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 范
苏州景范中学，是依托先贤范仲淹所创的范氏义庄旧址兴办的历史名校。景范，自然是景仰范仲淹公。我的景范，是景仰范敬宜先生。
11月下旬，去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参观学习。陪同的范云根先生说，你们老总编范敬宜先生就葬在附近。这样啊，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必得要去祭扫！按敬宜总的级别，是可以进八宝山的；看来是选择了叶落归根，他是苏州人，范仲淹的第廿八世孙。
敬宜总的墓坐落在天平山的山脚处，很普通的样式，与旁边的平民坟头差不多，这也许就是他的愿望吧。清扫了供桌后，我恭恭敬敬地鞠躬礼拜，又默默地肃立了一会，回忆与敬宜总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是1992年底调入人民日报的，敬宜总是1993年在经济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直接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属破格提拔。我是小记者，他是大总编，一般很少有交集，但驻地记者有到北京编辑部轮流值夜班的制度，两年一次，一次两个月。值夜班，就要参加每个工作日下午的编前会，就要在晚上向总编室报送各地记者发来的急稿，这样就有机会见到敬宜总，偶尔还能说上几句。一年一次的春节之前，各地记者还会回北京开年会，报社领导就会来作报告听意见，和我们吃上一顿饭，这样也有好几次与敬宜总在一起。有年在国门路宾馆开会，晚餐后大家在宾馆大堂中聊天，敬宜总笑咪咪地过来，看样子是要回家。不知哪位记者起头说，范总，与我们合个影吧。敬宜总欣然而立，于是留下了这难得的镜头。这也是敬宜总与我的唯一合影。
1998年，他离开工作了5年的人民日报，去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一首七律《告别人民日报诸同志》流露出他浓浓的惜别之情：“五载共舟情至深，骊歌一曲意难分。风晨雨夕赖相持，剑气箫心喜共鸣。 虽有豪情胜旧日，愧无佳绩酬知音。唯将一语寄朋辈，海阔天空任纵横。”
敬宜总在人民日报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担当、睿智、谦和给我们树立了怎样才是记者的榜样，他的《总编辑手记》是我好几年的案头必备之书，他《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文章将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敬宜总在《满江红.赠人》词中云：“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真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附一：
范敬宜：不是人民日报转载……
2013年06月13日 人民网传媒频道
做梦也不曾想到，那篇不甚经意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被人民日报转载后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
（一）
1979年5月16日，我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农村采访。中午时分，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匆匆跑来向我报信：“老范，今天早晨中央台广播，你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已被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我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再也无心采访，临时搭上一辆卡车，急忙赶回县里打听究竟。
在县里，焦急地等待中央台重播这条新闻。当广播员用铿锵有力的声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时，我不禁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回沈阳。走进报社编辑部，同志们纷纷向我祝贺。副总编辑郑直告诉我，“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亲自到报社来，想见见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可惜你不在。明天下午编辑部要开大会，请你介绍采访经过和体会。”他把我带进会议室，墙上已经挂了一条大红横幅：“向范敬宜同志学习！”
我急忙去找总编辑赵阜，惶惑地问他：“你们这样做，不会犯路线错误吗？”
赵阜哈哈大笑。这件事后来传为笑柄。
（二）
事情的经过，很有传奇色彩。
1978年秋天，拨乱反正的劲风吹遍全国，我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下放生活，回到辽宁日报。但“右派改正”工作尚未开始，“摘帽右派”的身份犹未解除，工作证上“职务”一栏填的是含意不明的“干部”二字，只能在农村部做些一般的编辑工作。即使如此，我也心满意足了——毕竟又重新开始被中断了几乎20年的新闻工作，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特别是部主任石永伟对我很友善，不但不另眼相看，还经常破例派我下乡采访、写稿。有一次我化名写的一篇评论《“大锅饭”与“铁交椅”》，竟被人民日报理论版转载，引起了新任总编辑赵阜的注意。那时浑身真有使不完的劲儿，恨不得一天就追回失去的２０年！
那年冬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凭着10年在基层生活的切身感受，我意识到这次全会确定的政策，是真正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政策，真正符合广大农民愿望的政策。因此，对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特别出力。谁知，时隔不久，到了1979年三四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绘得一团漆黑。特别是４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势力，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当时，我们“处江湖之远”，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倒春寒”，更不知道上层有什么“两个凡是”，只是感到困惑：既然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深得民心，为什么反对的声音如此强劲？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
这时候，正在兴城养病的石永伟给部里来信，嘱咐大家别受任何干扰，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宣传三中全会政策。农村部领导同志决定分几个小组到农村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判断。
