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福林：论周代服制

文摘 2025-01-01 19:46 北京

作者：晁福林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9期

摘要：周王朝建立后，其安邦定国的大政方针，不行商王朝的内、外服制，而是着力推行分封制和其并行的服制。西周初年，不少邦国既不是王室“亲戚”，又非王朝勋贵，而是早就存在于分封制之外的邦国。认可这些邦国的存在，承认邦君权力，尽力让其服从周王朝的统理，实为政治形势稳定、发展所必需。周代服制所显现的是一种开放思想，具有包容天下、统一天下的观念。西周中期以降，服制逐渐不能适应政治发展需要，渐为明确的官僚册命制度和爵制替代。

关键词：周代服制分封册命

大凡鼎革之际，新王朝对旧制度往往取扬弃之法进行改造。周王朝建立后，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取一些殷商官制名称，弃殷商服制中的内、外之别，是历代制度扬弃的先河。

周王朝建立之初，就国家建构的顶层设计来说，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管理广大区域的臣民，即周武王所言“率宁人有指疆土”，亦周公所说治理好皇天所赋予的“中国民越厥疆土”。周王朝首先分封子弟、功臣建立诸侯国，占据战略要冲，以求王朝政治形势稳定。对于分封之外广大区域的邦国，则施行服制，将其纳入王朝管理系统。服制是与分封并行的重要制度。本文拟对周代服制及其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周代不行内、外服制

当代学者多谓周王朝亦行内、外服制，如杨向奎说：“宗周代殷，旧制未变，内服有百僚，外服有诸侯……宗周官职分内服、外服，即中央官与地方官。”王玉哲说西周服制“只分内外二服”。许子滨说宗周“承认并且因袭了这种制度”。近年学者多沿用诸位专家的说法。

内、外服制起源商代。商王朝注重职官对王朝占卜事务的参与程度。在商王朝事务中，神权之重要，后代难以比拟，所以进献龟甲、卜骨就是对以占卜而揆知神意的参与。商王朝大小事务无不受占卜影响，已被丰富的甲骨卜辞证实。在商代政治中，献纳龟骨的邦族，属于入（内）服职官系统；听从占卜而知神意者，属于卜（外）服职官系统，是商代内、外服制的起源。随着商代王权发展，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区域扩大，如《诗经》所说，到“武丁孙子”时代，王畿规模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毛传：“畿，疆也。”郑笺说“邦畿”即“王畿”，诗义指商王直接管理的区域居民安定，“为政自内及外”，孔疏云“先安畿内之民，后安四海之国”。此种“自内及外”的管理模式，正是商王康丁以降到武乙、文丁时代，商王权超越神权之时所行的内、外服制。商周之际，周公在《酒诰》中所说商代内、外服制当是晚商的情况。尽管此时王权有所加强，但起源神权的内、外服制对天下邦族的约束力量毕竟有限，管理方式也不够坚强有力。周王朝在立国之初不采用商朝内、外服制，周公发布禁酒令时说：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这段话强调“殷先哲王”和内、外服官员皆不敢酗酒，且忙于政事而无暇饮酒。《酒诰》是周代唯一讲到内、外服制的文献，提到商周官制之处甚多，对认识商周官制有重要价值。

周公作为创建周制的伟大政治家，十分清楚包括殷周官制在内的国家建构走向，在继承殷商旧制时，取适用新王朝者，抛弃不适用者。从《酒诰》里就可发现周公的思路，因其多次称述殷周职官情况。周公生活于殷周之际，对商王朝职官的讲述应当可信。他讲的商王朝外服与内服职官，犁然分明，井然有序。须知这是在讲殷商旧制，而非周人要实行的制度。在《酒诰》里，除此讲殷商旧制的内、外服之外，周公绝口不再提及内、外服概念，即令再追述殷商贤臣时，周公只说“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其中，“小臣”（王之近臣）指商的内服官，“侯甸”则为外服官，周公述之，并不区分内、外服。对入周后的殷商旧官，周公称为“殷献臣”，具体罗列名目：“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在周公眼里，殷商旧官入周后，便无内、外服之分，皆是普通职官。

周初行服制的目的之一，是变革殷商官制使其向周制靠近。《召诰》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周王朝不取内、外服制就是让天下职官“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的努力。周公称周王朝职官有“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或简称为“正事之臣”、“有正有事”、“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可见，他讲周人职官，完全没有内、外服的影子。

总之，观周公之语，在一次郑重提到殷商内服、外服职官名称之外，绝口不再提及，而是以周王朝官制言之。周初诸诰里，周公之语甚详，所有篇章均无周公再启内、外服之制的意思。

周代彝铭记载真切反映周代实行服制而不行内、外服制的情况，如：

唯殷边侯、田（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酉（酒），古（故）丧师。（大盂鼎，《集成》2837）

舍（捨）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者（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者（诸）侯：侯、田（甸）、男。（夨令方彝，《集成》9901）

