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晓：20世纪以来雅典与斯巴达两极对立的话语建构——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解读为中心
文摘
2024-12-30 17:49
北京
编者按：古典文明蕴藏着伟大传统和智慧，为人类文明发展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古典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早期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为引领中国古典学研究、推动文明传承发展、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本刊组织两篇古典文明研究论文，围绕中西古典文明的基础性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深化对中西古典文明历史的认识，更好担负起世界古典学研究的新使命，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摘 要：20世纪，西方学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解读逐渐 从历史学拓展到国际关系学。一战和二战期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共鸣。在美苏冷战的时代语境下，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希腊历史被简单建构为“崛起的雅典挑战守成的斯巴达”或者“民主的雅典对抗专制的斯巴达”的两极对立。这种意识形态建构有时将美国比作斯巴达，有时又将其比作雅典，看似自相矛盾，但本质上都服务于美国追求的全球霸权。在后冷战时期，“雅典—斯巴达”对立叙事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继续为霸权主义张目。关键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 雅典 斯巴达 冷战当代古希腊史研究者或多或少有一种观念：古典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存在全方位对立。这种对立既产生于两个城邦间的结构性冲突，又来源于两者不同的国家制度、公民性格和社会价值观。“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形象是西方历史文化符号，经由知识界和媒体不断传播，也普及给大众。历史上，争霸和对立现象屡见不鲜，其中雅典和斯巴达两极对立形象最为突出，并在现代语境下具有强烈的政治符号性质。希波战争后，雅典和斯巴达逐渐产生摩擦，最终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将这段基本史实进行简单化两极建构，把两个城邦的对立关系打上意识形态或国际政治烙印，主要是西方20世纪的学术现象，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时期，尤其反映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解读和利用之中。实际上，修昔底德本人没有始终只以对立视角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爆发伊始，他确实强调，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是“雅典人的日益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拉凯戴孟人（斯巴达人）的恐惧”。但他将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至少分为“第一场战争”（前431—前421）及之后（前421—前404）两个阶段。随着战争发展到第二阶段，尤其在雅典人远征西西里惨败后，他改变起初对战争的一些看法，包括不再片面强调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抗。即使我们采信修昔底德初期对战争起源的论断，也不能认定当时的希腊是两极世界。根据修昔底德记载，至少有四个关键性势力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败：雅典、斯巴达、叙拉古和波斯。战争第一个10年结束时，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未分出明显胜负，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然而，公元前413年叙拉古人击败入侵的雅典人，以及公元前412年斯巴达人和波斯人缔约并获得资助，导致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修昔底德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四极世界（尤其在战争的第二阶段），甚至是多极世界（还有科林斯人、克基拉人、忒拜人、阿尔戈斯人等），而非简单的两极世界。冷战末期西方学界回顾总结了两极对立的历史建构。1988年6月，一场以“霸权竞争：雅典和斯巴达、美国和苏联”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在意大利卡德纳比亚举行。1991年4月，此次会议论文集《霸权竞争：从修昔底德到核时代》出版。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英国、以色列、意大利等国学者详细论述了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冷战相类比、修昔底德与两极化、两极对立与战争、修昔底德与当代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对雅典和美国国防战略的影响等问题，可谓冷战接近尾声时，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和古典学者从修昔底德著作出发，阐释冷战意识形态的一场集中讨论。21世纪，欧美学者对这组问题的兴趣不减反增。2006年，劳伦斯·特里特梳理了冷战时期美国政界人物与国际政治学者如何从现实政治出发，解读和利用修昔底德的文本。内维尔·莫利关注修昔底德接受史，他于2012年和2015年先后主编论文集《修昔底德与现代世界：从文艺复兴至今的接受史、再阐释与影响》和《修昔底德接受史指南》，收入了讨论修昔底德、冷战和20世纪国际关系学的文章。2018年，莫利还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修昔底德解读转向的深刻影响。2022年，卢卡·伊奥利和伊万·马蒂亚希奇共同主编论文集《“极端年代”及其后的修昔底德：学术与政治》，较系统梳理了20世纪初以来百余年间西方学界和政治界如何相互作用，并一同影响修昔底德接受史。欧美学者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如何被运用到国际政治研究和意识形态领域，有助于还原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历史解释模式在冷战期间的建构过程。然而，欧美学者几乎未对这类建构的矛盾之处及其原因进行深入阐述。