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我国对欧投资进入新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绿地投资超过并购投资成为主流、新能源产业链成为主要领域，以及投资区域从传统三巨头德、法、英转向中东欧，匈牙利一跃成为吸引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欧洲国家。相比东南亚或其他地区，欧洲基础设施更完善、营商环境更友好、补贴力度更大，然而，中资企业对欧洲市场也不宜盲目乐观。社会环境风险不断积聚、欧盟委员会对外资审查力度日益加强以及各国对华态度亲疏不一，这些因素都会对中企投资带来挑战。

一、我国对欧直接投资的新特征

近年来，我国对欧洲（本文特指欧盟和英国）直接投资呈逐年下滑趋势。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统计，2023年我国对欧直接投资（仅包含非金融类投资，下同）68亿欧元，降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16年475亿欧元的峰值相比差距较大。

这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6年之后即见顶回落，特别是受到疫情的意外冲击，另一方面也由于东盟、墨西哥等新兴市场成为新的投资目的地。不过，欧洲仍然是中企青睐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对欧投资总额下滑的同时伴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

（一）从类型看，绿地取代并购成为主要投资方式

2022年，我国在欧洲的绿地投资为45亿欧元，首次超过并购交易的34亿欧元，占比上升至57%，2023年绿地投资份额进一步飙升至78%，并购投资进一步缩小。

大额并购交易明显收缩，原因之一是我国加大了对不理性对外投资行为的合规性审查。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纪录地达到近2000亿美元，且以并购交易为主。时任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在答记者问时提到，2016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呈现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出现了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异常情况。随后，监管部门加强了对跨国并购真实性、与主营业务相关性等方面的审查。2017年，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由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此轮监管对投资欧洲的影响较大。

原因之二是欧盟日益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欧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尤其是被欧盟认为有战略目的的国有企业投资占比较高。如2016年峰值时期，我国对欧并购交易68笔，10亿欧元以上的项目共计16笔。与此同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开始呼吁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应对外资大量涌入可能导致的经济安全风险。2020年，《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应运而生，旨在建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审查集中在关键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通讯、数据处理或存储等）、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等领域。受此影响，2023年我国对欧并购下滑至8笔，未有项目金额超过10亿欧元。

随着并购投资大幅收缩，绿地投资凭借其低敏感度、高经济贡献度等优势快速崛起。相比并购投资，绿地投资具备以下优势：一是政治敏感度低，不涉及获取或改变现有企业的控制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东道国关于产业安全和企业控制权的担忧；二是更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发展，能够带来产出、技术、管理经验、税收、就业机会，东道国对此常持欢迎态度；三是有利于规避关税、开拓境外市场，欧盟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区域，也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区域，在欧洲直接投资建厂，不仅能规避贸易壁垒、降低运输成本，还有利于企业深入了解欧洲市场进而提高渗透率。

（二）从产业看，绿地投资集中在新能源产业链，并购投资集中在医疗保健、消费娱乐等领域

1、绿地投资以新能源产业链为主

据荣鼎咨询统计，2023年，我国对欧洲新能源产业链的相关投资共计47亿欧元，约占投资总额的70%，较2022年的29亿欧元增长60%。相比之下，我国对欧洲的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急剧下滑，而这些领域在2017年之前一直主导着对欧投资。

对于中资新能源企业而言，欧洲有其独特吸引力，基础设施完善，营商环境良好，更重要的是，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能源安全问题浮出水面，绿色转型的诉求变得更加迫切，因此，欧洲对在新能源领域极具竞争力的中国投资较为开放，中资企业也可以平等享受欧盟对新能源行业的补贴。欧洲的情况与美国推动的去中国化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降低通胀法案》规定，享受补贴的新能源汽车必须在北美组装，50%的电池材料和关键矿物必须来自美国，且将在2027年禁止从宁德时代、比亚迪、远景、亿纬等6家中国公司采购电池。

新能源电池是最主要的投资行业。早期，资源短缺是国内新能源电池行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对外投资集中在电池的上游原材料领域，主要投向印尼、智利、刚果等资源国的矿产。近年来，发展至直接在终端需求市场建立电池制造工厂。自2018年起，中国电池公司已宣布在欧洲投资175亿美元，到2030年，欧洲工厂的预期产量将达到电池总产量的20%。其中，宁德时代、远景动力和蜂巢能源科技三家企业的投资规模最大。继在德国图林根州投资18亿欧元建立首个欧洲工厂后，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资73亿欧元启动建立欧洲产能最大的电池工厂，并宣布将在西班牙建立第三座工厂。