大盂鼎铭文在讲殷代官职时，不提内服、外服。相同的例子还见于康王时的小盂鼎（《集成》2839），铭文记载名盂者和诸侯（即侯、甸、男）一起参与征伐，亦不提内、外服，说明周代讲殷商官职时已忽略内、外服。夨令方彝铭文排列的周王朝职官丝毫看不出内服、外服差别。学者或以为周代彝铭提及商代的侯、甸、男等称谓，就是周代亦行内、外服的证明。其实不然，周人虽用其名号，但无内、外服系列之别，表现的正是周代与殷商官制的差异。

周代文献记载的职官情况和彝铭一样，也是只讲职官而不分内、外服。如《康诰》记载：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这里将天下臣民混而为一，称为“四方民”。周人的目标是天下人都归服于周，将所有人皆纳入自己的天下秩序。在“四方民”系统里消弭内服职官与外服诸侯的区分。

周王朝王畿地区有封君，有诸侯。从周公所讲商代内、外服官制可以看出，商代诸侯分在外服，而内服是没有的。商代内服区域相当于王畿，周代王畿地域远超过商代。周王朝在包括王畿的“天下”区域里，分封诸侯，说明所有诸侯皆是王臣，不必分内、外，体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精神。

关于周代畿外之地分封诸侯，古今皆无异说。但畿内之地是否分封诸侯，则有争议。古代少数学者认为，周王畿不行分封，无诸侯。如唐儒李百药认为，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他主张采地与诸侯有别，所以王畿之内无诸侯。明儒王应电和清儒惠士奇皆持“畿内不以封”之说，认为采地只是王官禄田，与诸侯的封地甚有不同。元儒何异孙认为“畿内不以封建诸侯”，清儒王鸣盛亦谓“古者天子畿内不以封国”，皆是此类说法。此说或言畿内不行分封，或言即令分封亦只是采地，实际上还是说畿内无诸侯，但并不明确肯定。明言畿内无诸侯的学者仅有元儒敖继公、清儒陆世仪等。

古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周王朝于王畿内亦分封诸侯。汉儒主张王臣或子弟受封王畿之地就是畿内诸侯，或称“寰内诸侯”、“县内诸侯”。《世本》载“郇伯，周畿内诸侯”。汉儒马融、郑玄说荣伯、芮伯皆“畿内诸侯”。《诗经·大雅·假乐》云“百辟卿士”，郑笺：“百辟，畿内诸侯也。”《诗经·小雅·雨无正》载“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郑笺云：“三公及诸侯，随王而行者，皆无君臣之礼，不肯晨夜朝夕省王也。”依郑笺，“三公”指“三事大夫”，则“诸侯”为“邦君诸侯”，王畿内的“邦君”亦是诸侯。春秋时有祭叔，晋儒范宁说他是“寰内诸侯”。春秋时期的毛伯，孔颖达说他是“畿内诸侯”，孔氏还说畿内的公、伯如周公、召公、毕公、原伯等，“是县内诸侯也……《司裘》‘诸侯，则共熊侯豹侯’，是畿内亦曰诸侯”。畿内诸侯或称为公、叔、伯等，《论语·尧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何晏注“善人”为武王所言“乱臣十人”，清儒刘宝楠说：“十乱中若周、召、太公、毕公，皆封国为诸侯，余亦畿内诸侯也。”周代郑君每称郑伯，清儒顾栋高说：“郑本畿内诸侯。”《仪礼》《周礼》《礼记》诸篇每言“畿内诸侯”在王朝典礼上的礼仪规格。针对敖继公所谓“畿内安得有诸侯”的说法，清儒黄以周提出，“畿内之有诸侯，俱见《传》《记》，敖氏误已”。总之，认为周王畿内有诸侯，是古代多数学者的看法，可以肯定战国以降的历代学者多持此说，只有唐以降的少数学者主张畿内无诸侯。

当代学者多肯定畿内有诸侯，如赵伯雄说：“在王畿内部，除了分封卿大夫以采邑外，也分封诸侯，不过这些诸侯叫作畿内诸侯。”吕文郁认为，“采邑就是王畿之内的诸侯国，故典籍中常称采邑为国。而称采邑主为寰内诸侯或内诸侯”。李学勤说：“不承认畿内分封的存在，正如吕文郁博士在此书第一章所说，是完全错误的。核之文献记载，绝不可通。不要说别的，就以人所共知的《诗经》而论，开首便是《周南》、《召南》，郑玄《诗谱》于周、召的分封及其采地的性质，论述极详。如果没有畿内国的制度，对周、召怎样解释呢？”

