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路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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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无论是匈奴、鲜卑、蒙古、女真等人群，还是北魏、辽、金、元、清等政权，都没有展现出以所谓“北亚传统”为内核的、闭合性的、一以贯之的传承系统，恰恰相反，这些人群、政权的发展兴盛，无时无刻不与汉人等其他人群或相关政权相互交流、交往、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内生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田村实造以“东洋史”的“南北对立”论等理论为基础，结合传入日本的“征服王朝”论，创建所谓“北亚历史世界”论。该论将“北亚”地区从中国的历史版图中移除，妄图将中国古代的北方族群排除出中国史范畴。“北亚历史世界”论曾在日本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田村实造的《北亚史》至今仍被不少人奉为圭臬，有必要对其进行剖析、批判。
19世纪末，日本开启对亚洲大陆的殖民活动，“东洋史学”随之兴起。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跳板，因而有关该地区的民族源流、领土归属等问题成为日本学界的关注焦点。在这一背景下，“东洋史学”的相关学者普遍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分裂中国意识，许多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如白鸟库吉的“满洲中立”论与“南北对立”论，稻叶岩吉的“满蒙独立发展”论，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池内宏、矢野仁一和冈崎文夫等人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论，橘朴的“满蒙自由国”主张，三上次男与中村治兵卫等人的“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充满殖民侵略色彩的“东洋史学”因面临政治与道德上的双重批判而沉寂一时。适逢魏特夫“征服王朝”论传入日本，由于这一理论与“东洋史学”中的“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可以近乎无缝衔接，而且没有日本军国主义背景，故而迅速得到日本学界欣赏与吸收。自此，日本“东洋史”研究在基本史观上开始以“南北对立”论与“征服王朝”论等为基础，并试图在宏观叙述与细节考据上去除殖民侵略色彩。田村实造、岛田正郎的“北亚历史世界”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北亚历史世界”论继承“南北对立”论的核心理念，将中国古代史解读为以蒙古为核心包括“满洲”在内的“北亚”地区，和以所谓“中国本土”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二元对抗史，认为“北亚”与“东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世界。该说进一步认为，“北亚”文化与“东亚”文化分属“游牧文化圈”和“农耕文化圈”，“北亚”的国家机构与社会结构也与“东亚”不同。受“征服王朝”论影响，田村实造将“北亚”族群建立的政权区分为两种类型，即以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为代表的部落联盟制“游牧国家”和以辽、金、元、清为代表的建立中国式官僚体系的“征服王朝”。他认为“征服王朝”在制度、服饰、文字等方面都结合了“北亚”游牧民族和“中国”双方的文化传统，因而比“游牧国家”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中国色彩”。此外，“北亚历史世界”论还结合日本其他“北亚史”研究成果，如松田寿男“干燥亚洲”理论、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征服”论以及“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认为“北亚史”研究应摆脱“东洋史”局限，在世界史框架下进行分析。可以说，“北亚历史世界”论本质上是“南北对立”论、“征服王朝”论的演绎。与近代“东洋史学”相比，“北亚历史世界”论表面上不具有明显的殖民侵略色彩，但其意图消解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分裂中国的理论内核并未改变，不过是从分裂现实中国转向分裂历史中国。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北亚”与“中国”进行严格区分，将中国古代史肢解为“北亚史”与“东亚史”。田村实造基于“南北对立”论提出，应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与以蒙古为中心的北亚世界进行对照”，二者在“社会、风俗、语言、宗教、思想等各个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由于“北亚”和“东亚”自史前时代开始就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圈，因此“北亚史应被视为一个独立于东亚史的历史发展世界”。田村还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论，认为“中国征服王朝都是出自北亚民族的部族，统一北亚世界后侵入中国，征服、支配中国的一部或全部而建国的王朝”，并且应以合并“中国史”和“北亚史”的视角对“中国征服王朝”进行研究。