上游电池材料生产商和下游新能源汽车生产商亦抱团出海。电池材料方面，上海恩捷新材料是宁德时代锂电池隔膜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其在匈牙利投资3.4亿欧元建立的工厂已于2023年投入运营。负极材料供应商璞泰来和正极材料供应商杉杉分别宣布了其在瑞典和芬兰的投资，预计将于2024年破土动工。新能源汽车领域，吉利旗下的沃尔沃汽车工厂落地捷克，比亚迪在匈牙利的工厂已于2024年开工。

2、并购投资集中在医疗保健、消费娱乐、信息通信等行业

除了新能源行业之外，消费娱乐、医疗保健、信息通信三大行业对中资吸引力始终较强，2021-2023年均吸引中国投资31亿欧元，相较过去十年的年均60亿欧元下降了一半，但比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商业服务等行业90%的降幅要温和的多。

我国对医疗保健行业的投资规模仅次于新能源，但受到了欧盟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2021-2023年年均投资7.4亿欧元，略低于过去十年的9.9亿欧元，医疗设备和生物制药是两大主导行业，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主。绿地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如药明康德在爱尔兰建设了两个生产基地。2020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欧盟意识到提高医疗健康产业自主安全和竞争力的必要性，而外资并购可能带来潜在风险，因此强化了对非欧盟投资者在医疗健康等领域并购交易的监管。2023年，欧盟委员会将生物技术列为其经济安全战略的四大关键技术。2024年4月，宣布启动中国医疗器械采购的市场准入调查。今后，医疗健康领域的大额并购将面临更大阻力。

消费娱乐行业主要由几笔大额并购支撑，监管风险较小。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统计，2011年以来，中国对欧洲超过1亿美元的消费娱乐行业投资中，消费和娱乐项目数分别占比60%和40%。2020年以来共计11笔投资，主要由高瓴资本收购飞利浦的家电业务、腾讯收购视频游戏工作室相扑数码和法国维旺迪旗下的环球音乐集团三笔数十亿欧元的大额并购主导。欧洲的娱乐消费业发展较为成熟，市场广阔，且并购敏感度较低，目前较少遭受欧盟监管审查。 

信息通信行业的绿地投资占比上升。2021-2023年，我国对欧洲信息通信行业的绿地投资占比由前五年的10%上升至45%。近年来，欧盟频频以保护经济安全为由对信息通信行业设置进入壁垒。例如，2020年，欧盟建议成员国限制将华为、中兴等高风险5G供应商参与其电信网络的核心部分建设，2023年更是要求成员国从5G基础设施中排除华为和中兴。今年2月份，欧盟指控TikTok违反了《数字服务法》并对其开展调查。为应对欧盟的数据监管，2021年以来华为、TikTok相继在爱尔兰新建数据中心，但此举能否奏效尚有待观察。

（三）从国别看，匈牙利吸引了最多的中企投资

大规模的新能源产业链投资导致中国投资在欧洲的区域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匈牙利成为最大受益者。

2023年，中欧成为我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仅匈牙利一国占比便高达44%，首次超过传统“三巨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2012-2021年，我国对匈牙利年均投资仅8900万欧元。近几年，受宁德时代、华友钴业等电池企业大规模的绿地投资拉动，我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骤增，2022年为15.1亿欧元，2023年翻番至29.9亿欧元。目前，我国对匈牙利投资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新能源产业链，除宁德时代、华友钴业外，亿纬锂能、科达利、恩捷股份等电池企业，蔚来、比亚迪、上汽名爵等车企陆续布局基地；二是电子制造，华为、中兴、海信、TCL、创维、联想等中国企业都在匈牙利建设了生产线或代表处。 

2023年之前，法国、德国、英国是吸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其占比一直维持在53%左右，2023年，“三巨头”占比则下降到35%，投资金额从2022年的45亿欧元降至24亿欧元。尽管流量有所下滑，但这些国家中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比仍超过一半（55%）。除了匈牙利和“三巨头”，其它欧洲国家获得的投资较少，2012-2021年间，这些国家吸引了约一半（48%）的中国投资，2022和2023年分别降至15%、20%。

 匈牙利之所以受到中资企业青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始终保持对华友好路线。匈牙利欧尔班政府提出的“向东开放”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匈牙利是首个同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人民币清算行的欧洲国家。2023年，我国继续保持匈牙利在欧盟之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基础设施合作方面，匈塞铁路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匈牙利，就《中国—匈牙利共建“一带一路”第三轮重点合作项目和事项清单》达成一致，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预计两国合作将迎来新高峰。

 二是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匈牙利全球排名第52位。地理位置上，匈牙利处于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是通往中欧和东南欧的门户；税负和优惠政策方面，匈牙利是企业税率最低的欧洲国家之一，近年来还多次修订《外国直接投资法案》，为外国企业在匈发展提供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租金折扣等多重优惠政策；人力资源方面，匈牙利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技术熟练且相对低廉，成本与效率兼具（欧盟最低工资的数据）；此外，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法律监管框架、发达的金融体系亦为外资企业在当地展业提供了便利。