从周代分封实例看，周王畿内和畿外是一样分封诸侯的。例如，傅斯年根据《诗经·鲁颂·宫》提出，周天子“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此“鲁”就在今河南鲁山县，地处西周王畿。又如卫，清华简《系年》云：“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殷遗民西迁于周王畿地区，卫侯为管理者之一，自当在王畿地区。再如豐（酆），今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多件“豐伯”之器，其中有一件属于西周晚期称“豐侯”的器（豐侯母鬲，《铭图》2840），无论称伯或是侯，其地当在西周王畿。又如申，《史记·秦本纪》载，周孝王时“申侯之女”嫁于秦，此申侯当在宗周以西不远处，处于王畿之内。西周彝铭亦有佐证，如善鼎铭文载善的先祖曾经“佐胥侯，监豳师戍”（《集成》2820），侯为豳地驻军的“监”。豳为王畿腹地，由善鼎铭文可知，其地有侯。周成王弥留之际，召集“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6位重臣嘱托后事。“太保奭”（即召公奭），史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召公长子就封，召公留在朝中主政。“芮”，本为殷商旧国，《诗经》载周文王“虞芮质厥成”，应当在此时归服于周。入周后，芮伯为畿内诸侯，在朝中任卿士。“彤”，为姒姓诸侯，其地在“今陕西华县境”。“毕公”，为文王子，受封诸侯，封地在今西安、咸阳附近，毕公在成王时担任王朝史官之长，康王时称他为“作策毕公”。“卫侯”，即卫康叔，《康诰》就是册封他的诰命，其地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地处王畿。“毛公”为文王子，汉儒郑玄说公卿大夫之邑和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内者，最为著名者有6位，“周、召、毛、聃、毕、原”，可见“毛公”为畿内诸侯。综上，周成王时期，作为王之公卿的6位近臣，实皆为诸侯，若依商代内、外服之制，他们属于外服，难以进入王朝核心成员行列。从《顾命》所载6位顾命大臣的情况看，亦可说明周代并没有实行商代的内、外服制。

总之，周代王畿地区行分封，有诸侯之说，是古今多数学者的意见，是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周王朝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有意消弭诸侯间内外之别，至少从观念上表示天下诸侯皆为王臣。周王朝的顶层设计，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尽量让天下诸侯在规格上一致。宋儒王与之引易氏说：“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齐、鲁、晋、卫也。有以诸侯入为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卫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内外相权大制。”在周王朝制度下，不分朝廷内外，同等职官的禄田一致，表明其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礼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这里所说的是禄田等级，依后世划分，此两类实即京官与地方官。两者在级别上相等，无所谓内、外之别，禄田的数量亦相一致。京官虽然位居王朝中枢，但地方大员权倾一方，要比京官实权大。周王朝实行“五服”之制，将原有的天下外服（包括甸、男、邦伯在内的所有诸侯）地位提升到与原有的内服官相等，实际消弭了商代内、外服的差异。这在“安劝大小庶邦”从而治理天下的策略上，显然可取。吕思勉说：“以制爵禄之道言之，内诸侯与外诸侯，绝无以异，所异者，世与不世而已。”徐中舒提出周代服制，“从根本上改造了殷商的旧制，把殷人的四服，变成分封制……将侯、田、男、卫四服逐步变成授土授民的诸侯”。他还认为，“周把殷的甸服变为王畿，由天子直接统治，把侯、卫、男都变成诸侯……卫服是殷王的卫队，要改为周的诸侯究不容易，所以周把他们部族分散在殷地和成周，而在殷虚故地建立东方的军事重镇，由周直接统治”。黄爱梅说：“周人分封时也并无刻意区别‘畿内诸侯’与‘畿外诸侯’。”上述论断，颇有启发意义，让我们看到周人改变殷商旧制的努力。

二、服制的内容及其治国理念

分封制是周代政治的主轴，然而周王朝治理天下的重要制度并非仅此一项，与分封制并行不悖的还有服制。对于周代“服制”的称谓、内容以及其发展变化，尚有不少问题值得再探讨。相关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服制”与“畿服”

学者讲周代“服制”，或以“畿服”称之。否定畿服制存在的学者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禹贡》复分天下为五服”，“《职方》于王畿之外，复分天下为九服”。他还详细分析文献材料，断言“古代并无此制度”，“畿服之制乃后人所伪托”。肯定畿服制存在的学者以胡厚宣、顾颉刚、冯时等为代表。胡厚宣分析商周两代畿服的发展，提出商代的“侯”、“田”二服，“即后世畿服说之起源”，“迄乎东周，乃以服与侯甸之类相联，而成为所谓畿服之说”。顾颉刚从金文资料入手，详细辨析古代文献所载“以地理分画之畿服制之系统记载”，说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畿服制情况，并图示各历史阶段人们所摹画畿服的情状。冯时主张夏商周三代皆有畿服制度。以上论析颇中肯綮，比否定说更令人信服。只是所言“畿服”一词，值得再推敲。诸位所言“畿服”，实指商周的“服”制，所以用“五服”、“九服”等阐释“畿服”之义。然“畿服”一词出现较晚，首见于西晋时期挚虞所撰颂扬晋武帝的《太康赋》，谓汉末“畿服外叛，侯卫内圮”，“畿服”与“侯卫”相对应，其义指京师地区。后来，南朝宋范晔写《董卓传》论，斥董卓恶行，说他“蹈藉彝伦，毁裂畿服”，亦将畿服释为京师地区。可以看出，西晋南朝时期实以“畿服”指京师地区。