本文聚焦20世纪以来西方语境下雅典和斯巴达两极对立叙事的建构过程，即在冷战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政治界和学界如何利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古今类比和附会，逐渐加强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类建构和宣传的自相矛盾之处及其内在原因，以及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历史建构对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影响。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史料，他对两个城邦对立和冲突的叙述长期具有权威性。据晏绍祥分析，意在逗乐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伪造历史的演说家安多基德斯和侧重道德说教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都不如修昔底德权威。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克拉提普斯、提奥庞普斯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佚名史家都续写了修昔底德的著作，但均未达到他那种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水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雅典和斯巴达多有重要论述，但他们主要从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方面阐释两者差异，而非详细记述两者对立冲突的历史。而且，他们对雅典和斯巴达政体和城邦理念的分析，本质上也是延续公元前5世纪希腊知识群体（尤其是修昔底德）的讨论。总之，世人了解希波战争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争斗主要依靠《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余著作和新材料只是补充文献。20世纪60年代之前，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和那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几乎等同。比如，1927年，英国古典学家伯纳德·亨德森出版著作《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大战》，副标题就是“修昔底德《战争史》导论”，他在序言中直言此书是为研究修昔底德的学者而写。西方学界长期视修昔底德为历史学家的典范。即使有学者质疑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方式和可信度，但对他历史学家的身份没有异议。20世纪初，欧洲列强矛盾加剧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政治格局深刻改变，欧洲人的历史认知遭受冲击。一战结束后不久，国际关系学兴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重新解读。由此，修昔底德既保有“西方军事政治史鼻祖”的地位，也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先驱”。早在一战爆发前后，深受古典教育影响的欧洲各国政界和知识界人士就喜欢引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时局进行类比。1904年，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在呈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的处境与雅典人相似——他们不得不在比雷埃夫斯建造长墙，而且完成防御前不能被强大的斯巴达人阻碍。”这一典故激起威廉二世强烈共鸣，他回答说：“亲爱的比洛，最近几年我已引用这个例子好多次了！”阿尔弗雷德·齐默恩于1911年出版史学名著《希腊共和国》，其中多次引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将当时的大英帝国和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帝国相提并论。书中强调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商贸中心地位，还将其与伦敦进行比较。多年后，汤因比回忆1914年一战爆发时，修昔底德激起他内心的震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在牛津教授古希腊史……我发现了一种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因为这场战争显然将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精神命运和政治命运置于险境，使我想起并感受到修昔底德著作中那些词句。此前，由于我还未拥有打开这些词句的心理钥匙，我阅读它们时都不识真味。1914年，我感受到在西方历史进程中我们这一代人所遭遇的经历，也曾降临到希腊历史上修昔底德那一代人身上……
汤因比说出了一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无论在英国、德国还是法国，将一战和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类比是昔时风尚。这正是国际关系学创建之初的政治和学术语境。在某种程度上，这门学科从古典文明史（尤其是修昔底德）的知识基础和一战的现实政治基础上发展而来。不过，一战前后欧洲人对修昔底德“同时代性”的感受主要集中于海权、内战与革命、民主政治与帝国扩张之间的矛盾，以及对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战）爆发责任问题的讨论。交战双方都热衷于民族主义话语，如德国、英国学者争相引用《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来鼓动战争，都将其诠释为经典爱国主义演说，也都将各自国家比作雅典。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威尔逊理想主义盛行，国际关系学者仍讨论修昔底德，但对古典时期城邦纷争的兴趣有所下降。例如，1936年，美国政治学家弗兰克·拉塞尔出版《国际关系理论》，呼吁建立保证安全的国际政府和共同的国际合作体系，其中只简单提及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基恩指出，此时的学术氛围受国际联盟影响，关注世界和平，像亚历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那样“将文明世界组织为一体”的理念更受欢迎。此时，西方学界尚未形成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的两极化解读，但仍有人关注修昔底德与现实政治的关系。