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 古（三则）
作者：王介堂
编者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范钦一族的后人有部分居住在西门外“长弄堂”一带。我母亲在和义路与开明街交叉处的四明电话公司上班，当时没有公交车也买不起自行车，早早晚晚的上班不方便，于是一家搬到了中山路与开明街交叉处的老实巷了。
儿时的印象中，常有长弄堂里的阿婶阿叔等人来看望我阿太，往来的还有六中音乐老师范盈章等。长弄堂那边，还是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爱的地方，因此长弄堂这三字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前几年等我有空去寻迹访古时，西门口拆建多多，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了。王介堂兄早两年发了一篇回忆郎官巷的文章，言及其一直居住在老城区西门外一带，有次遇到后很郑重地向他打听“长弄堂”的消息。这次问对人了，介堂兄果然熟悉，于是请他务必辛苦动笔写篇文章出来，以慰游子之思。因了这疫情，一拖两年多，在早几天的高温40度的酷暑中，介堂兄终于完成了他的大作。拜读之后，大喜过望，有史料，有人物，有细节，妥妥的一篇乡土史料大作。现发表如下，并代表曾居住在长弄堂的范氏后人向介堂兄致敬！
小桥流水（水粉画） 林绍灵作
长弄堂
长弄堂，是宁波西门外一带的居民对位于卖鱼巷西侧、后莫家巷北端一处大型古民宅的习惯称谓。其宅第原皆为范姓私产，也多以“长弄堂范家”称呼之。其高大的围墙，规整的布局，尤其是两幢建筑物中间那条南北走向的宽2米多、长达50余米的“弄堂”给人印象颇深，人皆以“长弄堂”呼之，久之也就成了地名。
长弄堂内的地面铺砌石板，弄内东西相对又各设了数道石库门以通内宅。长弄堂南北两端各设一道石库大门，夜间紧闭，以防偷盗。后来木门损坏，也无人修理，就徒剩下石库框架而已，南北对穿成了名符其实的长弄堂，这个富有特色的雅名不胫而走，在宁波老城还小有名气。
长弄堂内的主体建筑都是“七间两弄”砖木结构二楼硬山式住宅，用料考究。前后三进的中轴线上有4个明堂，这样每一进都拥有前后两个明堂，宽敞明亮，非常适合居家生活。南端围墙兼作大宅的“照壁”，平滑的水磨砖墙面上镶嵌着一组组精美的砖雕图案，有“和合二仙”“平升三级”“玉堂富贵”“喜上眉梢”等，显示出大户人家的文化内涵和经济实力。
早年听熟悉甬上掌故的天一阁文物专家洪可尧先生讲（怪不得洪先生认得我外公，所以后来送《街巷地名志》给我——编者按），长弄堂一带的范氏家族就是天一阁范家的后裔。明末清初以来，范氏人口增加，天一阁周边已难以安置，就在今长弄堂一带置地造房。当时这一地块还很冷僻，只有靠近卖鱼巷的小河上有一口用毛竹搭成的简易小桥，大家就习惯称这里为“竹桥”。范家人形容这里是“前呒人家，后呒人家”，这里的“呒”是“没有”的意思。后来在聚居人家逐渐多起来，住户不断增加后，在民国年间整顿街巷名称时，就确定巷名为“前莫家巷”和“后莫家巷”。这里的“莫”，也是指没有的意思，而非巷内住着莫姓的大户。洪老师还告诉我，长弄堂的建筑是在清代乾隆年间重建的，其质量在宁波单体民宅建筑中可入中上之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宁波的住房十分紧张，长弄堂老房子里少说住了近百家住户，所有可利用的空隙地上临时搭建比比皆是。唯独这条长弄堂，因是“交通要道”，无人敢蚕食扩占，故一直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模样。
记得长弄堂北侧高墙下有一条东西向的石板路，向东与卖魚路相连。石板路的北面有一处水塘，估计旧时应与卖魚河相通，后卖魚路加宽扩建时被填塞而成水塘了。可以推断，古代“竹桥”的位置就在此处附近。水塘北面的地块解放后建起了“宁波玻璃厂”，几根高耸入云的烟囱引人注目，21世纪初此处改建成了住宅小区。
范先生
长弄堂后进楼下西侧的“正堂房”，住着一位范姓老人和他的老伴，大名叫范懋源。他是天一阁范氏的裔孙，中等个子，写得一手好字，为人热情，也很健谈，听说解放以来一直担任居民会干部。1976年时他已有70来岁，因居民会工作没有退休金。正好那年我所在的海曙玻璃仪器厂与金属提炼厂合并，海曙区政府为照顾老人，就把他安排进入我厂过渡一下，以便作为退休职工享受退休待遇。那时我负责厂里的工会工作，所以与退休工人联系较多。我与他很谈得来，有很多共同话题，接触自然就多了。大家都尊称他为范先生，从不叫他的大名，所以好多人对他的名字其实并不熟悉。
