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松：晚清海关海防专款数据新考——兼论计量史学应如何计量
文摘
2024-12-23 16:59
北京
摘 要：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被誉为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最重要、最经典的基础性工具书，但其对海防专款的统计并不完全可靠，甚至出现不少误差。误差产生根源在于汤著大多只根据海关税奏销资料中各财政名目的字面义进行归类，导致统计的海防专款数据中混入其他财政款项或出现遗漏。在经济史学领域运用计量史学法时，学者不仅应在主观上充分意识到历史数据的复杂性及其与历史真实可能存在的距离，更应加强对历史数据背后史实的考证，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循名求实，复原历史数据的本来面貌，避免统计误差。关键词：海关税 海防专款 汤象龙 计量史学 循名求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开始运用计量史学法编纂以数据统计图表为主要内容的工具书。汤象龙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曾于1930—1942年主持摘录清季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数据，将其按性质归类统计，又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加以完善，最终完成内含118个统计表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下文简称“汤著”）。罗尔纲指出汤著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统计资料”，谷霁光认为汤象龙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统计方法、利用统计资料”，“是很好的典范”。目前学界已有对汤著进行校勘的成果，指出汤著存在摘抄标准不统一、偶有笔误、财政年度表述不清、统计口径套用近代财政概念、部分统计口径前后不一等问题，但总体上仍给以较高评价。如倪玉平视该著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也是经典性的基础性工具书”，“仍然是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任智勇指出该著是“清代财政史研究者在涉及关税数据时的必读书目”和“关税收支数据引用的主要来源”。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性工具书，对汤著统计数据的校勘辨析十分重要。汤著所据海关税奏销资料中，收入项较简单明确，但支出项特别是各类京、协饷名目烦琐且复杂多变。相对于倪玉平对汤著部分海关税收入数据的校勘补正，任智勇《〈中国近代关税收入与分配统计〉校勘记》（下文简称“任著”）主要核对浙海关的收入和支出数据，不仅注意到奏销资料中财政支出名目的复杂性和统计的易错性，还在方法论层面提出“循名求实”原则，是针对汤著最具代表性的校勘成果。但是，循名求实地统计校勘晚清财政数据，须以对财政名目、财政数据相关史实的充分考证为基础。任著意识到循名求实的重要性，提醒学界谨慎对待汤著数据，并纠正汤著统计存在的部分错误，但其史实考证似不够深入、未能完全做到循名求实，也就难以全面厘清汤著的统计疏失，反而认为汤著是“晚清财政收支最详尽、最准确的研究”之一，“若从数据准确性的角度而论”，汤著更“远超”其他计量史学著作。因此，对汤著统计、任著校勘实有再加商榷的必要。本文拟以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二十年的海防专款为例，首先循汤著、任著对“海防经费”的说明，明确他们所称“海防经费”即南北洋海防专款；其次加强汤著、任著有所疏失的史实考证，辨析各类海关税奏销资料中真正属于海防专款的部分，对相关数据重加统计校勘；最后基于对海防专款数据的再研究，就循名求实原则以及计量史学如何计量问题，提出一些认识，敬请方家指正。