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春洋 周佳薇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5期
在西方主流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家民族是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存在的，意指通过民族主义来建构的民族（国族）。美洲大陆、东南亚地区以及非洲广大地区，历史上多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殖民统治，并不存在一个与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独立建国的国家相重叠的国家民族。因此，为了实现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典民族国家范式独立建国，它们就需要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进行广泛社会动员，通过“民族符号的想象”区分“我者”与“他者”，建构一个“想象的”国族共同体，从而让“一个民族”在反对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横空出世。
近代中国虽然也曾遭受西方列强入侵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华民族显然不应等同于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想象的共同体”。其理由主要在于：“想象的共同体”虽然并非对民族（nation）全然的虚构，但终究局限于意识层面的建构，是“对本民族实际上不确定（uncertainty）、不可靠（insecurity）、不安全（unsafety）的生存状态的现实反映”，是有“名”而无“实”的民族共同体。与之对比，中华民族作为延续五千多年从未间断的文明的载体，“内生性”与“实体性”正是其优势所在，是先有“实”而后有“名”的共同体，与“想象的共同体”相去甚远。
从“内生性”观察，该属性是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多年历史长河延续至今的自驱力量。在“天下观”、“大一统”思想主导及中华文明自身吸引力等多种合力的交互作用下，中华民族由早期的“满天星”逐渐走向聚合统一，最终形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而通过“血缘攀附”等方式实现的“家国同构”内在结构，也持续孕育出基于血缘和地域共同体的稳定情感，形成绵绵不竭的内聚力量。同时，这种内生性有别于精英阶层的主观“想象”，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变的进程中发挥“黏合剂”作用，为中华民族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从“实体性”观察，中华民族的实体性是其客观属性，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形成于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大一统”理念及其实践推动了历史上各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生成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并赋予其丰富的共同体属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这一过程并非依托于“想象”（imagine），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原题《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意义》，摘自《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作者单位：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编辑：初 言
校审：拾 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