岛田正郎的观点较田村更为激进，他认为，相当一部分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由于在政治体制、民族文化上与汉人建立的王朝是二元对立的，不能视为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并明确提出“不视辽国为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称其为非汉族国家，从中国史的系列中排除，若作为北亚史或者东亚大陆史的一部分是非常妥当的”。实际上，作为“北亚历史世界”论理论基石的“南北对立”论和“征服王朝”论，本身就存在重大缺陷。建立在“文明—野蛮”二元划分基础之上的“南北对立”论，将中国历史上不同政权之间的矛盾曲解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将亚洲在近代的衰落简单归结为“南北对立”造成的保守主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东西交涉”论，完全就是白鸟库吉等人美化日本侵略炮制出的侵略殖民理论。而“征服王朝”论则借鉴“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中的某些观点，又结合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的“内亚”史观以及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片面强调古代中国的南北差异，淡化甚至否认中原政权对边疆民族政权的影响。“北亚历史世界”论对上述缺陷几乎全盘继受，将古代中国强行切割为“北亚”和“东亚”，甚至将“征服王朝”分离出中国史，只关注不同政权差异的一面，而忽视这些政权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所作出的贡献。事实上，仅从田村所谓的“北亚”民族政权的自我认知来看，就不可能否认它们的中国认同。北魏、辽、金、元、清等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自居“中国正统”，自称“中国”或“北朝”（与“南朝”相对应），认同并继承“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主动将自身置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序列之中。“北亚历史世界”论强行将它们剔除出中国史，不仅与史实不符，也与上述政权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相违背。强调“南北对立”，割裂“北亚”地区人群与中华民族的一体关系，是“北亚历史世界”论的核心基调。田村实造认为，“北亚民族”与汉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上都存在本质区别，“北亚民族”聚居区与“中国本土”是两个不同的地理世界，“北亚民族史”研究的总纲应是独立的“北方民族史”而不是“中国民族史”。岛田正郎认为，辽代的契丹人具备强烈的“北亚民族”意识，遂将他们与汉人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称为“北方民族的自觉觉醒”。田村实造与岛田正郎将古代中国区分为“北亚”与“东亚”两个不同的地理世界，暗含的逻辑是：由于“北亚民族”与“东亚民族”居住的地理世界不同，文化与历史不同，所以二者必然不是同一“民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上述论调生硬地用近代西方民族观解读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用近代西方民族概念强行框套中国古代族群，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与史实相违。在历史文献中，中国古代各类人群多被称为“民”、“种”、“族”、“类”等。这些表述或概念的内涵和历史意义，与近代西方的“民族”或“种族”概念完全不同。近代西方“民族”、“种族”概念不仅建立在近代人类学基础之上，而且其概念生成本身是西方历史传统——帝国征服与民族独立交互作用的结果。与之相反，虽然中国古代的“民”、“种”、“族”、“类”等概念也具有区分人群的作用，但各类人群打破地域、血缘壁垒，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流。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内聚运动，其凝聚核心正是“中国认同”或“中华认同”。仅以契丹为例，《辽史》就记载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认为自身与汉人有共同祖先。洪皓在《松漠纪闻》中亦记载，辽道宗认为契丹与“中华”无异而非“夷”。这显然与岛田正郎宣称的“北方民族的自觉觉醒”截然相反。中国历史上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长期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合”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结果。“北亚历史世界”论无视这一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片面强调中国北方族群与汉人的异质性，虚造所谓“北亚民族”的“特征”，无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性。事实上，“北亚历史世界”论的理论模型看似系统、完善，实难自圆其说：既然所谓“北亚”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历史世界，那么这一历史世界中的族群与政权自然应该如“东亚”一样存在历史继承关系，而历史上无论是匈奴、鲜卑、蒙古、女真等人群，还是北魏、辽、金、元、清等政权，都没有展现出以所谓“北亚传统”为内核的、闭合性的、一以贯之的传承系统，恰恰相反，这些人群、政权的发展兴盛，无时无刻不与汉人等其他人群或相关政权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内生动力。如何能称得上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历史世界”呢？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