以“畿服”指全国，始自唐代杜佑所言“牧守督护，分临畿服”。其中，“畿服”已指京师以及其外的全国广大地区。宋儒王应麟论古史发展，谓“畿服变而郡县”，“畿服”亦指全国广大地区。晚清时期，孙诒让释《周礼·夏官·大司马》“九畿”，谓“分建畿服，肇自唐虞，周沿厥制，而数迥异”，亦以“畿服”为“九畿”，指全国之地。前引学者以“畿服”指商周服制，实无可厚非，因为依据唐以后的观念，“畿服”确实可以指全国服制。然而，“畿服”在西晋南朝时期仅指京师及其周围地区，尚无包括全国的含义在内。所以当代学者多称“服制”，而不言“畿服”。如朱凤瀚详考西周封国君主称谓问题，只讲“畿内封君”、“畿外封君”，但不提“畿服”，此后，刘源、张利军、张铮等亦持此说，只言“服制”而不提“畿服”。总之，“畿服”之说，其义不古，不仅先秦典籍不用，而且秦汉时期无人提及，只是在西晋南朝以降，方有人提及此概念，其初只指京师地区；作为管理全国制度的说法，直到唐以降方才行用。讨论周代问题时用“畿服”之称虽然不误，但用“服制”为说较优。

（二）服制：周初所必须施行的制度

周革殷命之时，天下邦国数量众多，据《逸周书》，武王伐纣时，“凡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武王讨伐99国（是否被全部灭掉，情况不详），表示顺服的有652国。虽然数字并不准确，但大致可以看出，当时天下邦国尽管比商汤立国时的3000余国减少许多，但数量依然不少。简单来说，当时天下邦国可能有2000个左右，与战国时礼家所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相距不远。战国时人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联系前引《逸周书》“服国”之说，足见当时“封国”数量远低于“服国”。殷周之际的天下形势，赵伯雄概括为“周邦与万邦同时并存”。商王朝虽灭，但如何对待这些邦国，如何统理不在分封行列且数量众多的“服国”，应当是周王朝治理天下的重要问题。

这些“服国”邦君对周王朝的态度并不明确。史载周武王伐纣时“秉黄钺正邦君”。邦君的态度不冷不热，令武王在归途中感到忧虑，并向周公旦解释原因：“维天建殷，厥征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成（灭），用戾于今。”文中所说的360位贤人，应当是臣属于商王朝的侯、邦君。“用戾于今”，意为虽然殷周鼎革，但他们并没有随商而灭，直到如今还存在众多邦国。他们不合作的态度，让周武王夜不能寐。周公言武王去世后形势，谓“四方祸乱未定，多侯邦伯率去不朝”。武王辞世后不久，殷商残余势力作乱，以至周公率军东征3年，“灭国者五十”，才告平定。用周公的话说，让这些邦国“即服于天，效命于周”，表示服从天命即可，并不是绝对服从周王朝。在此形势下，若采用商王朝内、外服制的联盟关系，难以统理。西周初年，实施服制就是王朝统理分封以外众多邦国必须采取的方略。

（三）服制与分封制

周初政治以周卿富辰所言“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为主线，主要受封者是“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以及卓有功勋的异姓贵族（如太公望）和姬姓支族（如召公奭）。西周初期分封主要是到重要区域内建立据点，占据要冲，发展实力以扩大影响，钳制殷商旧部势力。依战国时人所说，封国是周王朝的“厚屏”。但是，分封的诸侯国只是当时天下众多邦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许多邦国既不是王室“亲戚”，又非勋贵，而是早就存在的邦国。他们即令受封也不是得到实予的疆土与臣民，而是被周室认可其存在。周王朝赐予封号，尽力将其纳入周王朝职官系统。这与以姬姓贵族为主的封邦建国虽有差异，他们却成为周王朝的屏障，即《左传》所言“藩屏”。春秋战国时人认为，天下诸侯邦君皆为周王朝藩屏，不分畿内、畿外。就富辰语而论，所言26国布于王畿内外，即《左传》昭公九年谓“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又为鲁定公四年言“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指的是鲁、唐，皆“畿外诸侯”。成公十一年载“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是畿内之国。杜预注“文之昭”的16国，“管国在荥阳京县东北。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毕国在长安县西北。酆国在始平鄠县东”，管、雍、毕、酆皆为畿内之国，是王朝蕃屏。陈槃引阎若璩说，提出“‘蕃屏周’之国不必即畿外之国”，是正确的。

从周武王立国到成康昭穆时期，王朝不断分封诸侯。西周中期以降，随着国势趋弱，分封诸侯数量趋减。分封制虽是周王朝立国基础，但仅以此来管理天下数量众多的邦国，显然力不从心。所以只能采用占据要冲、徐图进取的策略，于是推行服制就成为与分封并行的重要举措。众多邦国虽在分封之外，但周王朝还是尽量把他们纳入王朝的权力场之内，进行统理、抚慰，即所谓“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这正是服制题中应有之义。清华简载周公大会天下臣民的情况，谓“会邦君、者（诸）侯、大正、小子、师氏、御事”，所列职官，首先是“邦君”，就是服国的君主，他们排列在职官最前面，可见周公的重视程度。