几年后，有一件事情使我对范先生及长弄堂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一年仲春时节的一天，我去外面办事，回厂后同事告诉我，范先生来找过我，留言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我们厂就在卖鱼路的卖鱼桥下，离长弄堂只有一里地。我不知道范先生有什么急事，就匆匆地赶了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
范先生家住在长弄堂后进西侧，北窗阔檐顺外就是后明堂。明堂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景花木，十分雅致。坐定后，范先生告诉我没有什么其它要紧事情，他是想邀请我来欣赏一下近日明堂中开放正盛的牡丹花。要我先吃一碗范师母特地准备的“浆板汤果”，真使我受宠若惊。
待我俩走进明堂，看到落地所种的一红二白的三棵大牡丹，国色天香，娇艳欲滴。每朵花都有8寸瓷盆般大小，足足30多朵，把花枝都压弯了，场面确实喜人。范先生相告，这三棵牡丹已种了50余年，就数今年开花最盛，所以叫你来看看。他还告诉我，牡丹是很难侍候的花卉，烈日大雨都要遮蔽，还要吃荤，每年要弄一副猪大肠烧熟后壅在根畔补充营养，这样它的花才能开得大而多。看来种花的诀窍还真不少呢！
回厂后，我把长弄堂范先生牡丹花事告知爱好的工友，大家都很感兴趣，于是第二天我又陪着他们去了一次。大家都说十分难得，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牡丹。范老先生是种花好手，除牡丹外，他还养育有40多盆树桩盆景，每盆树桩都有缩龙成寸的千年古木的效果。记得当年召开职代会时，范老先生还主动联系我出借了7-8盆树桩盆景布置会场，画面鲜艳，增色不少，至今印象深刻。
长弄堂里有一对长石条凳，造型古朴，保存完好，是范先生祖传之物，因传闻长弄堂一带要拆迁，范先生意欲买掉这对石凳，嘱我联系一下买主。我以为像这类古物，最好是由国家文保单位收藏，才能永久保存。我设法联系上了城西文保单位白云庄，经文保专家上门看货，十分满意。这两条石条凳现仍安放在白云庄内，得到了妥善保护。
几年后，长弄堂一带地块果然开始动迁，年已米寿的范老先生又约我去他家，说有一个石鼓墩要给我。我过去一看，这是一个精雕细琢的青石鼓墩，比一般的鼓墩体量要大不少，三个人都很难搬动。范老讲，原来这样的石鼓墩有两个，是长弄堂范家祖上放在厅堂檐巡口的装饰物。文革初，其中一个鼓墩上精雕的石狮及缠莲花饰被视作“四旧”而凿掉，他藏起了完整的一个躲过一劫。这样，我就约了厂里的几个小青年帮忙，用手拉车运到厂里。为测定重量，还特地在落地磅秤里过秤一下，竟有480斤重，后来放在车间办公室里当凳子坐。
无巧不成书，其后有位爱好文物的工友告诉我，他在已被拆毁的长弄堂地块里发现了一个与厂里放着的一样的石鼓墩，只是上面的石狮和花饰已斑驳陆离。我联想起范老先生讲的话，马上前往察看，果在意料之中。我将此事告知了天一阁副馆长、文物专家洪可尧先生，表示把这对石鼓捐给天一阁的意向，得到了洪老师的支持和鼓励。后来在七八个工友的帮助下，把这一对范家的原物安放在天一阁博物馆内的“秦氏支祠”南大门两旁。每当我再看到这对石鼓时，当年长弄堂内的情景和范老先生的话就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后莫家巷的西边与寺后巷相连，除一些居民的住房以外，田园的中央有一处独立的建筑，砖砌门楼，四周围墙，里面有几幢高平屋。从我记事起，这里就是“寺后巷小学”的所在地，周边种着蔬菜，西边不远处与筱墙巷北端相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带还比较偏僻，我的外婆家就在当时的“义嘉桥”东北侧的筱墙巷19号“石柱墙门”内，从后门朝北走近路很快就可到达寺后巷小学。从小我就对“寺后巷”这一巷名有点不解，以为这里又没有佛寺，怎么会有“寺后”一说？为此我请教过多位长辈，都讲不清其中的缘由。
多年前，洪可尧先生与我一起走访过筱墙弄的祠堂、古宅。他告诉我，南宋乾道年间，城内天封塔附近的寿昌寺僧人建下院于城西筱墙弄，名为西寿昌寺，寺院北侧的巷弄顺理成章地就成为“寺后巷”了。嘉定年间寺院遭火，废为民居。淳祐年间，又有僧人在筱墙弄北侧空地建寺，仍称“西寿昌寺”，规模较小，民国时期易为“筱墙小学”，就是现在改称的“寺后巷小学”。洪老师的讲解使我疑窦顿解，也使我对于“老地名是城市的记忆”一语的含义有了更深层面的理解。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一地块上的古宅、古桥等在城市建设中全部消失殆尽。长弄堂、义嘉桥、石柱墙门、务本堂陈祠、梁家祠堂等许多老名字也逐渐被人遗忘，唯剩有前莫家巷、后莫家巷、筱墙巷这些老街巷名字仍能唤醒人们的记忆，使老波人回忆起发生在这一地块上的一些故事。
（作者自注：王介堂，时年77岁，自小至今居住在宁波西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