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竹青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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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无产阶级”就是现代产业工人的认知。但此认知与中国现实的“无产阶级”间存在矛盾张力，因此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意到农村中的雇农及其革命性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将“无产阶级”的指涉对象扩展到雇农，并合理调整和补充定义“工人”的经济社会标准，构建出植根中国具体实际的“无产阶级”概念。为了磨炼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品质能力，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党无产阶级化”的号召和政策。随着“无产阶级化”的衡量标准从以成分为主转变为以思想为主，“无产阶级”概念的中国化构建完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成功起到巨大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布尔什维克政党 新民主主义论
“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无产阶级”概念在传入中国之初存在水土不服问题。它最终成为解答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不可或缺的概念，并对中国革命成功起到重大作用，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其中国化是分不开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兴起后，学界或探索“无产阶级”传入中国后的名称演变和指代意涵，或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运用，为初步解答党如何认知“无产阶级”概念问题作出贡献。但上述研究主要考察党成立前后的“无产阶级”词汇史，缺乏系统性和贯通性，也未深入探讨概念理解、调适背后的知识、思想观念变迁和革命理论构建等深层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察中国共产党推进“无产阶级”概念中国化的历程及背后的深层问题，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及其实践成功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丧失生产资料后一无所有、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主体。但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并未给出“无产阶级”的明确定义，它既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也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者，如马克思认为，“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总是“把工人（working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1847年，恩格斯开始区分上述概念，指出“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于是资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因此“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1888年，恩格斯在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特意给“无产阶级”作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可见，“无产阶级”概念是逐步形成并清晰化的，且最终与“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等同，即“无产阶级”等同于“工人阶级”。虽然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解释前后不完全一致，但核心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缺乏生产工具而一无所有、不得不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却是一致的。他对无产者和手工业者的区分，也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列宁为了驳斥俄国“没有‘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认为虽然广义上的“无产阶级”包括城市工厂工人（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及农村的雇农和日工，但只有工厂无产阶级即城市工厂工人所受的剥削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属于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狭义上的“无产阶级”进一步与城市工厂工人（即恩格斯所说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寄予厚望，是因为其拥有“能标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具有“开阔胸怀”、“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以及“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等其他阶级都不具备的特质。这些特质对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以“无产阶级”作为“proletarians”的固定译词有很大影响。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proletarians”出现“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人民”等多种译法。但“劳动者（阶级）”等的指涉对象广泛而不确定，模糊了阶级差别，如列宁驳斥劳工对抗派时指出：“没有所谓笼统的‘劳动者’，或‘工作者’……我们应当认定那一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无产者（阶级）”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富含革命反抗精神的指向性，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翻译和阐释“proletarians”时的固定词汇。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指涉对象的认知并不一致。如李达认为“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大团体干大规模运动。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且“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工人的数目则很少”。认知不同固然与他们当时相对有限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关，也显示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即走依靠现代产业工人（常被简称为工人）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城市中心”道路。列宁在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时指出，要摆脱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工农联盟，但城市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这种对“无产阶级”的狭义理解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极大影响。