1936年1月初，古典学家约翰·伊诺克·鲍威尔（John Enoch Powell）在英国古典学协会年会上发表题为“战争及其后果对修昔底德研究的影响”的演讲。鲍威尔意识到，德国一些古典学者正在利用修昔底德的文本为纳粹统治服务。修昔底德曾说：“雅典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鲍威尔指出，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宣传者正在将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第一公民”）和希特勒（“元首”）联系起来，“希特勒可能看起来很像伯里克利，或者更确切地说，伯里克利看起来像希特勒”。他意识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威胁着大英帝国，另一场大战很可能已迫在眉睫。当时的形势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二卷颇有相似之处。鲍威尔还在演讲中使用“两极化”（bi-polarity）一词描述修昔底德所处的希腊世界，同时指出斯巴达和雅典实行对立的国家制度，处于斗争的两极。鲍威尔非常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不过他没有用“两极化”来描述当时的英德关系。1943年，美国古典学家路易斯·洛德在欧柏林学院作了关于修昔底德的系列讲座。1945年，洛德的讲稿出版，以其中一讲的标题“修昔底德与世界大战”为书名。这一讲比较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许多方面与当时的世界大战相似”，都涵盖各自时代的已知世界。相比鲍威尔，洛德对雅典—斯巴达的对立作了更多阐发。洛德直言，在比较古今世界大战时，他将雅典等同于一战和二战中的德国（入侵者），而将斯巴达等同于英国（防御者）。洛德身为美国学者，仍然将英国视作对抗德国的主导力量，所以他才将丘吉尔（而非罗斯福）的演说与伯里克利的演说相提并论。但是，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解释存在无法自洽的错位。他强调，雅典的文化是“自由人民的文化”，雅典公民享有开明民主的所有权利，他们和英国或美国的公民一样自由。而斯巴达是一个“武装军营”，其公民生活所受管制尤胜普鲁士，并在内政方面实行“最发达的普鲁士主义”。面对这一错位，洛德只能解释，他所讨论的仅是两个希腊城邦的对外关系和各自对待盟邦的态度，而不是它们的国内政治和公民生活状态。相比欧洲学者，洛德更直接地运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类比现实政治。不过，类比的错位和自相矛盾已经出现，此后成为这类研究中的突出问题。正如莫利所说，20世纪前期的修昔底德研究经历了从历史学向国际关系学拓展、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双重变化。洛德和他的《修昔底德与世界大战》正是这一双重变化过程中的实验产物。1947年2月22日，刚就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发表讲话。当时，美国各界沉浸在二战胜利的和平与喜悦中。但是，马歇尔忧心忡忡地强调，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最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在许多方面比战争时期“更为关键”。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将历史教育和现实政治相结合，他提醒美国年轻一代，要“真正了解与政府、国家和民众特点有关的历史教训，以及摧毁人类生命和进步的战争的原因”。为此，他明确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当时的国际问题联系起来：一个人通常只有在深刻理解过去之后，才能领悟其中的教训和智慧，才能拥有点燃灵魂之火的信念。倘若一个人尚未在脑海中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雅典的失败，我会非常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来考虑今天某些基本国际事务。
此时，冷战大幕正在揭开，美国设定的对手已经从德国和日本转为苏联。马歇尔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未来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他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为警示的目的不言而喻：世界正在开启两极格局，美国若想避免重蹈雅典覆辙，就要吸取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教训和智慧”，尽快抢占先机，确保赢得下一轮争霸。当时美苏争霸还未全面展开，马歇尔对于“基本国际事务”也就点到为止，没有明确指出雅典和斯巴达分别对应的现代政体。不过，他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建构两极格局的世界观已经呼之欲出，将深刻影响此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国际关系研究。随后，两极化思维在美国日益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逐渐被当作冷战时期世界两极格局的历史原型。回顾这一时期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利用，可以发现这种“借古喻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斯巴达—美国、雅典—苏联论；雅典—美国、斯巴达—苏联论。前者以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为讨论对象，后者则以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为讨论对象。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建构有时将美国比作斯巴达，有时又将其比作雅典，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特点。首先，有一部分美国学者以“新兴强国挑战原有强国”为视角，将冷战时期的美国比作斯巴达，而将苏联比作雅典。1966年，政治学学者彼得·弗利斯出版的《修昔底德和两极政治》是这种建构路径的代表。弗利斯将希波战争后的希腊解读为两极世界，同时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的希腊与当时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极世界相似：近年来，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大战在读者中重新受到关注……在比较那时和现在的国际形势时，必须要理解，斯巴达和美国以及雅典和苏联分别具有类似地位……修昔底德关注的基本问题已得到广泛承认：全部的破坏力都集中在两个基本上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手中。