三是制造业体系完备。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以加工制造业融入了以德国等发达国家为链主的产业链体系，促进了汽车及零部件、电子、制药、物流等产业发展，奠定了其在欧洲生产基地和物流集散中心的地位。匈牙利投资促进局数据显示，2023年，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共涉及209个项目，创造超过1.9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汽车、电子行业保持领先，合计贡献了九成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和新增就业岗位。世界主要汽车供应商、电子设备制造商均在匈牙利设有生产基地。

四是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2019年，欧盟委员会推出《欧洲绿色新政》，提出向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在欧盟绿色转型政策框架下，2020年，匈牙利政府批准了新的《国家能源战略》和《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以清洁、智能和廉价能源为战略支柱。推动传统汽车工业向电动汽车转型便是匈牙利践行新能源战略的关键举措，匈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汽车电动化转型在汽车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以改善其在欧盟内部的边缘国地位。此外，在核电技术研发和核电站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制造和电站建设等方面，中匈两国均有一定的合作空间。

匈牙利对外商直接投资可提供最高不超过投资总额50%的现金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产业采取更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就业补贴、培训补贴、购置补贴、以及匈牙利政府或欧盟专项补贴等。近期，匈牙利政府推出一项价值600亿匈牙利福林（合12.4亿人民币）的电动汽车补贴计划。在新能源行业，匈牙利此前所依靠的德国汽车制造商优势不再，中资汽车产业链投资匈牙利面临难得的契机。但我国并非唯一加速进场匈牙利的国家，2019-2022年，韩国超越德国成为匈牙利的最大投资国，2023年我国超越韩国位居第一。来自亚洲国家的投资占据主导意味着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我国对欧直接投资的趋势展望

（一）中欧加强投资合作符合双边利益

当前，国际政经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从经济发展逻辑来看，中欧深化投资合作有条件、有基础且符合双边利益。

首先，欧洲有通过吸引中国投资锻造国内产业链韧性的诉求。过去，欧盟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主要体现在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粮食高度依赖乌克兰。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价格高企，欧盟制造业遭受重创，大量制造业工厂被迫减产或关闭。美国以相对低廉的能源价格、制造业回流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尤其是德国企业，2022年从德国净外流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1250亿欧元。德国作为欧洲制造的火车头，其制造业羸弱势必危及整个欧盟的制造业产业链，2022年7月以来，德国和欧元区制造业PMI已连续25个月低于荣枯线。

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加强经济及其供应链韧性、在关键技术领域强化战略自主性已成为欧盟新的优先事项。欧盟于2021年发布的《贸易政策审议——开放、可持续和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提到中欧竞争合作并存，竞争主要体现在贸易和跨境并购领域。近期，欧盟基于《外国补贴条例》频繁对中国商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对关键领域的跨境并购审查也在逐步收紧，但随着欧盟各国投资审查立法出台，红线变得更加清晰，反而有助于在非敏感行业和区域开展并购。合作领域之一是绿地投资，中欧绿色产业的互补性较强，并且，欧盟出台了《关键原材料法》和《净零工业法》对绿色产业进行补贴，可能会吸引更多新能源企业赴欧建厂，投资行业将从电池制造逐步扩展到价值链的上下游部分，欧盟对脱碳的关注也为光伏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其次，中国方面，欧美贸易制裁加剧、内需偏弱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有望加速，欧洲市场具有较强吸引力。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我国出口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继特朗普政府发起关税战之后，拜登政府推行“小院高墙”战略，中美贸易关系已严重受挫。若特朗普再次上台，极有可能实施全面关税。欧盟近期也宣布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在10%关税基础上加征最高37.6%的额外关税，但该领域的贸易争端只是冰山一角，今年以来，欧盟陆续宣布对产自中国的移动式升降作业台、风力涡轮机、生物柴油等商品发起反补贴调查，贸易摩擦呈现多点爆发的趋势。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今年上半年，出口亦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强有力支撑。若出口受阻，将有更多企业选择以产能转移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以规避关税、开拓市场。从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凭借其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资制造企业，与东南亚相比，欧洲缺乏成本优势，但市场需求旺盛、补贴力度大、营商环境更友好，对企业亦不乏吸引力。

（二）欧洲市场的风险亦不容忽视

欧盟的投资审查机制仍在持续收紧。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发布了新的“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审查力度、扩大审查范围，以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技术变革加速给欧洲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欧盟鼓励成员国推动投资审查立法的努力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截止2024年，27个成员国中已有24个通过立法。近期欧盟又建议成员国将绿地投资纳入审查，但相关法规不会很快出台，企业投资欧洲仍处于窗口期。未来，中国企业要做好面临更严苛监管环境的准备，密切关注政策演变，制定好中长期战略规划以应对合规风险。