党的一大通过《劳工运动方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认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它在工厂、矿山、铁路等等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算是一个力量强大的、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促使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概念的理解由原来的多样歧出向专指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如瞿秋白在1923年的多篇文章中指出，社会阶级是“指占有同一的经济地位，对于生产工具有同一的关系的人”，而“没有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不能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无产阶级是生产力之一，只有无产阶级，——机器生产的工人，——方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1924年，党的工会运动决议案只冠“产业的无产阶级”和“手工厂的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名号，没有用“无产阶级”来称呼手工业者和工商业的职员，意味着“无产阶级”就是现代产业工人（包括手工业工厂的工人）的观点，在中共中央层面得到认可。在当时党的文件和革命实践中，“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同义词。周恩来在后来总结理解“无产阶级”概念的教训时说，“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即现代产业工人——引者注）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926年，党内还专门对相关词语的误用进行纠正，“有些共产主义者或是表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人们也有误用‘阶级’和‘斗争’这两个述语的地方。譬如大工厂铁路矿山大轮船等的工人，可以称为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简称无产阶级。一班手工业者，苦力，一无所有的贫民，就不能统称之为无产阶级，最好称之贫苦民众”。狭义“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俗称工人）已逐步成为党内共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的引入和指涉对象的确定，在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国共合作逐步开展的同时，也导致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中国的革命力量中，“无产阶级”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特别是五卅运动的爆发，使他们更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工人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比任何阶级残酷，同时因受资本主义化的产业发展之赐，使他们特别容易觉悟而进行组织”，“特别能战斗”，甚至具有某些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论述的优秀素养。上述观点助长党内一种错误认知，即“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也在争领导权，进而“忽视农民、兵士及革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另一方面，在革命实践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又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无产阶级”的特性，“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上述“特殊性”被共产国际放大，助长了党内另一种错误认知：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担负不起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只能依靠党承担“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总职任及对于幼稚的产业无产阶级之训练和集合其群众的职任”。上述两种错误认知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展国共合作，并须在合作中拱手让出领导权”观点的重要理论来源，埋下大革命失败的隐患。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无产阶级”负面特质的强调，与当时党处于幼稚时期、缺乏独立自主理论构建能力有关，也证明中国的“无产阶级”状况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之间存在张力。随着国民革命推进，上述张力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污蔑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借口之一。国家主义派刊物《醒狮》发表文章称：所谓的“阶级斗争，必甲阶级与乙阶级的利害绝对冲突，才会发生”，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除了“贪官污吏土霸恶豪与非此之两个阶级”外，并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其他农人阶级与工人阶级在中国今日亦不如外国那样，亦是显明之事”。《醒狮》的另一篇文章甚至将中国共产党污蔑为“俄党”，称“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之旗帜”，进而污蔑实行国共合作的“广东的党政府……直是‘俄属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反对者的污蔑某种程度上表明，欲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必须将其与中国国情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在理解“无产阶级”概念时存在僵化教条倾向，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催动下，开始进一步探索中国“无产阶级”的指涉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无产阶级”观念占据主导的思想中，“中国化”的火花开始出现。如陈独秀将从事农业生产者分为自己不耕作的地主（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构成自耕农的中产阶级（自耕农民兼地主或兼雇主）和小有产阶级（自耕农民或自耕农兼佃农）、半无产阶级或半益农（佃农兼雇主、佃农）、农业的无产阶级（佃工即雇工）。他的划分方式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阶层的划分存在差别（详见第二节），不仅明确指出雇工是农业无产阶级，而且首次提出中国的“半无产阶级”概念。不过，陈独秀认为“农业无产阶级”有种种缺陷，“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这种看法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忽略农民的原因之一，“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另外，随着工人运动开展，1926年，邓中夏粗略地将工人阶级分为产业工人、手工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水上工人和店员，实际也扩大狭义“无产阶级”的范畴。对中国各阶层中“无产阶级”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探讨的，首属毛泽东。为纠正党内“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只注意工人运动”而“忘记了农民”的倾向，解决革命同盟军的问题，1925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包括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如码头搬运夫、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农村无产阶级（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游民无产者。