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不但面临经济发展的现实困难，也在意识形态和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上面临着各种挑战。
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如何对外坚定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信心呢？不断会见有影响力的工商界人士，并借此对外传递信息与信号，是他的一个基本动作，也可以说是一个妙招：
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幕不到1个月，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会见了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
这五位都是当时中国工商界最有影响力和风向标意义的元老级人物，人称“五老”。
邓小平开门见山：“十年动荡，让国家遭受了不可避免的损失，如今国家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要向五老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情况。”
他说，耽误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作为工商界的五老，大家对搞好经济建设一定有很好的建议，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共同为改革开放和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出力。”
正式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还专门摆了“五老火锅宴”，继续跟大家边吃边聊。
在此之前，邓小平就曾表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愿意把钱借给我们，一起发展，我们却不干，非常蠢。席间，他再次重申了要利外国资金和技术，吸引华侨、华裔回来搞建设的想法，并且特别“点将”了荣毅仁，请他牵头想出一个打开局面的具体办法。
习惯称荣毅仁为“荣老板”的邓小平，边吃边开玩笑说：“荣老板要做大生意啰。”
此后不到一个月，荣毅仁就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希望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办一个信托公司。
邓小平对《意见》十分赞同，让抓紧落实：“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荣毅仁亲自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0月4日，邓小平接见了中信第一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
李嘉诚、霍英东、马万祺等港澳商界顶流，都在董事名单中。
在中信的发展中，邓小平也一直鼎力支持，主要方式，还是不断会见有关人士。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了中信接待的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企业家代表团。也是在那次会见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他说：
“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还曾给荣毅仁一个特别任务：将全球荣氏家族组织起来，回国参观访问一次，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接待，共谋发展之计。
1986年6月18日，200多位海外荣氏亲属齐聚北京。邓小平亲切接见了他们。他说：
“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现在我们有些条件还不怎么好，这不要紧，以后会逐步改善。”
除了“五老”这样的工商领袖，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对国内新萌芽的工商业者同样是格外关注，鼓励加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当属，持续10多年力挺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为夹缝中的私营经济做最坚强的后盾。
霍英东1964年国庆就在北京得到了邓小平亲自接见。改革开放后，他成了第一个回内地投资的港澳企业家，也成了邓小平最为重视的商界好朋友，一个“桥梁”与“窗口”。
据霍英东回忆计，邓小平一共与他有过15次单独会面。这其中的多次会面，都成了外界观察中国，以及中国吸引外商的风向标。
霍英东曾先后在中山投资了中山温泉宾馆，在广州投资了当时最先进的五星级白天鹅宾馆。这期间，他不但遇到包括水电气在内的现实问题，也遭遇了很多意识形态的冲击。
比如，白天鹅试营业的开幕礼上，霍英东曾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只要体制改变了，只要不再‘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外国人办得到的事情中国人也办得到。”
这个演讲传到社会上，让一些人鼓舞，也让很多人拍案而起，说他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关键时刻，邓小平去了。
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入住了中山温泉宾馆。他不但称赞霍英东，“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还在一次爬山途中留下了那句广为传播的名言：
“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1985年，邓小平下榻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宾馆项目——白天鹅宾馆。
据霍英东回忆，参观白天鹅的过程中，邓小平几乎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看，直到抵达28层，俯瞰着珠江夜景的他，突然转身拉着霍英东的手，用地道的四川话说：
“谢谢你，白天鹅，好！”
1987年，邓小平还在北戴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之后5年，霍英东都有到北戴河。
1978年秋天，已是“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写信给内地有关部门，希望回来探亲。
信很快被传到邓小平手上，并促成了广受外界关注的：“世界船王的破冰之旅”。
据包玉刚回忆，邓小平一开口就深深地打动了他：“欢迎你，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嘛！”
会见中，邓小平向包玉刚介绍了中国将重启中国现代化建设航程的基本国策，也表达了希望包玉刚为内地现代化贡献力量的期待。
