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起看了一半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下去，觉得书后的人名索引真是编得好，为读者解决了许多疑难。看人家的私信最怕遇到一些别名诨号，通信者相互熟悉，有时候写得来寻开心的，外人读得不知所指，就很没有味道了。比如称废名为常出屋，称钱玄同为老爹，这是只在通信里才读到的，我在别的书上就没见过；当然我所见有限，不作准的。说到通信集里的注，本书的办法似更好些。凡例说，本通信集中的异体字，如“出板（版）”、“起原（源）”、“阁（搁）浅”、“多馀（余）”、“泡（炮）制”等，一律保持原貌。有些我们能了解，如“斯掉”是“撕掉”，“蒲陶”或“蒲桃”是“葡萄”，“景印”是“影印”，有些做了脚注，如“它足”即“蛇足”，所以读起来并没有觉得不顺。先前读姜德明先生编的《孙犁书札》，看到他就不是这样处理的，而是对孙犁书札中的异体字未注而径改。好在这本《孙犁书札》开本阔大，排印的书札与影印的原件在同一页面，读者可自行对照。我想，要是把《孙犁书札》单出一个排印本，或者纳入文集，不能全附影印的原件，这样的做法就有失原貌了。
以前看周作人的照相，觉得老僧入定一般，颇为古板，不像大先生那样调皮有生趣，这一回看看书信里的两处落款，如页一四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惜非九时”、页一五三“岂明白（三字可连读）”，体会周氏兄弟到底是一家，骨子里的性情还是蛮像的。
记得余斌在《当年文事》后记里说，他的关于张爱玲和周作人的文章都分入了新版的《张爱玲传》和待编的《杂说周作人》，前几天突然想起，于是在网上搜一下，见有新印的《张爱玲传》和《周作人》，就一起买了回来。余斌的《张爱玲传》我在二十多年前看过初版本，它使我对余斌的文字相当的喜欢，还把《字里行间》带到南京去求了一个签名。上个月雷鸣兄在书店里偶遇余斌先生，知道我有所好，又谋得一本《提前怀旧》的签名本给我，真是很开心的事。
同时买的还有理洵兄的《猎书记》，也是想要学其短的意思，虽然明知道学不会。《与书为徒》是我用《学步集》换来的，当时即与理洵兄说，这样子摆明了要占人便宜的，事情讲得来，很不好意思。《猎书记》当然不能再向人家要了，只是这样就又少了一个收得一册签名本的机会，想想还是蛮觉得可惜的。我看到许多朋友大费周章的把书寄过来寄过去，谋求作者的签名，真是羡慕人家的雅兴，周俞通信里也多有为谁谁写个字什么的，这本来也是一个好玩的事。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签名本之类多是随缘而得的，没有刻意追求。有一次给俞晓群先生发个纸条说我有他的哪几种著作，想请他题写个签条贴在书上，也可省得书寄来寄去的麻烦，俞先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可是他一忙就把这事全忘了，结果我空欢喜一场。所以我想其实把书寄去求签名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到底还是不愿意搞这样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