他们的共同点是除了两手之外别无其他生产资料：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都市苦力工人“除双手外，别无长物”；雇工“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可见，毛泽东判断阶级属性的主要标准为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所定义的“无产阶级”仍以现代产业工人为主体，但中国的雇农主要是传统小农社会中的雇农，将非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农视作无产阶级，实际上扩大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范围。北伐开始后，毛泽东敏锐注意到两湖地区农民展现出不亚于城市产业工人的革命性，因此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农民中的贫农称为“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他的探索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的负面认识和书写，发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关农民革命性的观点，是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主体最富创造性的探索。探索虽然还不成熟，但迈出了“无产阶级”概念中国化的第一步，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做了初步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遭遇巨大挫折。中共中央在分析各个阶级的革命态度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先变成了反动的力量”，部分同志认为中国社会分成“资产阶级的阵线”和“无产阶级的阵线”，小手工业者、小贩、分了土地的雇农、一切的职员，都是“工人的死对头”，只有“工人”即“纯粹产业化的真正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从欧洲革命历史经验出发的共产国际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工人阶级基本群众中站稳脚根’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人组织”。但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由于各大城市为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中的白色恐怖远过于乡村，每一工人群众小的经济斗争都认为是共产党的争斗，施以无情的非人的压迫”，受到重大打击的工人“找不着头脑，不知要如何的办法才好”，而党“又没有去领导他们”；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工人不及农民的斗争情绪那样高”，“比较安定一点的工人则更呈畏缩的状态”。数量本就不多的产业工人陷入分裂，“多部分群众是被划分了出去”。党掌握的城市现代产业工人力量急剧缩小，“工代会属下的工会最大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顾顺章叛变后，党在城市的组织力量更遭毁灭性打击，幸存人员不得不潜伏或撤离，缺乏领导的工人运动基本陷入停顿，既有以城市为重心的革命方针因失去革命主体的依托，难以继续推行。与城市工运陷入低潮形成对比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俄国革命教条的束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又与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理论扞格难通。受共产国际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农村中绝无田地的农民如苦力（搬运夫、土木工作及其他农业工作者）、雇工、船夫、渔夫，只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即恩格斯所说的“前无产阶级”：“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籽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像半奴隶的农奴，却不像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瞿秋白因此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或“半无产阶级式的雇工”。近代中国农村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为主体，如果拘泥于现代产业工人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标准，只能得出“苏区没有工人或工人很少”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村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将失去根基，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怀疑和否定也将滋生。当时党内就出现“中国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农民的运动，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是农民的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发展，是农民领导了无产阶级，乡村领导了城市”等声音。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必须找到农村的“无产阶级”。为此，瞿秋白很可能参考列宁的著作和思想，主张根据中国实际和革命需要变通判定“无产阶级”的方法：“我们来估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够用社会民主党的极死板的方法，一定要生产的大工业工人才能算是无产阶级，连轮船、火车上的交通工人都不算。如照他们那种定义，那么中国真正的大工业工人，至多也不过五十万人了。”他将城乡中的苦力挑夫、手工业工人和半无产阶级（一半靠自己的田，一半靠卖力气的农民）归入无产阶级，实际改变了仅视产业工人为“无产阶级”的原有认知。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广义“无产阶级”概念，“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在城市中比较其他散漫的意识是接近无产阶级意识的，因为手工业工人虽是小资产阶级，但产业一发展首先走到产业工人中去的便是他们，我们应认他是产业工人的代理人。农村中的雇农，也是农业工人，中国除江苏及满洲一部分外，虽尚没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法，但他们是有走向农业无产阶级的前途的……总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而城市手工业工人店员及乡村雇农也非常重要，而且同时要注意到广大的贫农”。1930年，中共中央表示，“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产业无产阶级，在农村中是农村无产阶级——雇工”，将“雇农”正式纳入“无产阶级”范畴。为了论证中国“雇农”何以最接近产业无产阶级，彭湃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雇农”“要受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两重剥削”，“是无产者”，具有“对革命特别坚决”、“比较有阶级意识”、“私有观念比较薄弱，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特别要求”、“比较没有地方主义和封建思想”等特质。另外，“雇农没有生产工具专门出卖劳动力”，因此“是农村无产阶级（农业工人）而不是农民”。对“无产阶级”存在的制度条件的新认识和对中国雇农优秀特质的强调，为将他们纳入中国的“无产阶级”范畴奠定基础。但是，对“无产阶级”指涉对象进行调整只是第一步，还未缓和或消除缺乏生产资料而一无所有、完全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标准与中国“无产阶级”实际之间的张力。由于资本主义尚未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近代中国的“工人”家庭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彻底破产的工人家庭，不完全相同。据刘少奇观察，中国的“工人”可分三种。第一种，既在城市和乡村中卖工，又在乡村中有一块土地，或者兼营买卖与其他的副业，但“这块土地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极大多数是因为他经营这小块土地不够吃，所以跑出来卖工，把这小块土地租给别人种，或者雇人来种，或者在工余的时候自己兼种。