被鼓舞的包玉刚回到香港后，作出了一个令内地不知所措的决定：以父亲名义捐款2000万美元支援内地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建一座帮助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饭店——兆龙饭店，在上海交大建一座图书馆。
这可难住了有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只有“援外”，基本不接受“外援”，更何况，包玉刚还是位大资本家，谁敢要他的钱？
事情怕来怕去，最终由邓小平拍了扳：“别人怕‘接’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此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同包玉刚见见面。
1984年8月，他在北戴河听取国务院领导汇报宁波工作时，提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包玉刚这个宁波人。
当年10月，包玉刚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宁波，决定利用宁波港的优势，建设大型钢厂，发展重化工业，并有了捐款5000万元，资助宁波成立一所大学的想法。
两个月后，包玉刚带着他的想法来到北京，邓小平对他的提议十分称赞：“你真热心，好！好！这是件好事情。”并接受了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
1985年10月25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包玉刚捐赠的——北京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
1986年4月21日，邓小平会见了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包玉刚，向他阐述“一国两制”构想。
因为包玉刚在全球航运业有风向标影响力，邓小平还特别动员他，支持中国航运与船舶业发展，甚至亲自与他谈生意：让中国有关部门和他签订了1亿美元的出口船合同。
此后，李嘉诚、曹文锦、赵世光、董建华等香港企业家，都开始到内地买船，或者投资港口与航运业务。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阖然长逝。邓小平翌日即发唁电：惊闻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
1986年6月18日会见完全球荣氏家族的第三天，即1986年6月20日，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嘉诚。
那也是他第一次单独接见李嘉诚。
当时，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兴办的汕头大学已经正式成立。邓小平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了高度肯定：“你资助教育事业这件事，很值得赞赏，因为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很需要支持。你对国家提供的帮助是扎扎实实的，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李嘉诚说，汕头大学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中国的四化建设能不能搞好关键是人才问题，自己将继续支持内地的教育和卫生事业，而且希望汕头大学能够办得更开放一些。
邓小平第二次会见李嘉诚是1990年1月18日。当时，邓小平已经退休，但国家刚刚经历一场比较大的风波，所以依然忙个不停。
那次会见中，邓小平向李嘉诚介绍了内地的最新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问题，也谈到了香港回归的问题。
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首先要稳定，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也靠稳定。中国头号问题是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
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还专门对英国的趁火打劫强调了立场：“中国绝对不能软，不能让人认为中国会屈服，能制裁得了。”
也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对李嘉诚说，他希望自己可以活到1997年。
“我活到一九九七年，就是要等到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79年，访问美国的邓小平遇到了不请自来的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当哈默准备请翻译介绍自己，他却抢先套起近乎：
“你不用给我介绍哈默博士。”“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交流中，邓小平邀请哈默访问中国，但哈默说，中国不允许私人飞机，而他年纪大了不适合做商务航班，邓小平马上告诉他，“我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从此，哈默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并很快与中国合作了山西省平朔矿区安太堡露天煤矿项目。对这个当时中国的最大外资项目，邓小平也是给予了全程关注。
立项时，邓小平告诉有关部门，“应当作为专题拍板，不要一家一家汇报，转圈圈。”项目达成，他第六次会见了已经89岁的哈默，并为改革开放和吸引外资全球圈粉：
“中国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建成又一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中国要发展，离开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今后我们要更加开放，还要加快改革的步子。”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专门会见了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
会见中，范尔霖表达了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以及希望同中国金融界加强合作的意愿。邓小平则委婉表示，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但——
还要看是否有勇气。
期间，范尔霖还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可以在纽交所通行无阻的纽交所证章，以及一本纽交所的证券样本。邓小平则回赠他一张刚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新中国第一支股票——飞乐股票。
事后，范尔霖专门飞到上海，自费2000美元请上海市公安局的警车开道，办理了这张价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过户手续。
中国要推行股份制，建设资本市场，也因为这张股票，迅速成为重大国际新闻。
在改革开放形象或信心受到冲击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则会加倍接见工商界著名人士，释放清晰且坚定的信息，厘清杂音和疑虑，夯实信任与信心。