我主动选择了地处辽西贫困山区的建昌县。因为从1969年到1978年，曾在那里度过将近１０年的艰难岁月：当过名副其实的生产队社员，当过县农业办公室干事，跑遍了全县20多个公社、300多个大队的山山水水，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结识了一批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他们肯定能够向我说真话、说实话，这样调查研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没有想到，到了建昌县，我访问的许多县、公社、大队干部，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现在农村确实乱套了，农民都不听指挥了，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再继续下去快要失控，难以收拾了。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甚至说：现在地主富农都趁机反攻倒算，他晚上不敢出门开会，早上不敢上井打水，怕遭暗算。有的干部声泪俱下地对我说：“老范，你可不能忘本哪！”情况竟然如此严峻，倒叫我不知所措了。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到过去落户的生产队去，直接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结果听到的大不一样。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三中全会的政策太好了，照这样干下去，农民就有希望了。我问：好在哪里？他们说：活起来了！前几年农民被“四人帮”捆得没有活路，连种几垅土豆、韭菜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拔掉，编几条席子也被当作“小生产”批斗游街。现在好了，给了生产队自主权，适合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搞点副业也不会再当“资本主义”来批，咱农民不就有活路了吗？
老百姓的一个“活”字，给我极大的震动。同样的事物，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看法有这么大的差异？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回到县里向县委书记马汉卿、副书记张化成请教。他们两位都是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思想比较解放，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正确的认识。讨论的结果是：虽然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长期束缚，各级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还很不理解。不仅老干部的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年轻干部也需要从头学起。因此，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是保证三中全会路线、政策贯彻落实的关键。这些认识，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在当时真有点振聋发聩。
（三）
我结束采访后，向报社农村部领导汇报了情况，另外两个调查组也回来了，看法基本相同。于是，部里决定撰写一套述评，由我执笔写第一篇，主题就是：分清主流和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过头”。由于素材比较丰富，思想比较明确，这篇述评很快就写成了。在报社几位老总支持下，5月13日，《莫把开头当“过头”》顺利地在辽宁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见报。当时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天一早就去喀左县采访。没有想到，３天之后它就被人民日报转载。
事后我才知道，在这３天之内，这篇文章还引起过一场风波。当时辽宁省委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文章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记者纯粹是胡说八道，歪曲事实；有的说，如果现在还不算过头，怎样才算过头；有的甚至说，看来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旗帜鲜明地在大会上公开表态：“我赞成范敬宜的观点，而且认为标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这样，事态总算没有再扩大。加上人民日报及时转载，又作了那么尖锐的编者按语，指出：“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这样一来，非议很快得到平息。而拥护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人，则感到扬眉吐气，更加理直气壮。许多地方拿着这篇文章去做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要用正确的观点来认识当时的形势和问题，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作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人民日报的转载和评价，《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辽宁省的范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使我更加认识到人民日报的威力和影响，是任何其他报纸所不能企及的。如果没有人民日报的转载和肯定，不但这篇文章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社会效应，连我这个作者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恐怕都很难说了。
（四）
《莫把开头当“过头”》发表之日，正值“倒春寒”逼人之时。因此，后来常有人问我：在那种形势下，你怎么敢写这种文章？人民日报怎么敢转载这篇文章？
从我来说，当时并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高层的复杂背景，不了解“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严重干扰。只是１０年的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这个“基本功”对我终身受用。）因此，听到有人说三中全会政策的坏话，很自然地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有人说我是“无私无畏”，我一再声明：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只能说是“无知无畏”。要是知道背景那么错综复杂，说不定我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胆量了。
至于人民日报敢于转载这篇文章，我认为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是有一种捍卫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勇气的。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那场斗争十分清楚。因此，当他们从辽宁日报一发现这篇述评，便敏锐地判断出它的价值，以一种少有的编排方式和版面语言加以处理。转载的成功，说明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来源：新闻战线1999年第10期）