还有的就因为卖工不够吃，再去租来一块土地兼种”。第二种人数较少，“自己在工厂、铁路、轮船上作工，而他在乡下有一块很大的土地。他在工厂里是工人，在乡下则是小地主、富农，或店铺的股东等。他们的阶级地位是混合的”。第三种，“在苏区土地革命之后，雇农、苦力及手艺工人都分得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多数是自己种，还有的就以种种原因，不得不出租这块土地，或雇人来种，而自己仍然去卖工”。另外，还有一种因婚姻、过继引起家庭关系变化而出现的“工人”（详见后文）。上述情况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强调的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相差甚远，如机械照搬后者，将对革命理论阐释和实践开展造成干扰。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欲顺利进行革命，就要利用组织将潜在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而工会是动员、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在“工会运动基干队伍中的力量”要强大到足以使“工会内部落后的即消极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以及劳动人民中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受到影响，使他们“遵守无产阶级的纪律”。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也积极组织工会。为保证工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党提出要“清洗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出工会”，更要求工会的领导者“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成份”。但是，如何判定“工人”即“真正的无产阶级”，却是各苏区面临的难题。“苏区的许多同志过于重视‘有没有自己的工具’这一个条件，他们认为凡是有自己一点工具的工人，都是独立劳动者，都不是工人”，渔民、手工业者、贫农、中农因此均不能加入阶级工会。但在“无产阶级”匮乏的情况下，湘鄂西总工会又“决定‘独立劳动者’加入工会”，“洪湖不雇请工人的独立捕鱼的渔民，也加入工会”，实践与政策出现矛盾。中央苏区认为只有在“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厂中，卖劳动力换工钱的”方算工人，不仅提出驱逐“师父”出工会的口号，还将分散在乡村和城市中的手艺工人、雇农、苦力、短工等都驱逐于工会外，连在苏维埃企业、国家机关做工的工人也被排除。结果，因苏区“简直没有什么工厂作坊，工厂作坊都关门了，资本家老板都跑了”，工会只能取消。如何定性革命政权建立后分得土地的工人也是难题。鄂豫皖总工会认为，土改之后分得土地的手工业工人一方面在农村中有土地，一方面在农闲时做工，所以经济地位多属中农或富农，因而在实践中出现“清洗所谓‘中农工人’及‘富农工人’出工会”的做法。赣东北及中央苏区就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后是否应该退出工会问题争论不休。思想认识和具体实践抵牾的症结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城市革命道路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概念，已不足以解释苏区的“工人”情况。在中国尤其在苏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的情况下，一味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概念，结论必然是“苏区没有工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工人”标准进行调整。刘少奇在详细考察各地情况后，调整判断“工人”的标准。首先，不再强调“工人”必须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都应加入工会”。其次，出卖劳动力形式的不同或“还有很少的自己的工具”，都不影响对他们是否“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判断。而张闻天注意解决新政权建立后“工人”的判定问题，认为在工农民主专政下，“工人在政治上是统治者，是国家的主人翁，虽是在经济上一般的还是被剥削的阶级”，解决工人拥有财产后的阶级属性问题。毛泽东则直接对“工人”（包括雇农）的定义进行调整：工人“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将“完全丧失生产资料”调整为“可能拥有极小部分的生产资料”，将“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调整为“以出卖劳动力为主”，适应了近代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情况。该定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判断“无产阶级”阶级属性的基本原则，又兼顾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得到中共中央认可，将其确认为判定“工人”的统一标准。此外，中共中央还确定了因家庭和社会变革导致的个人阶级属性变化的判断标准。第一，家庭情况。即使工人的家庭出身是“富农或地主”，但工人及其妻子仍属于工人；家中其余的人，在暴动前“出卖劳动力”满一年者，为工人；在市镇上开“自做自卖的小工业店”，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一年者，为独立生产者，其余的则“照地主富农成分处理”。第二，结婚情况。暴动前结婚的，原剥削成分的女子“嫁与工农贫民”，从事劳动以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一年者，是工人或农民或贫民，否则原成分不变。嫁给“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工农贫民女子，如生活与“工农贫民同等”（即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或与剥削者“过同等生活不满五年者”，原来成分不变。暴动后结婚的，嫁给“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工农贫民女子，原来成分不变。“嫁与工农贫民”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从事劳动且以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五年者，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否则保持原来成分。无论“何时与何种成分”结婚，“子女的成分与父同”。第三，过继情况。暴动前，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农贫民“相互以子过继者”，不管过继时年龄如何，在“十岁以下者”成分不变。满十岁后过继给“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工农贫民之子，与“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如果生活和过继父母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者，保持原来成分；过继给工农贫民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之子”，与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三年者”，其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否则与生身父母等同。充分考虑到家庭关系变化、从事劳动且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间长短，“工人”的判定标准就更适应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通过将“工人”相关经典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概念层面完成“工人”的中国化。“工人”概念的中国化与将雇农纳入“无产阶级”范畴一起，标志着“无产阶级”概念的中国化，在概念层面基本解决中国革命主体的问题。但是，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不仅要求“无产阶级”具备“无产阶级”之形（符合一定经济社会标准），更要有“无产阶级”之神（具备领导革命的相应品质），中国“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质量层面的矛盾张力依然存在。