比如，在特殊的1990年，他就一次次会见企业家，一次次发出最强音。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除了表扬谢国民“你们弟兄几个的名字起得很好，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这说明你们很爱国啊！”以及勉励正大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他着墨最多的就是介绍国情，重申国策与国家利益。他——
既强调了“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也强调了“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既强调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也强调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
既强调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强调了：
“中国是垮不了的。”
他说，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并掷地有声：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
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又会见了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期间，他肯定了海外华人对新中国诞生与改革开放的贡献，重申了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政策，自信地预见了中国将成为亚洲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国家，并对当时图谋不轨的台湾敲警钟：
“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这不行……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邓小平与企业家们的这些交流交往，对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不但进一步强化与普及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把这些实实在在的建立在了真实的人心与民心之上。
甚至可以说，反对个人崇拜的他，从内心深处清楚，无论外部，还是内部，都会通过对他个人的观察，来观察与评估中国的走向：人们会看各种官方会议与政策文件，也更会看领导人的实际言行，尤其是相对私下的。
他反对把自己神话，但却巧妙地利用着他的个人影响力，将自己变成了外界观察中国的权威窗口，而且开放透明地增进着世界对他，对中国的信任与信心。
他所会见的工商界朋友，也都是各个领域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这双重影响力的加持，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断打破旧束缚，形成新格局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很多被他接见，或者受他影响的企业家都曾公开表示，他们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邓小平先生的信任与敬仰，尤其是相信他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能力与决心。
邓小平能赢得这些人的信任与敬仰，也不是因为他职权力量，而是因为他的真诚与务实。尤其是他从内心尊重这些人，尊重他们的知识，能力和创造力，尊重他们的社会价值与贡献，尊重他们的发展与利益。
他不是做高高在上的宣讲，而是努力平等对话，是真正的交流，沟通。他善于直击核心且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更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他告诉这些人，中国要怎么做，也求教这些人，中国该怎么做？
他说，“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资本家的帽子要给别人摘掉。他欢迎全球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发展，勉励他们为中国做贡献，但转身又告诉他的同志们：“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
会见争议人物澳门“赌王”何鸿燊，对方怯生生跟他打招呼：“邓大人好”。他春风满面一句：“何先生，恭喜发财！要继续努力啊！”被亲切懵了的何鸿燊，半晌才回过神来：
“我一定继续努力！”
他会见美国著名华人企业家，王安电脑董事长王安，见面就说人家“你在美国很出名，现在家大业大。”但马上又是一句：
“这都是你自己奋斗出来的呀！”
他说中国绝不称霸，他对中国的朋友也从不画圈。只要对中国有利，他都欢迎；越是对中国有利，他越是欢迎，越是上心。
他对哈默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些经验，通过与你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过去空话太多，没有益处。”
1979年中美刚一建交，他就急不可待地访问美国。有人在飞机上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他回答：“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那些年的邓小平，世界交友，全球化缘，甚至见钱就眼开，见到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大企业家就想去拜一拜。“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美国，他请哈默们帮中国搞建设；
在日本，他冒雨参观松下工厂，然后像个忐忑登门求助的老人：“松下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最终，他换来的不只是这些企业家的信任与敬仰，也是这些企业家，以及这些企业家能影响的更多企业家，纷纷前往中国投资、发展，于现代经济的大白纸上起宏图。
这些人不只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带来了对中国市场经济意识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启蒙，对创业方法论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茁壮，带来了中国经济崛起史诗的浩荡序章。
为达到这一目标，邓小平从不忌讳跟企业家做朋友，也不怕别人批他是“走资派”。他说：“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都很有利嘛。”
注：文中事实参考《邓小平文选》、《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公开报道，及相关企业家回忆录或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