在这种以当时国际格局为导向的历史建构中，弗利斯将希波战争后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时期也称为“冷战”。他认为，雅典与斯巴达实力相当且都远胜其他城邦，由此形成两极格局。美国被比作维护原先国际秩序的斯巴达，而苏联被比作挑战者雅典。在涉及民主政治时，他强调，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直接民主与现今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存在根本差别，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以此回避雅典和美国的关联性讨论。弗利斯的斯巴达—美国、雅典—苏联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二战时期洛德的斯巴达—英国、雅典—德国论，又为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斯巴达—美国、雅典—苏联（或中国）论建立了范式。其次，另有一部分美国政界人物和学者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将美国比作雅典，而将苏联比作斯巴达。事实上，19世纪初，美国的开国元勋大多不喜欢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却崇敬斯巴达的简朴生活和稳定秩序。但19世纪20年代后，在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等人推动下，雅典的形象日益提升。此后，美国政界和学界逐渐将美国民主和雅典民主进行类比，并建立关联。进入冷战后，出于意识形态宣传需要，这种历史类比被进一步建构。1952年，路易斯·哈勒在《外事杂志》上撰文，强调修昔底德与当时形势的联系比一战和二战时还要密切，对美国具有直接指导性：修昔底德的同时代性一直在稳步上升。1914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结束，这种同时代性开始进入第一阶段。1939年，修昔底德离我们更近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发现自己就像希波战争后的雅典一样，被要求承担自由世界的领导权。这几乎把他带到了我们身边。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即使你们在上一次战争前读过修昔底德，你们也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事件如何增强了他的意义，他所写作的历史如何变得更加生动和深刻……在我看来，二战以来，修昔底德离我们更近了，现在他就是在我们耳边说话。他或许是美国人民睿智的老顾问。
哈勒点明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的领导权”，并将美国直接对应希波战争后的雅典。不过，即便他当时正在美国国务院参与制定针对苏联的政策和战略，他在此处尚未提及斯巴达和苏联的对应关系。与雅典—美国相对立的是斯巴达—苏联。1871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和1933年崛起的纳粹德国都被认为可以类比斯巴达，而将苏联和斯巴达进行类比却相对较晚。英国斯巴达研究专家斯蒂芬·霍金森指出，苏联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斯巴达缺乏兴趣；而在美国，将斯巴达和苏联进行类比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几十年后才出现的”。在冷战前期这种类比发展也较为缓慢，虽然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大众媒体已经有涉及斯巴达和苏联关联的话题，但1970年之前，“斯巴达的例子在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思考中所起作用似乎甚微”。
20世纪70年代起，雅典和斯巴达日益被塑造成完全对立的历史形象，与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的形象相关联。1970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小埃尔莫·朱姆沃尔特（Elmo R. Zumwalt Jr.）与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一同乘火车旅行，并就美苏局势交换意见。基辛格认为：“美国人民只能责备自己，因为他们缺乏毅力来对抗苏联人，正如雅典之于斯巴达。”对此，朱姆沃尔特表示不屑并进行反驳。1976年2月，已辞去军职的朱姆沃尔特出版回忆录，同时参与竞选民主党参议员。他在回忆录中提及6年前那场争论，并在竞选演说中再次批评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对苏联的战略收缩政策。1976年3月31日，罗纳德·里根竞争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在电视讲话中也引用朱姆沃尔特关于雅典—美国、斯巴达—苏联的类比，抨击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现在我们必须问一下，是否有人在出卖我们的自由。报道援引基辛格博士的话说，他认为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今天属于苏联。而且，他补充道，“作为国务卿，我的工作就是谈判以获得最可接受的次优地位”。
另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基辛格也确实说过，冷战是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其中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经过朱姆沃尔特、基辛格和里根等政治人物的争论，雅典—美国、斯巴达—苏联类比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在冷战高潮阶段，美国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直接利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情报系统的分析人士也锁定斯巴达—苏联类比，并加以利用和宣传。1970年，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拉什·格林斯莱德发表论文，讨论苏联的军费预算和国防负担，认为苏联经济模式与斯巴达相似。1981年，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亚伯拉罕·贝克撰写《苏联的国防负担：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讨论苏联军事问题，并再次比较苏联和斯巴达的“军国主义”。1984年10月11—12日，兰德公司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主题为“苏联经济模式”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中，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亨利·罗文（Henry Rowen）提出，研究苏联体制可以将斯巴达这样一个小型社会作为范例，“苏联可以被看作放大版的斯巴达”。罗文的发言对美国情报系统有所影响。1984年11月21日，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下设的国际贸易、金融、安全经济小组委员会举行年度听证会。当主要证人、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副处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被问及如何评估军队在苏联政府中的影响力时，他更是明确将苏联与斯巴达相提并论：苏联很像斯巴达。事实上，它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几乎都以军事及其需求为第一要务。
