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东烟台地方，有一个国家海军预备学校，在民国九年前后解散结束时，数百年青学生中间，有一个福建福州姓胡的学生，名字叫作崇轩。这个年纪极轻的海军学生，当时还只十五岁左右，学校解散以后，同几个朋友流落到了北京，一九二六以后，就是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
若有人能检查到十四年左右在北京出版的《京报》副刊，便可在名为《民众文艺》的一种周刊上，见到胡崇轩这个名字。
那时编辑这个小小刊物的是项拙同胡崇轩，两个学习海军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几个名字：毛壮飞，陆士钰，荆友麟，高长虹。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来的读者印象上，除了最后那个高长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的。那时《民众文艺》的编辑处，在北京的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四号，项胡便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每到应行送稿的一天，两人坐了洋车或徒步轮流到京报馆去送稿，每期报出后，还由编者亲自到报馆去，把那作为报酬的两百份单张周刊拿回。刊物取回住处后，两个人就低下头伏到桌边，分头抄写寄赠各处的封套。在当时，似乎居然还有人远远的寄了邮花来订买这刊物的事，几个人仿佛十分兴奋，并不因此自弃。什么人寄了两分邮花来，这一面，便为按照那个地址，写一个封套，附贴一分邮花，把刊物寄出去。有时人家只寄来两分邮花，为不曾指定需要某一期刊物，他们却把所有已出各期刊物，各检出一份，寄给那个读者。他们在这种情形下，每月所用的邮花，自然是不能靠别处寄来的邮花相抵的。但他们是不在乎此的，他们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时，都伴着做了一个好梦。他们是年青人，一个年青人的可爱处，在这些从事于文学的人方面看来，是更多天真的胡涂处的。他们如其他初初从事于文学的人一样，是只盼望所写成的文章，能有机会付印，印成什么刊物以后，又只盼望有人欢喜看看的。只要有人阅读，他们就得到报酬了。
因为有一次一个用“休芸芸”作为笔名的无名作者，那时在北京写下的文章，还不值得任何编辑的注意，也只成天做梦，梦想写出的文章有人阅读，但是各处试验都失败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点文章到他们那里去。这文章即刻登载出来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个名为庆华公寓的一间房子里，就来了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晤及了一个还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于是他们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那两个海军学生走后，那个步兵上士心想：这倒是古怪的事情，两个编辑也来到我的住处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头的光照及了。……那时节，自然是我最无办法处置生活的时节，日头的光是不会照到头上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若果当时到我住处的，不是这两个编辑，却是那个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或者已经成一个照相技师了。因为我那时还不明白我学照相适宜一点，还是学写文章适宜一点。我把写成的文章寄到报馆去，却同时告那个照相学校校长，说我愿作一个学徒。
既然认识了两个编辑，文章有了办法，怎么样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块钱，应付住处的一切，当时我似乎还没有打算到的。因为我那时，认识这两个人以前，还只得到过晨报馆五毛钱书券的报酬，这文章登载到那时的晨报“北京栏”上面。即或认识了他们，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费二十块钱，这希望，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他们两人当时所作的梦，似乎也没有那么华丽，因为他们比我经验多了许多。那个时节的风气还不许可文学得到什么东西，鲁迅当时若果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同大学校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十分可笑。可是，我那时，却似乎以为有了朋友，别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难以及此后的一切也暂时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与被解散的两个海军学生又见到了，仍然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那时，在我那名为“窄而霉斋”的房间里，最多的就是空话，可以吃的也只有开水。那个时节好象是春天，因为在别人的房间里有白炉子，在我的房间里没有白炉子。这两个朋友到我住处时，我曾同他们说过，房子里有泥炉子，煤气熏人，真很讨厌。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载到《民众文艺》上面时，却是一篇羡慕有能力购置一个泥炉的人那类文章。
自从我认识了这海军学生以后，似乎有了一个礼拜样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丁。”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个女人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会。到后那女人走了，胡才说她不姓丁，另外有姓。
但是我以为姓什么没有关系，一个人有趣一点，通脱洒落，没有姓名也还是不妨事。胡又说引她到这儿来，是因为听人说到我“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我到现在还疑心我的朋友说那句话时，有点含混，不甚说得清楚，或者所说是一种相反的趣语，因为我从没有被另外什么人说我“好看”，也从没有另外再被谁个女人走到住处来“看”过。这女人到后我才知道姓蒋，然而在五年以后，写了许多文章给人阅读，成为一九二八左右一个最入时的女作家时，在作品的笔名下，却又告给读者，说她姓丁。
这个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长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长的地方并不很远。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
自己说是姓丁的丁玲，那时也独自住在一个名为通丰公寓的小房间里，如同当时的许多男子一样，什么正式大学也无从进去，只能在住处就读点书，出外时就学习欣赏北京一切的街景，无钱时习惯敷衍公寓里的主人，躺到床上时就做梦安慰到自己。我同胡第一次到她住处时，看见那房子里一切都同我们住处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便很觉得希奇。以为一个女子住到这样房子里，不害病，不头痛，还能很从容的坐在一个小小的条桌旁边写字看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若知道这种生活，有许多年青人是那么过下来，即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当时就不会如何诧异了。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就认识了的一种过去。
（选自《沈从文别集·友情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