海防专款是晚清财政新设名目。受日本入侵台湾刺激，清政府于光绪元年命沈葆桢、李鸿章督办南北洋海防，当年七月开始从江海等关四成洋税项、浙江等省厘金项中常年划拨专款，供南北洋海防建设之用。海防专款原直接解往南北洋，光绪十一年底改归新设海军衙门统一调拨，成为后者常年经费的一部分。按光绪元年奏案，海防专款每年约353万两，但李鸿章、户部等多称有400万两，后世学者亦普遍采用每年400万两的说法。在晚清财政奏销资料中，海防专款对各省厘金、各关海关税来说，系“开除”项的支出名目；对南北洋、海军衙门来说，系“新收”项的列收名目。汤著、任著以及本文皆以浙海等关的关税奏销资料“开除”项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正确辨认海防专款并尽可能准确地进行统计校勘。任著认为，在校勘汤著海防专款等数据时，“不可独树一帜”，应“尽量在汤先生的思路内探求其合理或不合理”。查汤著及遵循“汤先生的思路”的任著，所称“海防经费”即光绪元年开始划拨的南北洋海防专款。汤著对“海防经费”的说明如下：清政府……1875年（光绪元年）正式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同时，总理衙门和户部会议奏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各二百万两，从江海、浙海、闽海、粤海、津海五个关的四成洋税及浙江等省的厘金内拨解……1885年（光绪十一年）……设立海军衙门，并首先加强李鸿章负责的北洋水师。同时海防经费不再分解南北洋大臣，而统一拨归海军衙门作为常年饷需经费。
任著认为，在校勘汤著海防专款等数据时，应“循名求实”，“从奏销折的收支款目出发，从其名目中查照与汤先生契合或凿枘之处”，因为“清代财政的开支款目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各款名目字面相近而意义相差甚远，还表现在同一款目在前后会有不同的变化……如对清代财政情况不是特别熟悉，统计时常常难免发生误差”。本文赞同循名求实原则，但就海防专款的沿革来说，汤著、任著对相关史实未加充分梳理，认识颇可商榷。第一，汤著认为参与拨解海防专款的海关有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统计时包括潮海关）、津海关，此论有误。查光绪元年总理衙门、户部原案，承担海防专款的海关没有津海关。第二，汤著认为自光绪十三年起，“芜湖、九江、镇江、江汉等关也指拨海防经费”，此论有误。汤著以为海防专款者，实为芜湖等关从洋药厘金税中新解给海军衙门的两个财政名目，多被称为海军衙门“常年经费”和“新增经费”。海军衙门“常年经费”始于光绪十三年，系海军衙门除海防专款、雷正绾军饷之外的第三项常年进款，每年65万两。该款的划拨与海防专款有一定关联，但主要供东北练兵支出。海军衙门最初筹议东北练兵经费，即谋取光绪十一年新加征的洋药厘金税，称“新加洋药税一款似可拨用”。海军衙门亦视“常年经费”为区别于海防专款的新财政名目。如光绪二十年，海军衙门奏称“每年由户部筹拨常年经费六十五万”，此“常年经费”和雷正绾军饷、海军衙门“新增经费”合计199.8万两，从中开支东北练兵经费等，“每年所入将敷开支”。海军衙门“新增经费”始于光绪十五年，系海军衙门第四项常年进款，每年100万两。该款除用于海防建设、东北练兵外，还供三海工程、颐和园工程之用，虽也出自各海关征收的洋药厘金税，但与海军衙门“常年经费”实为不同财政名目。如光绪二十年，户部向军机处阐明海军衙门“新增经费”筹议过程，强调在“新增经费”每年100万两之外，“尚有按年拨补海军经费银六十五万两”。第三，汤著认为海军衙门被裁撤后，户部又令“每年匀拨（海防专款——引者补）三十万两交内务府奉宸苑作岁修等工程之用”。此论有误。汤著以为海防专款者，实为海军衙门替三海工程处列收的大修经费，由各省土药税厘款全数拨充。海军衙门列收该经费，始于光绪十七年，最初为偿还三海工程欠款，后为续修三海工程。海军衙门于裁撤前夕，奏称所收土药税厘款已全数拨归三海工程，日后所收拟作“颐和园岁修等工专款”，随后经户部奏准，每年拨款的30万两“归奉宸苑等处兑收”。