虽然苏联实际的内政外交情况与斯巴达大相径庭，但在美国一系列政界和学界人物言论影响下，里根政府决定将苏联视为军事主导国家经济的放大版斯巴达。同时，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加强国防开支，对苏联施加军备竞赛压力，最终加速苏联经济崩溃。这是斯巴达—苏联类比对冷战进程的重要影响，现实作用明确。再次，有美国学者意识到，将美国既与斯巴达又与雅典进行类比会产生矛盾，他们试图调和。1969—1987年，古希腊史学家唐纳德·卡根出版四卷本《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史学代表。在第一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卡根多次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20世纪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尤其在描述公元前449年伯里克利提出的“大会法令”时，他将其与“马歇尔计划”提出时的情景相比较：如果斯巴达人拒绝邀请……雅典人非但没有任何损失，反倒会收获颇丰。雅典已经表现出她对泛希腊地区利益的关心，因此可以在道德上占据优势。这与二战之后美国所面临的形势极其相似。当时，欧洲已经分化为两个势力范围。出于类似的考虑，美国人推出了“马歇尔计划”。他们主要的政治目的是要加强对西欧的控制……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结果是，美国人在道德上得到胜利，而苏联则落下了一个坏名……与苏联人的反应一样，斯巴达人拒绝了雅典的邀请，大会因此夭折。不过，对雅典而言，斯巴达的拒绝是雅典在宣传方面的胜利……
1970年起，卡根为耶鲁大学学生长期开设“关于战争起源的历史研究”课程，其中详细介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以及进一步比较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冷战，他对雅典—美国、斯巴达—苏联两极形象的进一步建构尤其引人注意：从根本上说，在国际关系结构上，（进入冷战后的）新形势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希腊世界相似……世界是两极的……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雅典与美国相似，都是开放的、奉行个人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社会，而斯巴达与苏联相似，都是封闭的、奉行集体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社会。
但是，卡根意识到这一类比存在错位。所以，他承认这种类比只能应用于两个城邦的内部特征，应用于外部事务时就会失效。对此，他再次引用希波战争后的历史类比：在古希腊，斯巴达领导着一个国家联盟，其中许多国家相当独立，更像北约而非华约。它的政策基本上是静态的，旨在维持其现有的首要地位和安全。民主的雅典则是充满活力且具有破坏性的国家。斯巴达人认为雅典的扩张和国力具有威胁性。提洛同盟实际上已经成为雅典帝国，更像是用以伪装苏联帝国的华约。在20世纪，苏联就像希波战争后的雅典，利用自己的胜利迅速扩张领土和权力。这对美国提出了挑战和警告。而美国和斯巴达一样，对现状大体上满意，渴望保持自己的优势。
卡根的补充解释表明，他试图调和雅典—美国、斯巴达—苏联和斯巴达—美国、雅典—苏联两组自相矛盾的类比。这种“内外有别论”反映出，美国既想在道德舆论上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的典范和专制主义的敌人（故有雅典—美国论），又想在国际关系上维护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打压其设定的挑战者（故有斯巴达—美国论），类比的方式看似自相矛盾，但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现实霸权。总之，经过冷战时期的附会和滥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经沦为美国霸权主义任意阐释的“历史例证”和“文本片段”。这种冷战意识形态建构，服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反苏反共、输出西式民主和价值观、巩固“自由世界”的现实需要。它并非严肃的学术研究，却是值得警惕和深思的叙事模式和历史现象。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开始推行单边主义路线，并宣扬所谓“历史终结论”。修昔底德作为“两极世界国际关系导师”的角色看似已无用武之地。然而，冷战时期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解读模式已经产生深刻影响，两极对立的历史思维在相当程度上继续支配着后冷战时期美国学界、政界和大众媒体。首先，雅典—斯巴达、美国—苏联两极对立形象深刻影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冷战末期和冷战结束后，部分学者仍在延续冷战时期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既借此总结冷战历史，又暗含进一步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现实考量。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撰有《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冷战》一文，比较和总结了雅典—斯巴达与美国—苏联古今两次争霸的异同，他的观点来自他此前对修昔底德霸权战争理论的分析。吉尔平认为，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像雅典，苏联像斯巴达，它们领导着各自的联盟。美苏之间由于国家利益和社会性质差异，彼此心存抗拒，1947年以来都处于对峙状态。但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导致冷战最终没有像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成为真正的“大战”或“热战”。