（四）“五服”制的内容及其在先秦时期的变化

“服”的起源甚早，但作为治国方略和制度，则出现得较晚，周代所行“五服”制，就是比较完善的服制。关于“五服”之制，周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说：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岁贡，终王……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按照先王制定的制度，王畿以内的区域为“甸服”，王畿以外者为“侯服”，侯、卫所居之地为“宾服”，蛮夷居住区域为“要服”，戎狄居住区域为“荒服”。“甸服”内的邦国要供应王朝日祭之需，“侯服”者要供王朝月祀之需，“宾服”者要供王朝四时祭祀之需，“要服”者每年要有贡纳，“荒服”者要王事天子。正因为有了日祭、月祀、岁贡等王事天子的制度，所以天下邦国，距离王朝较近者没有不听从命令，距离王朝较远者也没有不服从的情况。这里把天下诸侯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个等级，是为“五服”。靠近王都的“甸服”、“侯服”、“宾服”是五服中最重要区域。此区域邦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以贡纳王朝祭祀用品为主要特征，他们要供给王朝日祭、月祀、时享所用物品，以保证王朝祭祀用品。上述服制内容，一方面可说是周以前神权影响的余绪；另一方面是让天下邦国皆敬奉周的天命和历世先王，将各邦族信仰逐渐纳入周文化轨道。

祭公谋父所说“五服”是西周前期的说法。到西周后期以至春秋前期，“五服”观念有了变化，集中表现在《禹贡》篇：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上述内容与祭公谋父的说法相比，除“绥服”（祭公说为“宾服”）一项外，余皆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向王朝贡纳物品，如最靠近王都、最为重要的“甸服”，祭公说是供王朝日祭之需，而《禹贡》则说是供王朝所需的缯、粟、米及农作物秸稿。依《禹贡》所言，周王朝和“甸服”邦国系连不以神权为纽带，而皆为缯帛、粮食、秸稿等经济产品。再从“甸服”之外的其他诸服看，祭公所说“五服”重在对王朝祭祀的支持和邦国对周天子顺服的态度，最终落实在“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的统治效果。《禹贡》中的“五服”，重在给王朝提供经济支持及王朝对邦国的教化与管理，最终落实在“成赋中邦”、“任土作贡”。这种变化当是成康昭穆时期王朝经营四方、强化邦国管理的结果。

臣服周王朝的邦国，职守之一就是贡献物产，亦称为“服”。西周早期彝铭载“公大史见服于宗周”（作册卣，《集成》5432），所谓“见（献）服”，意即贡纳服事之所的物产。周康王时青铜器小盂鼎铭文记载，在王举行的宴会上，“延邦宾尊其旅服，东向”（《集成》2839），意为将各邦国来宾所献纳周王的贡物，东向陈列。西周后期彝铭载，驹父奉命巡视南方诸侯时，南淮夷诸国“取氒（厥）服”（驹父盖，《集成》4464），来献于驹父。上文中的“服”即各邦国应贡纳的物产。西周中期的彝铭记载，士山衔王命到南方的鄀、荆、方等邦国检查其“服”情况，具体有“大藉服”（出劳力耕种王朝藉田之事）、“履服”（勘定藉田界域之事）、“六粢服”（贡纳六种谷物之事）等（士山盘，《铭图》14536）。春秋前期，齐伐楚，首要理由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

总之，西周前期以神权为主要纽带的服制，到西周后期以至春秋前期变为以经济为主要纽带的服制，反映社会观念的进步和社会治理的发展。再进一步，到战国时期“九服”观念的出现，则展现时人延伸的天下视野。“九服”观念见于《周礼·夏官·职方氏》，它将“五服”扩大至“九服”。所谓“九服”皆在王畿之外，序列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前五服与祭公谋父以及《禹贡》所言者基本相同，唯不同者是将畿内的“甸服”列在“侯服”之下，又变“宾服”、“绥服”为“采服”（名虽不同，其实皆为服从王事之义）。“五服”制中的末后二服为蛮夷之服，“九服”制的后四服亦是蛮夷之服，反映王朝区域的扩大。战国秦汉以降学者对服制的描述，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

（五）服制表现周王朝“天下一家”的治国理念

祭公谋父所言“五服”，本来只是依据周初服制所描绘的理想规划，并非对实践情况的准确描述。后来，《周礼》提出“九服”之说，更加理想化、模式化。郭沫若认为，这“只能算是一种纸上的规模”，纯属“虚造”。裘锡圭说：“这种机械的安排显然是一种空想。”但从另一方面看，“五服”、“九服”之说虽然近乎空想，但毕竟有史影存在。之所以肯定祭公谋父的说法比较可信，不仅在于他是周穆王时期的王朝卿士，而且他所说的“宾服”、“荒服”虽为“文家所析出”，但“甸服”、“侯服”、“要服”，“皆古代所实有”。故而可以判断，周代确有“五服”之制。对天下邦君的划分，为分封制下区别等级所需要，它的实际用意是保证分封制顺利施行，统理天下邦国。

