作霖和曹锟互争雄长，并不融治，但在反对徐树铮的共同利害关系上开始结合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随着徐树铮势力的逐渐扩大，他们的地盘地位将岌岌可危，这不仅因为徐的野心极大，阴谋最多，而且恃由日本训练的边防军可以为所欲为。

徐树铮以往不仅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而且曾企图拉拢张作霖的部下孙烈臣、曹锟的爱将吴佩孚。

因此，在张、曹二人的心目中，“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1919年秋冬，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结成了“七省反皖同盟”。七省联盟并且得到了徐世昌、靳云鹏的支持和鼓励。

七省联盟开始时并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段本人，而是集众矢于段氏的灵魂人物徐树铮一人，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希望段祺瑞能够接受忠言，“亲君子而远小人”。

吴佩孚通电宣布了徐树铮的六大罪状：

“邀荣希宠，滥典军符，蒙蔽总揆，胁制元首，以致合肥下野，黄坡蒙尘，国会天绝，都门祸起”；“罪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徐树铮兼而有之。自合肥秉政以来，徐树铮经手所借日款，不下六亿日元”；“安福诞生，结党营私，揽权窃柄，以国军为一系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强分界限，挑拨感情，既思以北图南，而谋削直祸皖”；“以新进后生，擅杀大吏（指陆建章），欺蔑前辈，藐视王章”；“徐树铮黩武穷兵，合肥为积怨之府，徐树铮败国殄民，合肥为众矢之的”。故要“扫清君侧，奠我神京”。

为了避开“以下犯上”之嫌，他指出：

“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固尝眷念私交，不忍遂申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以示曲护。”

而将段置于“误听宵小奸谋”之地位不拟打倒。

但段祺瑞决不会因为外部压力而弃用徐树铮，这不仅因为段深信徐忠诚可靠，更重要的是段的新边防军及安福国会是徐一手包办而直接控制的，去徐无疑是自毁长城，解除自己的武装，将自己置于无权无勇的地位。

由于段与徐具有不可分的关系，于是七省同盟就由“清君侧”而发展到准备“兵谏”阶段，而充当“兵谏”先锋的就是直系后起之秀、与皖系电战不休的吴佩孚。

6、“爱国将军”——吴佩孚

吴佩孚在当时被国人誉为“爱国将军”，甚至“革命将军”，似乎不无一定道理。

综合吴氏在“五四”时期的通电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必须争回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或补签及鲁案直接交涉。

1919年5月24日，当北洋政府决定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后，吴佩孚“乘机崛起，首先通电，请罢免曹、陆、章，惩办国贼”。7月1日，吴又联合谭浩明、冯玉祥、李奎元等通电反对签字：“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

13日，吴又通电反对补签和约：

“此后如再有勾串外人，仍请签字割地者，以卖国论”，“日人对华，向用威吓手段，我政府应镇静以待，勿为所屈”。济南惨案发生后，吴氏再次指出：“山东青岛，系中国公共之领土，非少数人之私产也，况其地当要冲，为我国沿海第一门户，决不能送与外人。故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誓死相争，拒绝签字，非达交还目的不止。”“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键。”“查日人通牒，根据德约，若直接交涉，是承认其继承德人利权也。且通牒援引二十一条，若直接交涉，是承认二十一条为有效也。”

并警告北洋政府：

“今我政府若与之直接交涉，国体何存？人格安在？我国民不惜以牺牲流血之价值，仅博此拒签之余地，若政府遽与直接交涉，是不啻与国民宣战也。”

(2)痛言军人置外患于不顾，从事内战之危害，主张停战议和，整顿南北军队，以强大武力为外交后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亡我之心不断升级，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6月16日，吴佩孚联合西南将领谭延闿、赵恒惕等61人，发表了著名的“删电”，指出：

“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

在7月1日通电中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制后盾，愿效前驱。”

8月25日，又联合潭浩明通电呼吁：

外侮在即，应早日签订南北议和协定，共同对外。随后，在《致国务院请为敌日之前驱》电文中表示：“盖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数用。即以驻湘双方军队论之，官兵屡经战事，实验颇深，以之敌日，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倘中日交涉至不得已而诉诸武力…届时敢请联合湘、粤、桂、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移师对外”。

(3)竭力阻止北洋政府逮捕学生，并力劝其立即释放已捕爱国学生，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吴佩孚首先通电完全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他力言：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

并严正指出：

“古人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如此直言为有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如必谓民气可抑，众口可缄，窃恐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要求释放爱国学生。

(4)必须用武力推倒安福系、交通系、皖系卖国党，从而树立一个良善的政府，富国强兵。

从以上所述，足见吴佩孚既与媚外的安福、交通、皖系军人、官僚、政客形成鲜明对比，又与人民群众的“三罢”斗争相呼应，具有爱国抗日的动机，对于达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两大目标和促进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力”作用。时评称颂吴佩孚支持“三罢”的言行是“赤诚爱国”，“大义昭然”之举，这虽然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吴具有爱国之心。

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时评指出：军人吴佩孚的表现具有“卫国御侮的决心”。

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派代表赴衡请愿时称赞吴佩孚：

“自将军以战胜之师，首倡和议，次争外交，继斥安福之祸国，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

蔡和森在评价吴佩孚在五四时期的表现时指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新旧交通系的卖国，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行动总像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吴佩孚在五四风潮中肯定带有派系私图，但在当时派系互相倾轧的情况下，为自身和本派的利益考虑，对此也不能过于苛求。吴佩孚反对安福系、交通系、皖系卖国，主张南北和议，要求撤防北归，正是其爱国之心和派系私图结合的表现。

7、直桂同盟的形成

吴佩孚在1919年秋天一再电请撤防北归，而北洋政府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置之不理。因为段祺瑞、徐树铮十分清楚：以前吴师驻防衡阳，可作皖系集团统治北方的“南天柱石”，是无与匹敌之师。

吴师一旦撤防，无疑是敞开南天大门，南军随时随地可以北伐进取，使段、徐“武力统一”政策彻底破产；而吴军北归，又等于“反戈一击”，并直接形成对控制中央政权的皖系军人集团的致命威胁。

因此段对直军撤防的要求采取延宕的手段。

吴佩孚既决心采取自由行动，北洋政府批准撤防与否都不相干，而且大总统徐世昌亦有暗中支持之意。

1920年3月初，吴氏开始撤案卷、行装、器具及军佐眷属700余家，3000余人，过长江北返。同时公开发布撤防北归的布告，禁止士兵随意请假，以为大部队撤防的前奏。

21日，段授意国务院连电吴及曹，不准自由行动，制止吴部开拔。然吴表示撤防“志决议定，断无变更余地”。

曹锟也复电说：

“现该军军官眷属等业已北上，归志已决，无法挽回，务请速发欠饷及开拔费，并电令湘督拔队接防，迫切待命。”

吴佩孚撤防北归计划，受到西南军人的欢迎。早在1月30日，军政府决定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先付30万，其余30万留待开拔时付清。

吴与军政府相约，当直军开拔的时候，湘军立刻行动起来接收直军的防地。吴还与南军共同组织“救国同盟军”，制定在推翻皖系后另组南北统一政府的计划。直桂两系的同盟已经进入到采取行动的阶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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