因此，除了古巴导弹危机，双方几乎没有直接正面冲突，表面上保持着和平共存。2001年，理查德·内德·勒博与罗伯特·凯利合写《修昔底德与霸权：雅典与美国》一文，又延续吉尔平等人在冷战末期对雅典和斯巴达两极对抗的解读。他们还引入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概念（领导力资源、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力、政治制度等），以此分析和评论雅典政策的得失，并借此与美国在冷战中的软实力相类比：冷战期间，美国表现出与雅典的相似之处。他们有共同的民主意识形态，并自视为他人应仿效的榜样。雅典从波斯人手中拯救了希腊，还是希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力量；美国帮助欧洲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并成为西方盟国的领袖。两国的预设形象为它们提供了各自霸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在最初阶段帮助它们在同盟精英和公众眼中取得合法性。
伯里克利逝世后，雅典开始严酷对待盟邦，引起盟邦怨恨，成为雅典最终战败的原因之一。而斯巴达在击败雅典后，日益依赖武力，胁迫盟友，最终在公元前371年败于忒拜。在勒博和凯利眼中，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同样是以军事力量控制东欧盟国，而没有给盟友提供更多利益。雅典、斯巴达和苏联的失败都是由于软实力不足。这种看法当然是偏颇之论。实际上，他们意在提醒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不能丢失软实力，强硬推行霸权主义会遭遇失败。2005年，美国政治学家小约瑟夫·莱恩发表《冷战之后的修昔底德：古典史家关联性的再现》，再次将冷战后的美国与雅典相比较。他认为，美国很像“雅典意义上的帝国”（an empire in the Athenian sense），是一个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驻军的“民主制帝国”。对此，他直言：“我们的处境可能有点奇怪，不得不创造一个斯巴达来证明我们作为雅典的角色是正义的。”此时，小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能再以“防止苏联威胁”为口号，而是声称反对“宗教专制”以及推行民主政治。足见，即使两极对立国际格局不复存在，美国仍可以从雅典那里得到借鉴。这是冷战意识形态留下的“遗产”。其次，美国新保守主义学派对修昔底德推崇有加。该学派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最受欢迎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教科书”。作为新保守主义史学家，卡根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永久和平，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仍能从修昔底德那里学到如何保持优势。他提醒美国人注意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当斯巴达战胜雅典后，希腊政治的发展趋势从民主政治转入寡头政治。这意味着，采用民主制度的一方最终未必能获胜，一旦他们失败，民主政治或许就不能继续施行。因此，美国人不能对其政治和经济体制过于乐观，而是要从修昔底德笔下的“米洛斯对话”中理解为何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以及修昔底德揭示的战争与权力竞争之间的本质关系。他认为，美国在冷战之后应该“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在必要时使用它的意愿”，而不是像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对待科林斯那样优柔寡断。英国学者约翰·布洛克瑟姆发现，卡根在1995年的观点已比其在1969年的看法更富有进攻性，更强调军事力量对于维持霸权的作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其他国家挑战它独一无二的地位，即防止出现另一极，或对可能成为另一极的对手进行各种打击压制。这是典型的霸权逻辑下的单边主义，也是冷战时期两极思维的延续。卡根再次通过修昔底德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路线提供历史认知基础和理论依据。与卡根相似，新保守主义军事史专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强调，当代美国与古代雅典有很大的相似性。2005年，汉森出版《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该书中，他认为美国和雅典是各自世界的文化中心，都具有帝国的力量，可以向盟友和敌国推行民主制度。而斯巴达是寡头制的、不自由的和军国主义的政体。纳粹德国或苏联很像寡头制的斯巴达，它们都致力于摧毁民主的雅典。美国仍要从雅典人的得失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雅典败于斯巴达的覆辙。“9·11”事件后，汉森继续运用雅典—美国的类比，为美国采取霸权主义、强制推行美式民主寻找历史资源。从他与卡根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冷战时期形成的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思维如何继续发挥着影响，以及他们对潜在对手的恐惧。再次，美国大众媒体也进一步推波助澜，将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史简化为雅典和斯巴达两极对立。美国互联网上有大量关于雅典和斯巴达政治体制的对比，试图塑造民主制与寡头制对立的最初历史原型。例如，2007年创办的迪芬网（Diffen）将雅典和斯巴达进行逐条对比。而有的学者则沿袭冷战时期雅典—美国、斯巴达—苏联论，在各类媒体上继续宣扬美国与雅典、苏联与斯巴达以及冷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相似性。总之，民主制、自由的、拥有强大海军的雅典与寡头制、封闭的、称霸陆地的斯巴达，仍被用来向公众解释冷战的历史渊源，通过渲染和对比两者的符号含义，标榜美国制度与文化的“优越性”。最后，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一些美国政客和学者习惯性沿用冷战思维，再次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类比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形势，提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斯巴达—中国论。2017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此前，他已多次抛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认为雅典不断崛起和斯巴达与日俱增的担忧，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他改造了冷战时期的斯巴达—美国、雅典—苏联论，仅仅将苏联替换为中国，以此来映射中国（崛起国）和美国（守成国）的关系。