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八岁发蒙起.即使是在行军、作战中间,也不能两天三天不打开书本的。但一直到四十七八岁,也可以说不曾读过一部书,不曾读通一本书。因为我的读书生活是这样的矛盾,所以写出来或者可以作许多有志青年的前车之鉴。
我不断的读书,是来自对书的兴趣。但现在我了解,兴趣不加上一个目的,是不会有收获的。读了四十多年的书,当然涉猎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但我现在知道,不彻底读通并读熟几部大部头的古典,仅靠泛观博览,在学问上是不会立下根基的。这即是我在回忆中所得的经验教训。
我父亲的一生,是过一生没有考到一个功名的人。我父亲要我读书的目的,便是希望我能考功名。这一点曾不断引起我的反感,也大大的影响了我童年的教育。一发蒙,即是新旧并进。所谓“新”,是读教科书,从第一册读起,读到第八册。再接着便是“论说模范”。接着,就读“闱墨”。所谓闱墨,是把考举人、进士考得很好的文章印了出来的一种东西。在这上面,我记得还读过谭延闿的文章。
所谓旧的,是从《论语》起,读完了《四书》便是《五经》;此外是《东莱博议》、《古文笔法百篇》、《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换上《御批通鉴辑览》。除《易知录》和《辑览》外,都是要背诵,背诵后还要复讲一遍的。
上面新旧两系统的功课,到十三岁大体上告一段落。这中间,我非常喜欢读诗,但父亲不准读。因为当时科举虽然早废了,但父亲似乎还以为会恢复的。而最后的科举,是只考策论,并不考诗赋。有一次,我从书柜里找出一部套色版的《聊斋志异》,正看得律津有味的时候,被父亲发见了,连书都扯了烧掉。等到进了高等小学,脱离了父亲的掌握,便把三年宝贵的时间,整整的在看旧小说中花掉了。这也可以说是情绪上的反动。
十五岁进了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是那样的糊涂。当时我们的国文程度,比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国文程度,大概高明得很多。尤其是讲授我们国文的,是一位安陆的
我对于线装书的一点常识,是五年师范学生时代得来的。以后虽然住了三年国学馆,但此时已失掉了读书时的新鲜感觉,所以进益并不多。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一段相当长的读书期间,第一,一直到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底为止,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过当时政治性的东西,所以对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完全没有一点印象。我之开始和政治思想发生关涉,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
从民国十六年起,开始由
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
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一生的人。以
自卅八年与现实政治远缘以后,事实上也只有读书之一法。我原来的计划,要在思考力尚锐的时候,用全部时间去读西方有关哲学这一方面的书,抽一部分时间读政治这一方面的。预定到六十岁左右才回头来读线装书。但此一计划因为教书的关系而不能不中途改变。不过在可能范围以内,我还是要读与功课有关的西方著作。譬如我为了教《文心雕龙》,便看了三千多页的西方文学理论的书。为了教《史记》,我便把兰克、克罗齐及马伊勒克们的历史理论乃至卡西勒们的综合叙述,弄一个头绪,并都做一番摘抄工作。因为中国的文学史学,在什么地方站得住脚,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是要在大的较量之下才能开口的。我若不是先把西方伦理思想史这一类的东西摘抄过三十多万字,我便不能了解朱元晦和陆象山,我便不能写“象山学述”。因此,我常劝东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当我看哲学书籍的时候,有好几位朋友笑我:“难道说你能当一个哲学家吗?”不错,我不能,也不想。但我有我的道理:第一,我要了解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基本问题,及他们努力求得解答的经路。因为这和中国文化问题,常常在无形中成一显明的对照。第二,西方的哲学著作,在结论上多感到贫乏,但在批判他人,分析现象和事实时,则极尽深锐条理之能事。人的头脑,好比一把刀。看这类的书,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我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即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但却获到了侧面的效果:首先,每遇见自己觉得是学术权威,拿西化来压人的先生们时,我一听,便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是假内行,回头来翻翻有关的书籍,更证明他是假内行(例如
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对于读书,我也慢慢的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第一,十年以来,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非万不得已,也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随便在哪一部门里,总有些不知不觉的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这类的书,常常部头较大,内容较深。当然有时也有例外的。看惯了小册子或教科书这类的东西,要再向上追进一步时,因为已经横亘了许多庸俗浅薄之见,反觉得特别困难;并且常常等于乡下女人,戴满许多镀金的铜镯子,自以为华贵,其实一钱不值;倒不如戴一只真金的小戒指,还算得一点积蓄。这就是情愿少读,但必须读第一流著作的道理。我从前对鲁迅的东西,对河上肇的东西,片纸只字必读。并读了好几本厚的经济学的书。中间又读了不少的军事著作;一直到民国四十一年还把日译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种,拿它摘抄一遍。但这些因为与我现时的研究无关,所以都等于浪费。我一生的精力,像这样的浪费太多了。垂老之年,希望不再有这种浪费。第二,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我一定要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再细细去读原典。因为我觉得后人的研究,对原典常常有一种指引的作用;且由此可以知道此一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结果。但若把这种工作代替细读原典的工作,那便一生居人胯下,并贻误终身,看了后人的研究,再细读原典,这对于原典及后人研究上作的了解和评价,容易有把握,并常发现尚有许多工作须要我们去做。这几年来我读若干颇负声名的先生们的文章,都是文采斐然。但一经与原典或原料对勘,便多使人失望。至于专为稿费的东西,顶好是一字不沾。所以我教学生,总是勉励他们力争上游,多读原典。第三,便是读书中的摘抄工作。一部重要的书.常是一面读,一面做记号。记号做完了便摘抄。我不惯于做卡片。卡片可适用于搜集一般的材料,但用到应该精读的古典上,便没有意思。书上许多地方,看的时候以为已经懂得;但一经摘抄,才知道先前并没有懂清楚。所以摘抄工作,实际是读书的水磨工夫。再者年纪老了,记忆力日减,并且全书的内容,一下子也抓不住,摘抄一遍,可以帮助记忆,并便于提挈全书的内容,汇成为几个重要的观点。这是最笨的工作,但我读一生的书,只有在这几年的笨工作中,才得到一点受用。
其实,正吃东西时,所吃的东西,并未发生营养作用。营养作用是发生在吃完后的休息或休闲的时间里面。书的消化,也常在读完后短暂的休闲时间;读过的书,在短暂的休闲时间中,或以新问题的方式,或以像反刍动物样的反刍的方式,若有意若无意的在脑筋里转来转去,这便是所读的书开始在消化了。并且许多疑难问题,常常是在这一刹那之间得到解决的曙光。我十二三岁时,读来易氏,对于所谓卦的错、综、互体、中爻等,总弄不清楚,我父亲也弄不清楚。有一天吃午饭,我突然把碗筷子一放:“父,我懂了。”父亲说:“你懂了什么?”我便告诉他如何是卦的错综等等,父亲还不相信,拿起书来一卦卦的对,果然不差。平生这类的经验不少,我想也是任何人所有过的经验。
一个人读了书而脑筋里没有问题,这是书还没有读进去;所以只有落下心来再细细的读。读后脑筋里有了问题,这便是扣开了书的门,所以自然会赶忙的继续努力。我不知道我现在足否走进了学问之门,但脑筋里总有许多问题在压迫我,催促我。支持我的生命的力量,一是我的太太,及太太生的四个小孩;一是架上的书籍。现在我
(选自《徐复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