在周王朝的分封体制下，受封邦国地位是平等的。例如，周代邦国的“伯”、“子”、“男”，虽然辖地不广，人口不多，但政治身份与“侯”等同。所以汉儒有“《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的说法。周代服制虽然体现天下邦国大小的差异，但让天下邦君认同王朝的善意，不使小国自卑而疏离于周王朝。天下邦国大小有别，与王朝关系也有亲疏差异，这些皆为客观存在，但在王朝服制的观念上则是平等的。在分封制没有覆盖天下所有邦国的情况下，分封之外的邦国就要靠服制统理，“荒服”、“要服”之国在周人的观念里属于荒远邦国，但亦在“服”之中。这是一种开放的思想，显示包容、统一的观念。

周王朝实施服制的目的在于将天下邦国皆纳入周王朝的管理系统。在周代“服”制下，一方面分封以外邦国具备和分封之内邦国一样的地位，另一方面各邦国要接受周文化熏陶。在周人理念里，天下所有在服制之内的邦国皆奉行王化、恪守彝伦。“服”外之国则不然，周穆王曾说“封豕不在服”，不奉行彝伦规则，导致“剥达（挞）厥家”。可见，服内邦国遵循周文化的彝伦礼仪，对诸邦国融入周文化显然有利。统而言之，分封制所造就的邦国，以及分封之外的邦国，皆在“服”之内。分封之外的区域，则有“服”制。在成康时期，随着王朝力量增强，天下邦君皆纳入“服”之中，所以周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才会有“五服”的话语出现。

三、周代服制的发展变化

服制延伸了周王权力空间，是强化周王权威的重要支柱。在西周前期，它因适应王朝政治建构的需要而被人们称颂。西周前期的“服”常和天命系连，且将周天子之“服”列为最高级别，是此时“服”制的特点。周公率军东征平叛时，发布文诰：“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文中所说“无疆大历服”，意即上天所赋予统理天下的职事。此种职事（“服”），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无疆”），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大历”）。这里强调的天命，不是一般神灵赐福免灾、眉寿无疆，而是周革殷命，由周王朝统理天下。周王朝多次申明“受天命”而立国，所以周王必须“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天下邦君、臣民皆信天命。“天命”列在天下所有邦族的神灵之上，成为众神之神，与此同步出现的是周天子成为天下邦君的众君之君。这是上古时代政治建构中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周初政治家将实行服制和天命观念相系连，强调服制权威。周公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所云“自服”的“自”，郑玄、王肃皆训为“用”，即周王协助上帝，用服制于中国。墨子引佚书谓“明哲维天，临君下土”，认为“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墨子所谓天子，内涵虽然较宽泛，但多有周天子的影子。此将服制联系到上帝，主张服制是王“临君下土”，协助上帝所行的制度。行服制是上帝之旨，所以汉儒认为，周代的“服”是“圣人承天而制作”。

西周前期，“服”制是周王朝治理天下的利器。周康王甫一继位，立即宣示说：“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依据“服”制，周王可以“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邦君、臣民职守（即“服”）的目标就是为周天子服务，即“乃服惟弘王”。

西周前期，作为职事的“服”，需周王册命方可行使职权，是当时服制的又一特点。如西周彝铭载：

唯三月，王令荣眔内史曰：井（邢）侯服。（邢侯簋，《集成》4241）

王曰：“服余，命女（汝）更乃祖考事，胥备仲司六师服。”（吕服余盘，《集成》10169）

上引邢侯簋铭文“井（邢）侯服”，只说赐予邢侯职事（“服”），并未指明职事的具体内容。这件彝铭表明邢侯已经位列诸侯，但在朝廷中尚无职守，所以赐予“服”，让其有职守可行。西周中期以降的册命之辞则比较明确，如吕服余盘铭文中名吕服余者继其祖考之职，协助（“胥”）备仲管理六师。西周中期后段彝铭谓“克王服，出内（纳）王令（命）”（大克鼎，《集成》2836）。其中，“出纳王命”就是克的具体职事。大体而言，西周前期周王所册命的“服”，多不具体，而后期则多指明职事，反映西周时期官职由笼统到明晰的发展变化。

注重贵族宗族拥有“服”的延续性，是西周中后期服制的另一特点。西周中期以降的册命铭文习语“更乃祖考服”，意即赓续其祖考职事。虽然是受册封者接续其祖考而继任，但也需要通过周王册封予以重新确认。如西周中期簋铭文载“更乃且（祖）服，乍（作）冢司马”（《铭图》5362）。“冢司马”本为之祖先的官职，虽然继其祖而任此职，但亦须经周王册命认可。畯簋铭文记载：“今朕不（丕）显考恭王既命女（汝）更乃且（祖）考事，乍（作）司徒。今余隹（唯）申先王命，命女（汝）……”（《铭图》5386）畯已有周恭王册命，让其继祖考之职，任司徒，到周懿王时则再次申明此命，让其继承祖职。可见他的职守至少经过两代周王相续册命。周代有“世卿”之制，但决定因素还是周王的册封任命，并非由贵族自行决定。