第四，任著简略提及由海防专款“改拨而来”的海军衙门经费，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前后，户部对财政支出的分类仅有“陵寝供应”等15项，未顾及“太平天国之后财政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忽视海军等经费；直至光绪二十七年前后刊刻的刘岳云《光绪会计表》才将各财政支出分为“常例”和“新增”，而“新增”包括“勇饷”、“关局经费”、“洋款”三项，并另单列“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项支款”；他还认为海军衙门经费应列入“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项支款”。实际上，户部早在光绪十一年即将各省财政支出概括为“常例”、“勇饷”、“关局经费”、“洋款”等项，已经考虑了海防、机器局、湘军等“太平天国之后财政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刘岳云对财政支出的分类并非首创，实参考户部《光绪十一年各省汇报出入款项册式》，《光绪会计表》内各类收支数据也源于光绪十一年后各省遵照户部规定而造具的会计清册。由上文第二、三点可知，海军衙门经费不止海防专款一种。若仅就海防专款而言，应被列入“但关新增勇练各营一切支款”的“勇饷”。汤著对海防专款的认知存在错误，相关统计可能混淆“字面相近而意义相差甚远”、“前后会有不同的变化”的各种财政名目。校勘汤著海防专款数据，按照任著“循名求实”原则，应对照海关税奏销资料，准确辨认海防专款项及其他容易混淆的支出项，补充汤著漏计或删除汤著误计入的数据。但任著对浙海关海防专款名目的辨认、数据的核实及再统计，仍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辨别浙海等关海防专款，需准确认知的普遍史实包括：海防专款系常年划拨的专项经费，除浙江等省厘金项外，自光绪元年七月始由江海关二成洋税和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含潮州关）、山海关的四成洋税筹拨，其份额原为上述洋税项扣除“循旧协拨”的“陕军、黔军、淮军月饷暨拨还洋商借款等”后的剩余银。光绪二年七月至五年底，原备海防专款份额的一半被抽拨抵还部库“西征协饷”。光绪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各海关第68、69结原备南洋海防专款的份额一度被划为台湾经费，但除已解给福建省的税款外，未解者经福建省奏准仍充海防专款。光绪四年，南洋海防专款的份额被抽拨一半，充华北赈灾经费。光绪六年正月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含潮州关）、山海关参照洋税的四六分成方案，将招商局税的四成划为海防专款。光绪十一年底，海防专款拨归海军衙门，但如前文所述，海防专款不等于海军衙门经费。辨别浙海关属于海防专款的支出项，需准确认知的特殊史实包括：光绪九年，浙江巡抚刘秉璋因中法战争的防务需要，奏准截留浙海关应解南洋海防专款的份额，时限1年；光绪十年，浙江省援引前案，奏准截留时限再延长1年。根据上述史实，本文重新统计浙海关1875—1894年共20个年度的海防专款数据（见表1）。可以发现，汤著统计20组年度数据，归类错误者13组，占比65.0%。任著校勘15组年度数据，汤著原本即正确者5组，纠正汤著错误3组，但归类仍错误者有7组，占比46.7%。（1）任著正确勘出的“1879年度”数据，汤著误计入华北赈灾经费，即洋税清单“南洋海防经费项下应提晋豫赈款改解直省籽种银”。该款从原备海防专款的份额内抽拨改解，已非海防专款名目。汤著“1878年度”数据正确地未计入此赈灾经费，实亦区别对待。（2）任著正确勘出的“1884年度”、“1885年度”数据，汤著误计入浙江省防务经费，即洋税清单“应提南洋经费留作浙省防费银”。该款同样从原备海防专款的份额内截留改解，已非海防专款名目。（3）汤著、任著统计的“1875年度”数据，误计入光绪元年四月三十日、光绪元年五月二十日解拨的“龙骧”等蚊船购置经费，即洋税清单中“筹办海防购买船炮银”。查光绪元年正月，清政府拟购置4只蚊船，购置经费经户部同意，由各海关洋税项承担。该款属临时临事凑拨，且早于海防专款的设立，应予扣除。（4）汤著、任著统计的“1877年度”数据，漏计洋税清单中确为海防专款的“奉拨购办药弹银”。前文已述，“1877年度”原海防专款的份额被抽拨一半抵还部库“西征协饷”，另一半仍充海防专款，两者数额相同。对照洋税奏销清单，可知“奉拨购办药弹银”实为海防专款的一部分。