欧盟内部对华态度存在分歧。近几年来，欧洲对华态度有所转向，历时七年谈判、于2020年底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因此被搁置。其中，欧盟前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对华持相对友好态度。中德两国经贸合作范围广、程度深，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奔驰、宝马、大众仍在大举对华投资。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同“一带一路”战略，期待中国增加在法国的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意大利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开拓工业合作。不过，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单个国家的政策与欧盟政策可能存在不一致，此外，欧盟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

匈牙利与欧盟之间的政治冲突可能波及中国企业。自2010年欧尔班政府上台以来，匈牙利坚持奉行“和平使命”战略，在难民收容、对乌援助、对俄制裁等问题上，公开反对欧盟立场。近期，欧洲法院因匈牙利违反庇护和移民规则而罚款2亿欧元，欧盟因匈牙利未能有效治理法治和腐败问题而继续暂停部分财政补贴。欧洲议会曾试图阻止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实际未能奏效。欧尔班政府承诺将竭力维护欧盟对华关系，承担中国投资进入欧盟的门户角色。然而，由于频繁挑战欧洲主流价值观，匈牙利正面临被欧盟边缘化的风险，在匈经营的中资企业也难免受到不利影响，例如可能无法享受欧盟层面的补贴和优惠政策。

除了政治风险之外，社会环境风险亦值得关注。中欧文化差异较大，在绿地投资过程中，注重“经济逻辑”，忽视“社会逻辑”，也会导致投资失败。2022年，宁德时代宣布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市投资73亿欧元建立欧洲最大电池制造厂，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分歧。当地居民因环保、供水、用工等问题将宁德时代告上法庭，匈牙利最高法院因此撤销了宁德时代的应急管理许可，该项目由此陷入停滞。当前，绿地投资已成为主流，而制造业天然会对环境造成压力，易引发社会舆论。中国企业出海欧洲需打破经济利益优先的思维惯性，重视树立社会形象，通过与公众沟通协调以最大限度缓解对居民生活环境的负面影响。

三、商业银行助力企业赴欧投资的策略建议

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列为未来五到十年的改革重点，并特别强调要“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政策支持下，企业“走出去”面临广阔发展空间。企业出海离不开商业银行协调配合，这不仅是商业银行助力国家战略、承担金融机构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势下稳息差、增收入、提高盈利能力的破解之道。当前，企业对欧投资迈向2.0时代，商业银行要加强研判、紧跟时势，因地制宜提供本地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更好发挥金融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效能。

加强对欧洲区域的国别研究。欧洲各国政策和市场环境差异较大，对欧投资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区域选择和战略布局。商业银行需对欧盟整体及成员国的政治生态、引资政策、营商环境、产业结构等进行深入研究，为企业提供战略投资咨询服务；通过在特定国别建立分支机构或对接代理行，为企业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的金融服务；通过搭建跨境合作平台，促进中国企业与欧洲当地企业、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的交流与合作，帮助企业更好融入东道国市场。

加强跨境投资风险管理，积极开展ESG跨境融资。由于普遍缺乏境外项目环境社会风险评估体系，社会环境风险已经成为中资企业对欧投资面临的一大阻碍。2021年，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鼓励对外投资企业履行绿色社会责任。商业银行也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敦促投资者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重要关切与诉求，并以更高标准诸如国际良好实践以及ESG、《赤道原则》为基准开展相关投融资业务，降低日益严峻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实现包容性的绿色发展。

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链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欧洲投资已基本覆盖全产业链，围绕动力电池产业链所展开的绿地投资是中企在欧洲投资布局的主力。商业银行可以开发创新绿色融资工具，通过多元的融资框架，结合公司贷款、项目融资、股权和担保等产品，为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助推优质的新能源企业出海。注重对客户综合开发，延伸开拓新能源上下游配套企业，进行链式开发，开展公私联动开发，挖掘财富管理客源，提升综合收益。

优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强监管趋势下，“小而美”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商业银行可设立针对民营企业的专项贷款产品，提供更灵活的贷款条件和审批流程。通过提供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增级服务，降低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和风险。提供包括国际结算、外汇管理、全球现金管理在内的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务，帮助民营企业更高效地进行国际交易和资金运作。目前，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已专门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行动方案。

拓展绿色债券融资渠道。欧洲对新能源项目的补贴和支持力度较大，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新能源项目时，可以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来筹集资金。商业银行可协助企业利用欧洲成熟的绿色金融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例如，为企业提供绿色评级服务，评估项目的环保效益，提升绿色债券的吸引力和信用等级；提供专业的法律和合规咨询服务，确保绿色债券的发行和管理符合国际标准和当地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