西周中期以降，“服”的观念有泛化倾向，各种职事似皆称为“服”。西周早期大盂鼎铭载周康王对名盂者说“女（汝）妹（昧）辰又（有）大服”。西周中期彝铭谓“登于大服，广成厥工（功）”（班簋，《集成》4341）。西周后期彝铭谓“（擢）于大服”（番生簋盖，《集成》4326）。可见周代以“大服”、“大明服”与普通的“服”区分职事地位高低，而非商代的内、外之分。西周早期小盂鼎铭载周康王所举行的宴会上有“服酉（酒）”之仪节，“酉（酒）”指斟酒、送酒之事，就是“服酉（酒）”之“服”的具体内容。

周王朝得以统理天下是“服”，执朝政的高等级官僚和低等级职事人员亦皆是“服”，此种笼统概念实不能适应政治发展的需要。《尚书》所谓让殷遗民贤者在朝廷里“有服在大僚”、“有服在百僚”，服即指朝廷中的执事人员。西周中期彝铭载周王册命，“由，令（命）女（汝）乍（作）服”（由鼎，《铭图》2453），“作服”意即行其职事。西周早期彝铭载名高者祝愿其长官“亡（无）境才（在）服”（高卣，《集成》5431），意即永远拥有其职事，不被废替。彝铭记载滕公得册命后，命邦内宗族长集会时，让“者（诸）子具服”（簋），意谓诸子皆有职事。这是诸侯邦君亦用“服”为职事之一例。西周中期，随着职官建置细化的需要，在册命铭文里多指明其职守，或直言所授任的职官名称，如“司马”、“司徒”之类。西周中期铭文载，王“令（命）免乍（作）司土（徒），司奠（郑）还（園）廪（林）、眔（暨）吴（虞）、眔（暨）牧”（免簠，《集成》4626）。此处，册命免的职官名称（“司徒”）以及职守，即管理郑地园林以及虞官、牧官。若与西周前期荣簋只笼统地说“井（邢）侯服”相比（邢侯簋，《集成》4241），可谓变化不小。西周中期以降的册命铭文习语“赓乃祖考”，只称“服”者现仅见两器：一是簋谓“赓乃祖服”（《铭图》5362），二是觯谓“赓厥祖考服”（《铭图》10659）。其他则不言继承其祖考之“服”，而只称“事”，如“更乃祖考事”（宰兽簋），或者言明具体职事，如“更乃祖考司卜事”（曶鼎，《集成》2838），“赓乃祖考友，司东鄙五邑”（殷簋，《铭图》5305—5306）。这表明在册命铭文里，“服”之称已不受重视，比“服”更要紧的是具体职官及职守。

随着周代社会发展，本来就是理想化的“五服”地域划分，界限也就愈益不清，诸侯对王朝的贡献亦混乱不明。畿服制不仅不能适应周王朝需要，而且也不被诸侯所喜，可由春秋时期子产争承事窥知相关情况。春秋中期著名的弭兵之会上，子产为郑国争取合适的贡纳数量，提及周代服制下的贡纳规定，甚有理据：

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子产强调依照周制，贡重者有两种：一是邦国地位尊贵，如公、侯；二是“甸服”的邦国君主地位卑下者。依此两条，郑国不应当贡重。第一，郑伯地位不尊，只是男一级者，在公、侯之下。子产没有强调周王朝所统理天下邦国平等的理念，而着眼于天下邦国的实际差异。第二，郑国不在“甸服”之列，不应按“甸服”的标准纳贡。史载为郑国贡纳轻重事有过激烈争论，“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如此争论，晋人必定有其理由。孔颖达推测，“武公既迁东，郑并十邑为国，不得食子男之地……则今为大国，自当贡重。子产不得远言上世国小以距今之贡重”。子产以史为据，因春秋前期周襄王亲近狄人而与郑文公交恶，周卿富辰指出王对郑失策，“郑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贵也……郑伯捷之齿长矣，王而弱之，是不长老也”。此事表明周王确曾对郑伯“卑之”，足可说明郑在周王朝的地位不尊，不当处于“列尊”的公、侯行列。值得重视的是，郑本为畿内之国，属“甸服”，而子产却说郑国不属“甸服”。原因在于周王畿地域的变化，西周后期，王朝力量趋弱，所辖王畿地域缩小，即时人所说“今也日蹙国百里”。原为王畿内属于“甸服”的郑国也变成畿外之国，不再是“甸服”之国。

服制在西周早期对尊崇周王的地位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到西周中期以降，服制已逐渐不适应王朝官制发展。