洋税清单亦肯定该支出项出自“应拨海防四成洋税”，由北洋大臣咨行浙海关税务司“就近代领”，并汇给赫德购办军火。（5）汤著、任著统计的“1877年度”数据，漏计洋税清单中确为海防专款的第68结“华洋四成款内应提闽省经费银”。前文已述，该款原应充台湾经费，但浙海关奏销时，第68结“闽省经费银”尚未起拨，“计应提银前数随后另行批解”，后南洋大臣咨照“闽省督抚奏明无须解闽，该关所存银两应全解北洋”。（6）汤著、任著统计的“1877年度”数据，忽略洋税清单中第68结四成招商局税的扣除。前文已述，浙海等关招商局税承担海防专款，始于光绪六年。光绪三年第68结招商局税（即“华洋四成款”中的“华四成款”）误充海防专款，源于北洋大臣知照的错误。浙海关随后阐明多解招商局税原委，并“咨北洋通商大臣划解部库清款”。（7）汤著、任著统计的“1887年度”至“1894年度”数据，误计入威海卫大连湾购炮筑台经费，即洋药厘金清单中的“奉拨大连湾威海卫购炮筑台经费银”。查光绪十三年初，李鸿章筹办威海卫、大连湾防务设施，奏准以10年为期，每年从江海、浙海两关洋药厘金项中拨银30万两，其中江海关25万两、浙海关5万两。该款属于“若购买大批军火，或兴建炮台等项大工，需款较巨，由北洋大臣专案咨商海军衙门办理”的海防杂款，与常年划拨的海防专款有别。（8）汤著、任著统计的“1887年度”、“1888年度”数据，误计入致远等舰购置经费，即洋药厘金清单中的“北洋船炮价银”。查光绪十二年，北洋前期在英国、德国订购的致远号等4只快船欠付尾款，经李鸿章协调，由户部在浙海等关洋药厘金项中筹措26万余两。该款同样属于“奏明奉旨，由部另筹专款，不在岁支北洋经费之内”的海防杂款。（9）汤著、任著统计的“1888年度”及汤著统计的“1889年度”数据，误计入海军衙门“常年经费”，即洋药厘金清单中“补解奉拨光绪十三年分海军经费银”。浙海关光绪十三年承担海军衙门“常年经费”20万两，因洋药厘金收数不足，延至次年以后补解。（10）汤著统计的“1888年度”数据，误计入海关巡船购置经费2万两，即洋药厘金清单中的“购买巡船经费银”。查光绪十三年，户部因洋药税厘并征，为海关增置缉私巡船，令江海等关于洋药厘金项下拨购置经费48万两，其中浙海关承担4万两（分两年）。任著正确地未将该经费计入海防专款。汤著“1887年度”数据亦正确地未计入此“巡船经费银”。（11）汤著统计的“1888年度”、“1889年度”数据，误计入浙江省防务经费中的镇海炮台经费，即洋药厘金清单中“拨解浙江省饷需银”内之“拨给镇海炮台工费银”。查浙江省洋药厘金原每箱抽厘34两，“支应沿海各营防饷之用”。光绪十三年洋药税厘海关并征后，浙江省参照旧例数额，奏准每年划拨银20万两，以备“台工、防饷”。任著正确指出，照汤著“统计口径”，此系地方性的防务拨款，不应列入海防专款。汤著、任著对浙海关海防专款的统计错误，除少数为漏计外，均为误计入一些非海防专款的“开除”项，大致情况可分为两种。第一，华北赈灾经费、浙江省防务经费等。这些经费与海防专款原易区分，但清单“开除”项留有“南洋”、“炮台”等文字，遂被混入海防专款。第二，“龙骧”等蚊船购置经费、威海卫大连湾购炮筑台经费、海军衙门“常年经费”等。这些经费或为南北洋临时凑拨的海防杂款，或为海军衙门其他进款，与海防专款名目相近，且清单“开除”项亦留有“海军”、“购办船炮”等文字，遂被误认为海防专款。任著仅对汤著浙海关统计数据进行校勘，而浙海关的归类错误似非个案。为获得其他海关正确的海防专款数据并全面评析汤著统计的准确程度，尚需再作核实校正（见表2）。江海关“1875年度”至“1894年度”共20组数据，汤著统计错误者19组，占比95.0%；归类错误者18组，占比90.0%。归类错误中，除错归前文已述洋药厘金项解海军衙门经费、威海卫大连湾购炮筑台经费外，还包括：（1）错误计入洋税清单中容易混淆的“协济海防军需”银。查同治十三年（1874）及光绪六年，江苏省以“江防海防”、“驻上海专守城池之用”名义，在宝山、吴淞等地添募勇营，相关兵饷因财政名目“事理未当，名实不符”而沿用“当日名词曰海防饷需”。该款是地方防务经费的一种，源于六成洋税，与四成洋税项下的海防专款无关。（2）错误计入洋税清单、洋药厘金清单中容易混淆的“海军经费随批饭银”。光绪十八年始，各省关筹解海军衙门各项经费，每银100两另解“饭银”1两，充海军衙门办公经费。汤著对此“饭银”的统计并不一致，其浙海关数据正确地未计入同解海军衙门的“南北洋防费随批饭银”。（3）错误计入从海防专款抽拨改解但洋税清单中未明确单列的留美幼童出洋经费。