现今还有一些美国学者将中国比作斯巴达，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在政治操作下的类比模式中，中国可以被比作“崛起的雅典”（国际关系层面），也可以被比作“专制的斯巴达”（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矛盾宣传在冷战之后再次出现，其本质与冷战时期美国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的意识形态建构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雅典与斯巴达两极对立历史叙事模式的建构，绝非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事实上，它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学术政治化活动才得以成型和完善，背后是西方霸权主义话语体系。我们不仅要从学术层面全面了解其建构过程，还应跳出学理之争，从更宏观和现实的角度审视这种对立。冷战时期，美国学界和政界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简化为雅典与斯巴达的两极对立和争霸，并不断对这套话语进行丰富和调整，折射出西方文明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明和野蛮、自由和专制、虔信者和异教徒、理性和愚昧、欧洲和非欧洲、西方和东方等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贯穿其中。在美苏冷战语境下，“崛起的雅典与守成的斯巴达”或者“民主的雅典与专制的斯巴达”两极形象，既符合美西方阵营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其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因此，在20世纪中后期，两个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符号特征被刻意强化，逐渐形成新的自我与他者话语体系，并在后冷战时期持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美国学者都接受这类观点。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者沃尔特·罗伯特·康纳早年也相信，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视角在冷战时期具有“直接应用性”。但是，他在1988年参加卡德纳比亚会议时却鞭辟入里地指出，所谓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叙事，无法客观描述修昔底德所处时代的形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实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相比，雅典和斯巴达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国，这明显与美苏冷战时期的世界形势不同。至于修昔底德的相关论述，本意是让读者了解权力的本质和战争的残酷。通过康纳的分析，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叙事主要是在美苏争霸的局势下被建构起来的，建构者没有全面探讨修昔底德对整场战争和整个时代的看法，仅截取他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以及他对两个城邦的差异性描述，充当建构两极对立叙事的“历史根据”。两极对立叙事反映西方强权政治逻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密提林反叛、克基拉内战、米洛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等文本片段，无不透露出修昔底德对强权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他因而被视为“西方政治现实主义之父”。虽然古希腊城邦世界与现代西方文明差异巨大，但以强权为基础的政治现实主义却刻意寻找双方逻辑上相通之处。西方学界和政界选择修昔底德的著作作为阐释现代西方政治观念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对霸权和战争的理论诉求。雅典—斯巴达两极对立叙事是典型案例，它是美国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推行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的一套话语体系，其自相矛盾之处凸显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信奉的霸权主义。一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战胜雅典告终，这一结局成为对自诩雅典民主“继承者”的美国的警告，于是美国政客常用“避免重蹈雅典覆辙”的说辞制造焦虑，并宣扬对“专制主义国家”实施打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美国提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设定新兴国家与传统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必将引发战争，以此辩说美国应该维持其霸权地位。两种提法都在后冷战时期得到延续，反映出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话语和强权政治逻辑。对古希腊史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解读，是西方国家学术政治化的体现，说明西方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学术活动。这种意识形态建构还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普及给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其宣传目的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对西方各种关于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表述和论断加以鉴别。在讨论诸如美国是“雅典式的民主帝国”还是“维护原先国际秩序的斯巴达”等问题时，不能急于选择这类问题的预设答案，而应通过还原其学术背景和建构过程，发现其立论出发点和层累演进的阶段过程，以免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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