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论钱理群的“中间物”意识 | 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

两 间 余 一 卒：

论 钱 理 群 的 “ 中 间 物 ”意 识 

文/孙晓忠

钱理群首先将自己的一生定位为“精神漂泊者”，他祖籍杭州，属于杭州钱氏宗族一支，1939年出生于重庆，在南京和上海读完小学、中学，“就我自己而言，祖籍杭州，生于重庆，却一生浪迹南京、贵州、北京，显然是个漂泊者”。1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1952 年大二时遇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他随北大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60 年分配至贵州安顺一所中等卫生学校任教，一去十八年。贵州生活是他生命的沉潜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在艰苦的磨砺中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2 他也把大学时期的理想主义火种带到了西南边陲，组织学生读书，这种民间读书会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各地流行，这群“半大孩子”（钱理群语）甚至没上过大学，思想未必成熟，但却自觉肩负起思考中国和关注世界的责任，带着他们的稚气和热情阅读哲学和文学，思考问题。这也是钱理群的迁徙期，正是通过双脚的丈量，久居在城市的知识分子认识了贫瘠的、边缘的中国。后来他首倡大力研究40 年代文学即与此经历相关，40 年代在战争面前，中国作家在言与行，“在言与不言之间”作出艰难选择，40 年代中国作家的“流亡”、50 年代向西部迁徙，乃至60 年代上山下乡，尽管时间不同，目的不同，原因和后果也不一样，但空间都是一路向西，走向中国西南边陲。客观上让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泥土意识，也认识了脚下的土地，并逐渐历炼为足踏实地的一代民族脊梁。

安顺基层生活的经历成为钱理群“精神的底子”，让他扎下了生存之根，也成为他精神上的压舱石。1978 年恢复高考后，钱理群再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这时的钱理群已经是一个“老学生”了，和鲁迅一样，“老钱”也是直接从中年步入文坛，文学的钱理群和文学鲁迅一样，一出场即是成熟的中年写作，但其精神年龄又是青年和中年的混合体。在钱理群身上，我们能同时看到50、60 年代与80 年代两代青年理想主义的叠影，这是钱理群和他的“同时代人”不同之处。虽然80 年代的文学批评家们将“老钱”归为同一代人，但他们往往又认为“老钱”与他们是两样的，这一个“老钱”也乐意与他的同时代批评家保持着距离，坚持对同时代审视和反思。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钱理群的家史也很复杂，其家庭成员分属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典型写照，也是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不同道路，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的缩影。钱理群的祖父、外公都是民国江南实业家和维新派人士，其父钱天鹤民国时留美专攻农业，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走实业救国的路线，回国后任职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司，1949 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作为国民党农业政策智囊的钱天鹤带三儿随国民党赴台湾，后来成为1950 年代台湾农业改革的重要领导者，为台湾农业经济腾飞作过卓越贡献。而母亲带着年龄尚小的几个子女留在大陆，没想到从此国共两岸，天各一方。大哥钱宁留美回国后任教清华大学，后成为院士，是国家治黄专家和三峡水利工程的倡导者之一。留在大陆的四哥和二姐则成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四哥做过南方某大学校长，二姐爱好文艺，自40 年代奔赴延安后，成了一名文工团员，后来与《白毛女》执笔者之一丁毅结婚。这一戏剧性的家庭遭遇，也影响着钱理群的精神认同，造成他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因受父亲牵累，在反右运动中留在大陆的钱家自然受到冲击，每当“我”在学校受到不公平对待，感到苦闷委屈时，大哥总诚恳地劝“我”“多想想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自觉地把个人、家庭的命运和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竭精尽智地献身国家、民族，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我们‘钱家人’的传统。在灾难已成为历史，民族正在奋起时，夸大、炫耀自己以往的痛苦，甚至以此为资本向国家和人民索取，固为我们所不齿；在面临的新的困难，矛盾面前，无休止的发牢骚，怨天尤人，亦为我们所深恶痛绝。抓住历史提供的新的机会，为中国的改革事业，贡献一切，这是我们钱家兄弟姐妹的共同心愿”。3 强烈的事业心，与民族共命运，大哥留下的钱家的精神遗产，深深感染着钱理群，这是他毕生学术研究的思想前提。