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具备无产阶级之神，即指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如此，“无产阶级”概念中国化就指向思想层面，“无产阶级化”问题自然浮现。新革命道路确立后，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构成由以工人为主转向以农民为主。虽然农民有很多优点，但与经典理论中“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仍有差距，如彭湃总结农民运动经验时指出，农民的思想“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随着农民大量入党（“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农民思想中的负面因素对党的建设和革命产生不利影响，“在许多地方暴动的发展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意识一天一天地低落，而农民的意识一天一天地发展，许多地方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针对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的六大提出“党无产阶级化”方针，考虑到知识分子出身党员人数占优的情况，要求“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不过，所谓“无产阶级的方法”最初主要指阶级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即工人化：“党的削弱根本方面，由于党非从群众中产生出来，党的指导机关非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所以中央坚决主张提拔工农分子，提拔积极分子。”上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对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源的认知有关，“过去是知识分子在党中占多数，产业工人很少”。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军队，均大量吸收其他阶级（尤其是农民）成分入党，党的六大召开时，党内工人占10%，农民占80%。针对军队的情况，周恩来于1928年指出，“军官须无产阶级化。军官不一定要工农分子，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显然，他已意识到“无产阶级化”不仅是成分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不过，当时周恩来的看法没有完全成为全党共识。比如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化是整个党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仍是“特别注意产业工人”，“引进产业工人到党的指导机关中来”。鉴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古田会议正式提出“党内教育”方针，实际已提出“思想的无产阶级化”要求。但是，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如张闻天后来反思的，“他们（即极左主义者——引者注）把每一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不论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怎样努力，不论他们对党与苏维埃有着什么大的功绩，他们一律称之为‘阶级异己分子’，从红色部队中与苏维埃机关中洗刷出去，把他们编入劳役队或罚做苦工”，本质上仍是成分决定论，并不能解决党内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其一，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往往起着急先锋和领头羊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党内错误思想和行动的根源，但不可能完全排除知识分子而开展革命运动，党“需要他们（知识分子——引者注）工作”。虽然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常常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矛盾”，但只根据成分判断其革命性而将他们“洗刷出去”，不仅无法使他们真正“无产阶级化”，反而会削弱革命力量。其二，新入党的工农“无产阶级”的确有很多优点，但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素养要求仍有一定距离，有时思想上“也会有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如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仅在成分上进行党的“无产阶级化”，无法使他们成为革命所需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无产阶级化”不仅是知识分子党员的问题，也是整个党的问题，关系到所有出身的人；不能仅依靠改变党员的出身成分来完成，也必须通过开展思想上的教育和改造来达成。随着实践经验逐渐丰富和理论构建逐渐成熟，党的“无产阶级化”政策逐渐向着思想层面发展。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调整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明确指出自身的两方面属性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强调“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土地革命时期过于重视阶级成分的做法有所改变，为扩大党员来源做了理论准备，各个阶层的爱国分子由此大量入党。不过，党内也出现“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的现象。这些问题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党逐渐意识到，欲消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将党员锻炼成“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完成思想上的“无产阶级化”，除了“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外，还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至此，“无产阶级化”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指成分变化，转变为抗战时期主要指思想变化，解决了革命基础扩大后如何保持党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难题，也解决了“无产阶级”概念逐步中国化过程中的矛盾。上述变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概念中国化构建的完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通过论证何为思想上的“无产阶级化”，党成功形塑了具有优秀品质的中国无产阶级形象。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现代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具有其他阶级都不具备的优秀品质，天然具有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和能力。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概念的中国化构建，既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是否存在及其规模数量问题，又解决了他们是否具备及如何提高其革命领导能力的质量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证明的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还超越经典论述，具备一般“无产阶级”不具备的其他优秀品质。