查此经费原由江海关六成洋税承担，共银120万两。光绪三年，李鸿章鉴于美国物价昂贵、江海关六成洋税收支不敷，奏准从江海关原备海防专款的四成洋税份额中，按年“分摊”留美幼童出洋经费共计289800余两。循此史实核对江海关历结奏销资料，仅“1879年度”第74结奏销折中有明确说明，其他相关奏销折及历结奏销清单皆将留美幼童出洋经费含混叙入海防经费中。（4）漏计实为海防专款但洋税清单中未明确标明“南北洋”的款项。如“1876年度”的“解部二成改充海防的饷”银254145两余，这部分南北洋海防专款是由原解户部四成洋税的一半即“解部二成”改解而来，与汤著正确统计的“北洋海防的饷”名异实同，却被汤著错误忽略。闽海关“1875年度”至“1894年度”共18组数据，汤著统计错误者16组，归类错误者16组，占比皆为88.9%。汤著统计的归类错误，除错归前文已述致远号等“北洋船炮价银”、洋药厘金项解海军衙门经费、海关“购买巡船”经费、海军衙门随批“饭银”外，还包括：（1）错误计入洋税清单中容易混淆的“南北洋海防经费”中“发交福藩司转解台湾应用”项，即“1877年度”短暂存在的第68结台湾经费。（2）错误计入洋税清单中容易混淆的“台湾海防经费”，即“1880年度”、“1888年度”的新台防经费。查同治十三年台湾筹办海防善后，侧重开山、抚番、垦荒、开矿、铺设电报线等事，每年除闽海关四成洋税承担20万两外（财政名目为“台湾开抚经费”），福建省另筹解银80余万两。光绪五年，福建省借口财政困难，奏准截留闽海关原备海防专款份额的一半，补充福建省应拨的台防经费。此为闽海关“1880年度”第77结及之后洋税清单中“台湾海防经费”项的由来。实际上，汤著正确认识到台防经费并非海防专款，既未计入之前已存在的台防经费名目“台湾开抚经费”每年20万两，除“1880年度”、“1888年度”外亦未计入新台防经费名目“台湾海防经费”。（3）错误计入洋税清单中名实不符的“南北洋海防经费”。新台防经费从海防专款份额内抽拨改解，始于“1879年度”第76结。闽海关洋税清单奏销在前，福建省截留改解在后，因此“1879年度”洋税清单未及更改，标为“南北洋海防经费”的支出项实为新台防经费“台湾海防经费”。（4）漏计单独奏销的四成招商局税。如前文所述，江海等关招商局税自光绪六年正月始，四成充为海防专款。循此史实查各海关洋税清单，大多计入招商局税的收支。然闽海关较为特殊，“1893年度”及之前的招商局税在洋税清单之外另折奏销，因此被汤著忽略。粤海关（含潮州关）“1875年度”至“1894年度”共19组数据，汤著统计错误者7组，占比36.8%；归类错误者4组，占比21.1%。归类错误中，除错归前文已述光绪元年“龙骧”等蚊船购置经费外，还包括：（1）误计入洋税奏销折中容易混淆的“拨解善后局交税务司买蚊子炮船价银”，即“1880年度”广东省蚊船购置经费。查光绪六年，两广总督张树声拟为广东省购置1艘蚊船，相关经费由地方关库、藩库、运库三方凑拨，因粤海关库储不敷，奏准在四成洋税的南洋海防专款份额内截留银5万两。此款从海防专款份额内抽拨，实为地方防务经费。（2）漏计实为海防专款但洋税奏销折中未明确标明“海防”的款项，如“1879年度”、“1880年度”的“南洋买枪价等银”，南洋“订买洋枪，苦无现银”，咨粤海关将第75、78结部分应解南洋海防专款“汇兑枪价”。（3）漏计实为海防专款但洋税奏销折中未明确标明“南北洋”、“海防”的款项，如“1881年度”的“拨解机器局修扬武轮船价银”。查光绪七年，南洋委托福州船政局建造开济号巡洋舰，令粤海关从南洋海防专款内划出13万两，直接解给船政局。与此对应，粤海关“1881年度”南洋海防专款除解拨“闽省船政银”共10万两、存解“闽省船政银”25777两外，另以抵拨扬武轮船修理费的方式解给福州船政局4223两。山海关“1875年度”至“1894年度”共19组数据，汤著统计错误者11组，占比57.9%；归类错误者8组，占比42.1%。汤著归类错误如下：（1）错误计入从海防专款抽拨改解但洋税清单中未明确单列的华北赈灾经费。如前文所述，南洋海防专款的份额于光绪四年被抽拨一半改充华北赈灾经费。浙海等关多单独列明此赈灾经费，而山海关较为特殊，将此款含混叙入“南洋海防经费”中。（2）错误计入洋税清单中容易混淆的湄云轮船“薪粮公费扣平银”和“薪粮公费余剩银”等，即“1889年度”、“1890年度”、“1891年度”、“1894年度”湄云轮船薪粮公费的回扣款。查湄云轮船系同治十年奉天调拨的福州船政局小轮船，其薪粮公费从山海关四成洋税项下每年筹拨银2万两，早于南北洋海防专款的设立。