附二：
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
编者按：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各方面工作向前发展，受到广大群众、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正如《辽宁日报》记者写的这篇述评所说的一样，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在基层才刚刚开始贯彻，有些同志就叫嚷什么“强调自主权过头”了。
有一部分县社干部搞瞎指挥，搞强迫命令搞惯了，现在老办法行不通了，就大喊什么下面“不听指挥”呀，“乱了套”呀。究竟自己指挥得正确不正确？下面的意见有没有道理？根本不去了解。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
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述评辽宁省农村形势：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见这样的埋怨声：“生产队自主权强调过头了，现在下面都不听指挥⋯⋯。”
说这类话的，不仅有县社干部，也有城里的机关干部，有的还列举了许多当前农村中出现的问题，似乎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生产队有了自主权。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一些社队。
我们向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普遍的回答是：“活起来了！”这个“活”字，很形象地概括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以后，在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上出现的生动局面。人们对“活”字感受如此深刻，绝非偶然：过去十多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生产队自主权遭到肆意践踏、剥夺和侵犯，生产队不用说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就连种一亩土豆、一亩谷子都成了犯罪，生机勃勃的千村万户被弄得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深入贯彻，生产队自主权重新摆到了它应有的地位，人们哪能不由衷地高兴！但是，在贯彻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政策的过程中，阻力还是很多的。从目前来看，在不少生产队，自主权还仅仅意味着在作物地块和品种的选择上有了一点余地，其他还谈不上；而有些生产队，连这点权利还没有得到。有的队干部和社员对我们说：“我们只有劳动权，没有自主权。”这种现状告诉我们：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
那么，有了自主权的生产队是不是都“不听指挥”了呢？我们还是多看事实吧！有一个县，也曾被人描绘成自主权多得“乱了套”，可是一调查，今年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都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天下哪有这样“不听指挥”的生产队！后来我们渐渐摸到了一个“窍门”：遇到埋怨下面“不听指挥”特别厉害的干部，就叫叫真，请他提供一个“最不听指挥”的典型，一下子就“将军”了，因为这样的典型确实很难找。这说明，有些干部，特别是上面的干部，并没有亲自调查研究，而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是懂得如何正确行使自主权的，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不顾国家计划、不听正确指挥的生产队虽然也有，应当做好他们的工作，处理好自主权同党的领导的关系，但这样的生产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把支流当作主流。再说，对于“不听指挥”，也要作具体分析：究竟是正确的指挥，还是错误的指挥、瞎指挥？事实上，凡是指挥受阻的地方，一般都事出有因。
我们问过一位县委书记，今年在哪些问题上卡过壳，他很坦率地举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某项县办水利工程继续平调生产队的劳力；第二件是不经试验就大面积推广某种作物；第三件是在播种时间上不顾实际情况又搞了“一刀切”。他说：“这不能怨下面，应该从上面来检查。过去生产队遇到这种情况，都忍气吞声，现在他们敢说话、敢抵制了，这应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可惜能够这样严以解剖自己的领导干部不是很多。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既然是这样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非议？通过调查，我们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十多年来有些干部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较深，思想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需要有一个过程。有的老干部忘记了群众路线的老传统，也习惯于那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手段了；有些比较年轻的干部，从当干部那一天起，就没有听说过生产队还有什么自主权，接触的就是“挖修根”“拔修苗”以及“一声雷”“一刀切”那一套，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看到原来唯命是从的基层干部居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大逆不道，“乱套了”，甚至对党的政策也产生了怀疑。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是保证生产队自主权正确行使的关键。
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是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去继续贯彻落实。大量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对客观形势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估计，分清主流与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作“过头”。这是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前提。否则就会左右摇摆，贻误工作，甚至像毛主席讽刺过的那位好龙的叶公那样，天天念叨生产队自主权，等到自主权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惊慌失措，迷失方向了。
（本文原载于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