第一，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残酷的三种压迫（帝国主义压迫、资产阶级压迫、封建势力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在革命斗争中，他们推翻旧世界的愿望比其他任何阶级都更加坚决，“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第三，他们多数出身破产农民，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易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更为特殊的是，中国的农业无产阶级同工业无产阶级一样优秀，可以担负起革命重任，“第一，农业无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它在农村中的先锋队伍；第二，中国革命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中国农业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的革命的解决中，必须负起无产阶级在领导反帝的土地革命当中的先锋的绝大的政治任务；第三，中国农业无产阶级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动力，更拥有领导其他革命力量的能力、资格和地位，“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另一方面，思想“无产阶级化”理论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基础，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诞生。判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以及判断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败。中国特殊的国情和艰巨的革命任务决定了“无产阶级”欲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除依靠工农群众外，还需要获得其他中间阶层的支持拥护。周恩来在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教训时指出，过去党在阶级关系分析上的缺点之一是公式化，“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土地革命时期党陷于孤立的困境，团结了最大多数的人，“无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力量构成的革命主体——“人民大众”形成，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虽然各阶层爱国者的广泛加入，使党面临退化为“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的风险，但通过将“无产阶级”概念引入思想领域，中国共产党展开如干部教育、整风运动等消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实践，来自各阶层的党员磨炼出符合“无产阶级”要求的先进品质，“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解决了为什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革命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的根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为什么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等一系列理论难题，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结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诞生奠定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理论根基，而党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还受到苏俄革命经验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国情与苏俄国情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欲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既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又要突破苏俄经验的藩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新的革命理论，从而指导实践。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革命道路、革命领导者和革命主体及同盟军的研判、论证和形塑，是中国共产党构建革命理论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概念，正是党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基石。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其中严格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城市工人阶级数量和规模有限，但有着经济社会地位与无产阶级相似、革命积极性极高的阶层——受到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极端贫穷、迫切需要革命的农民，他们“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当发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与中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张力并有碍中国革命实践时，中国共产党人敏锐自觉地开始关注、研究农民群体并开展“无产阶级”概念的中国化构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农民的调查和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初步探索，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结合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重新确定“无产阶级”的标准，使农村的无产阶级——贫雇农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和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解决了新革命道路下革命主体和革命力量的难题。由此，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城市中心道路失败后扎根于农村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壮大。论证中国的“无产阶级”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记的“无产阶级”拥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优秀的品质时，“无产阶级化”特别是思想上“无产阶级化”的要求也就应运而生，为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设成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理论指引：“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而随着“无产阶级化”的衡量标准从以成分为主转变为以思想为主，“无产阶级”的内涵更加丰富，不再仅是指代某个阶级群体的概念，而成为一个具有思想特性的政治术语，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这一创新不仅促进了抗战时期党员来源的扩大，而且将爱国的各阶层各团体纳入党的革命理论体系中，推进革命力量的最大整合。至此，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本成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正确的革命道路、坚强的革命领导和广泛联合的革命力量构成的革命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前影响力较有限，“当时不仅在内地，即使在北平、上海，一般青年是根本了解不到”其主张的政党，发展为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革命青年的心之所向和最终建立新中国的强有力大党。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作者侯竹青，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