汤著大多数年度亦正确地未计入与湄云轮船薪粮公费相关的收支项。（3）错误计入应扣除但洋税清单中交代不明的北洋海防专款5000两。查山海关历年提前支给北洋的海防专款10697两，分别从“1881年度”、“1882年度”应解份额中扣除。其中“1881年度”第82—83结洋税已扣除归还银5000两，但清单未体现此扣除情况，导致汤著重复统计。（4）漏计洋税清单中交代不明的“海防经费项下划拨天津援奉官军月饷”。查援奉官军等客兵月饷，自同治朝开始即时常借用山海关四成洋税，再从“续征常洋两税”项“酌扣归款”。换言之，山海关“1877年度”至“1879年度”四成洋税项下的“海防经费”，与“援奉官军月饷”的关系实为“借拨”，非抽拨改解性质的“划拨”，最终也都解给北洋。洋税清单交代不清，导致汤著的统计较为混乱，时而计入时而漏计。如前文所述，镇江关、芜湖关、九江关、江汉关、东海关、津海关实际并不承担南北洋海防专款。汤著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涉及上列海关的误计数据，共约银809万两。汤著错误归入海防专款“开除”项的财政名目，多为洋药厘金项中的解海军衙门经费、海军衙门“随批饭银”，或为“龙骧”等蚊船购置经费等临时临事筹措的款项，不再赘述。按汤著说明，津海关自光绪元年起常年拨解南北洋海防专款，著中统计数据亦始于“1875年度”。但汤著所统计者，实为天津练军、大沽马步官兵及勇营军饷，即津海关洋税清单中的“海防军饷银”、“海防练军饷银”、“海防练兵月饷六成洋税银”等。该款于同治年间即已存在。同治十二年四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称天津海防练兵经费向于“津海关六成洋税、洋药厘捐……随时筹拨，按照历办章程撙节支放，所有同治十年分收支款目业经分造清册，详蒙奏咨准销在案”，并非海防专款。清代财政会计中的收支名目，在事实上严谨区分，在称谓上则没有统一严格的界定。换言之，同一个财政名目在不同省份、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称谓，一些称谓相近的收支项反而可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财政名目，导致奏销清单中常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如江海关部分洋税清单中的“南洋海防经费”、“北洋海防经费”实包括留美幼童出洋经费；山海关部分洋税清单中的“南洋海防经费”实包括华北赈灾经费等。任著有鉴于此，在校勘汤著浙海关洋税收支数据的同时提出“循名求实”的统计校勘原则。而本文重在解答何以循名求实，认为要准确辨析各类海关税奏销资料中的收支项，特别是其中或名异实同，或名同实异，或名实不符的各类“开除”项，必须充分梳理海防专款等财政名目背后的史实，与海关税奏销资料互参互证，同时尽可能地比对与海关税解款有关的南北洋海防、华北赈灾等接收方的奏销资料，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统计误差。脱离史实的“循名求实”及由此得出的统计校勘数据未必可靠。以浙海关海防专款为例，任著核实15组年度数据，仅勘出汤著10组归类错误中的3组，归类仍错误者7组。本文对汤著统计的评价也与其他学者稍有差异。以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的海防专款为例，汤著统计总数共银37795929两，误差额约15900613两，相较于正确数据21895316两，误差率约72.6%。江海等五关实解海防专款的96组年度数据中，统计错误者66组，占比68.8%；归类错误者59组，占比61.5%。津海等六关海防专款全部存在归类错误。海防专款是晚清重要中央专项经费，汤著亦将其作为代表性财政名目加以重点说明。海防专款中普遍存在的归类错误，似不能被视为偶然性个案。更值得注意的是，单以海防专款论，其单一年度或多或少而总数千万两以上的统计偏差，主要源于海关税奏销资料相关“开除”项的归类错误，那么亦必然给相关京协饷等支出名目的统计带来连环的负面影响。因为海防专款的误计项，即其他财政名目的遗漏项，海防专款的遗漏项则为其他名目的误计项。