其一，服制的内涵概念不清。仅就“服制”之辞而言，周代有显示官员服装级别的“服制”，亦有表示亲疏不同的丧服“服制”。即便作为职官制度的“服制”，也让人难以辨别。在此类“服制”里，“服”的内容多端，既是职事，又是官称，还是贡纳物品之称。作为概念来说，“服”不仅称人、称物无别，而且在官称里，“服”作为等级地位之称，抑或职守或职事之名，亦难以区分。

其二，服制难以适应周代社会等级区分的需要。在分封和宗法制度下，周代社会等级层次较多，春秋时期楚大夫无宇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在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礼仪场合，区别社会身份等级实为所需。畿服制度下，既有“无疆大历服”等级地位特别高的“服”，又有管理具体职事的“服”，甚至如斟酒等小事亦称为“服”。仅就“服”的称谓来说，看不出其间区别。在彝铭中虽然有“大服”和普通“服”之分，但还是过于简单，不能适应区分周代较多层次社会身份等级的需要。

服制、职官册命之制、爵制是周代任用和管理职官的主要制度。西周中期以降，职官册命之制成为任用职官的主要制度，在文献里有记载，特别是彝铭中有更丰富内容可资证明。在册命时，只讲周王认定的官员职称与职守，不讲其和服制的关系。爵位制与畿服制类似，在西周时期有其形态存在，但具体设计与排列，则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前期，周襄王曾经将服制与爵制相系联：“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依此意，则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是和“甸服”以外的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相系联，“甸服”以外的诸服职官，拥有五等爵位。周代政治实践中，自然形成邦君称号尊卑高低的差别。如西周时期卫国康叔以降六世卫君皆称“伯”，至卫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可见“侯”之地位有时高于“伯”。

这些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尊卑系列，在周代服制之外自成体系。战国时人系统排列爵位，称为五等爵制。孟子以天子、公、侯、伯、子男为五等爵。《礼记》则将天子排除五等爵之外，明确公、侯、伯、子、男为五等爵。春秋前期，传统服制与五等爵制尚有一定关系，所以才有周襄王上述话语。但是到战国时期，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学者认为，“经过频繁的朝聘、会盟和战争，诸国国君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系列，战国学者据此构建出所谓的西周五等爵制”。另有学者提出，服制“体系与战国文献所载的公、侯、伯、子、男系统没有共通之处”。两说皆有启发意义。总之，服制固有的服从于周王、贡纳于周王之义，对后来构建五等爵制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战国时人看重的爵制则是尊崇新君王（而非周王），人们重爵制、轻服制当是服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反映。

结　　语

商周鼎革之际，扬弃旧制，创立新制，是新王朝立国之本。正如王国维所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不取殷商的内、外服制而行“服”制，是周王朝创建者革故鼎新的表现。在国家治理的总体架构中，周代服制可以说有些部分是殷商旧制的延续，但更多的则是创新。这种富有时代特色的创新，为周代礼乐文明的绽放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学者提出，“昭王之后，周王名号就不再袭用殷先王庙号，这也反映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政治、文化制度”。总体而言，周王朝的国家建构与顶层设计需要社会政治发展实践来检验。服制虽然被王朝重视，但在政治实践中尚存在不少欠缺。所以西周后期，在王朝的政治结构中，服制逐渐被官制与爵制替代。周王朝的服制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为历史记忆，在社会政治实践中趋于消失。

关于商周两代王权的变化，王国维提出，周初分封诸侯之后，“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此说是相当经典的精见。大体言之，殷商时代的王权，只是“诸侯之长”。周代的情况与此不同，周代王权因服制与分封之制的实施而有较大幅度增强，依据服制原则对不服、“不庭”者，王朝可以发文警告，可以加之刑罚，乃至征讨。西周初年，王朝的治国理政集中在分封诸侯和实施服制两个方面。这些举措大大增强中央王朝的权威，周天子成为天下邦国君主的“王”中之王，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殷商时代以内、外服制为标识的联盟局面。

殷周鼎革之际，众多邦国君主对周王朝的认同和服从是天下大势。服制实质上是周王朝国家权力向其影响所及区域的延伸，是对原先固有的邦国整合，就是“（合）受万邦”（史墙盘）。“万邦”是固有存在，只是接受周王朝整合而已。西周前期的服制尚有殷商神权影响，到了西周后期乃至春秋时期，经济因素则成为王朝与所服邦国间系联的主要纽带。随着周王朝趋于衰弱，以尊事周天子为主旨的服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春秋时期伴随霸权迭兴，邦君的政治秩序重新排列，不同于服制的爵位制度被新兴霸主及诸侯认可。于是，在时常进行的朝聘会盟中，诸侯由爵位排序，霸主的“霸”，原本为“伯”，即周王朝服制下的一方诸侯之长。然而执牛耳的霸主想到的不是如何顺服周天子，而是让天下诸侯顺服于自己。尽管他们也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却干着挖周天子墙脚的事情。西周中期以降，服制趋衰，至春秋战国时期，服制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逐渐被职官制、爵制替代。

（作者晁福林，系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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