由海防专款引申，至少汤著中各类京协饷支出数据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任著认为汤著是晚清财政收支“最准确的研究”之一，其“数据准确性”更“远超”其他计量史学著作，本文较难认同，且亦欲提醒晚清财政史学者引用汤著数据时须格外谨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对相关数据进行校勘考证，确认无误后再使用。汤著、任著的统计错误，源于多根据海关税奏销资料中各财政名目的字面文义，对相关“开除”项进行判断、归类和统计。以海防专款为例，汤著统计呈现如下两方面特征。其一，汤著统计的“海防经费”（即海防专款），实际混入了赈灾经费、海关巡船购置经费、天津练军经费等其他财政名目。其二，汤著错误混入的财政名目，还时常出现甲关统计乙关未计、甲年度统计乙年度未计、甲部分统计乙部分未计等紊乱情况。譬如浙海关、闽海关误计了海关缉私巡船购置经费，但山海关未计；江海关、闽海关误计了海军衙门办公经费，但浙海等关未计；浙海关“1879年度”误计华北赈灾经费，而“1878年度”则未计；闽海关“1880年度”、“1888年度”误计了“台湾海防经费”，而大多数年度则未计；浙海关误计“浙江省饷需银”中的镇海炮台经费，却未计同为“浙江省饷需银”的各营防饷；闽海关误计部分新台防经费“台湾海防经费”，却未计同为台防经费的“台湾开抚经费”；等等。汤象龙践行计量史学法的突出成绩，在于对晚清海关税展开系统的统计和分析。首先，与民国时期其他经济史著作多根据海关总税务司署编纂的海关贸易册等资料开展统计不同，汤著统计主要根据华籍海关监督等人呈报的各种奏销资料进行，向全球经济史学界证明清政府对海关税特别是支出事项的直接掌控。其次，汤象龙提出一系列计量史学方法论的真知灼见，如对历史数据的运用“必须慎重”、与数据相关的历史资料“必须精确完整”、注意历史数据的史实性，主张“历史上量的资料原为某项事件或某项目而设”，必须同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来证明某一事项”。最后，汤象龙为海关税统计事业倾注大量心血，除第一阶段近12年的整理研究外，还在改革开放后以患癌之躯、七旬高龄续抄海关税奏销资料，历时6年终完成著作，将清代海关税的浩瀚数据转化为表格。这一形式为后人的利用提供极大便利。然而，对汤象龙及其著作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汤著统计数据的盲从。数据统计的价值在于尽可能准确，而汤著中，仅海防专款的误差就达到约银1590万两，误差率约72.6%，很可能对后来者的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从宏观的方法论层面而言，如何确保数据统计的准确，实涉及计量史学应如何计量的问题，学者需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意识到历史数据与历史真实可能存在一定距离。有学者将“当下历史学中的计量研究”概括为三个步骤：收集可观察、可供检验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并提出假设或理论构想；遵循“假设—演绎”的检验逻辑模式，严格检验上述假设。但此方法似缺少一个关键步骤，即收集到相关历史数据后，其实首先应考察这些数据从何而来，即数据本身的搜集统计等生产过程是否做到充分与历史事实互证，进而明确数据的可靠性。以海防专款为例，如果盲从既有数据，而这些数据又存在较大程度的漏计误计、不符合历史真实，那么以此为基础分析与海防专款相关的历史问题，就难免得出有偏差的结论。第二，对方法论的总结毕竟属于主观认知，而历史数据的复杂性也会影响实践中方法论运用的效果。汤象龙、任智勇等学者亦注意到统计校勘历史数据的难度，意识到考证历史数据背后史实的意义，强调“循名求实”。但他们在实际研究中似低估了数据及史实的复杂程度，考证亦有疏失，导致数据统计的偏差。因此可以说，研究者计量历史数据时，不仅需要在主观上，更需在实际研究中充分重视数据的生产过程和史实真相，加强数据的史实性研究，尽可能复原历史数据的本来面貌。这才是对汤象龙在计量史学和经济史学领域的尝试开拓、苦心孤诣的学术精神和任著“循名求实”学术理念的最大尊重和继承发扬。《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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