一、丰富的痛苦：精神主体的“中间物”意识

和鲁迅一样，使用“历史的中间物”这一概念即痛苦地意识到自身与旧营垒，与旧世界割不断的联系。鲁迅借狂人之口，反思战士自己也许无意中也吃了人，这一发现是启蒙者痛苦的自我觉醒，是启蒙者的悲哀，也有精神界战士正视现实的勇气。历史的中间物“无法简单、轻松地”与旧时代告别，因为‘我也在其中’”。4 但这一联系对钱理群来说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家庭遭际、苦难记忆和个人遭遇造成这一代人的“精神迷误”，另一方面，50 年代的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又是那么“让我着迷”；历史的使命感强烈地要求这代人为事业献身，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却使得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之间瞻前顾后。这代人既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又对内部的封建主义保持警惕。由于意识到这一代人因袭的 “先天不足”，钱理群总有弥补被历史耽误的紧迫感，因此，“赶快做！赶紧写！”彷佛成为一生的绝对命令，他毕生听从于这个前方声音的召唤，完全陶醉在生命和学术高度融合的精神状态中：

在钱理群看来，“历史中间物”不仅意味着“无论是在20 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历史纵坐标上，还是在由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的历史横坐标上，鲁迅都处于‘过渡的’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中间物’这一概念体现的是一种深刻的内省精神或自我意识”。6鲁迅的中间物不只是一个空间位置，还指悲剧般的英雄承担，鲁迅借用《杨家将》中杨六郎在杨家兵即将被金兵封城围歼的关键时刻，飞马上前双手托住缓缓下沉的铁闸门，让杨家军逃出城，杨六郎因此被乱箭穿心。对鲁迅和钱理群而言，牺牲的目的是为了救孩子，“放青年人到光明的世界”；是为了让新世界出现“真的人”，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因此，“中间物意识”不仅认为旧秩序要被打破，“而且自我与自我否定对象的关系、自我据以批判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价值理想也值得推敲”。7

“中间物”意识对他人、对青年是自我牺牲，是“肩住黑暗的闸门”；对自身则是“过客”，一个不断破坏、不断创造，是永不停息的浮士德，一个永不满现状的，蕴含强大的生命欲求精神主体。他因此不会满足于固守一个研究领地，并勇于否定自己，开创新的空间。

“中间物”意识多产生于转型时代社会带给人的分裂体验，鲁迅正诞生于这样一个可生可死的“极期”，而钱理群进入学术界的20 世纪80 年代，也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大时代。带着浮士德的寻找精神，他不愿停下，他向往奔突的生活、渴望无休止的试验，他既有堂吉诃德的狂热，也有浮士德的执着。与《心灵的探寻》流露出的写作激情一致，钱理群经常热情洋溢地在新著的扉页上将自己的研究“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心灵的探寻》），或“谨献给我的同学及同代人”（《周作人传》），在这样的家国情怀中依稀可见60 年代的时代激情。虽然钱理群先生明确反对“我们”体话语对“我”的思想宰制，但是他下笔行文时常常又不自觉地出现“我们”“人们”的全称叙述，在叙事上站在大众一边，替一群人说话，可见在他内心深处，精神漫游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在《丰富的痛苦》中，同样可见他将整个生命燃烧在时代中，对时代重大命题的关注构成了钱理群毕生研究的特点。

《丰富的痛苦》写于1992 年，这是钱理群学术上最活跃的“青年期”，这本书在他一生著作中处于重要地位，该书产生于90 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政治风波的大背景下，全书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展开，也预示了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对90 年代中国思想界来说，这是一本及时的书。书中有对政治浪漫主义的批判，对实践行动的思考，对怀疑精神的肯定。书中借鲁迅对海涅对乌托邦理想既希望又怀疑的分析，提醒政治浪漫派对革命的危害等都发人深省，充满理论思辨色彩。

从思考堂吉诃德的东移，我们发现钱理群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而这一切又源于他血管里流淌着50 年代的理想主义者的血液。对历史如何既设身处地，又正视后果，成为他一贯的观察历史的辩证法。在正视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遭遇挫折这一历史后果的同时，钱理群也通过堂吉诃德的文学形象提醒我们：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来总结20 世纪中国经验，《丰富的痛苦》将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思考，书中用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两种人物类型，建构了观察20 世纪中国的结构，这一两极结构也内化到钱理群毕生的思想中。在《心灵的探寻》中，钱理群已经注意到鲁迅用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自我嘲弄感，表达改革者独战多数的孤独；9 但鲁迅同时又肯定了堂吉诃德的行动派，将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与“一生膜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哈姆雷特”相对照。10《丰富的痛苦》中延续了鲁迅式的悖论。我们可以大致梳理钱理群学术研究中带有矛盾和张力的对子：如初进入学术界的两本书就是鲁迅与周作人，这一组对子也体现他的一个人与一个世界的典型研究法：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史中发现共同的形象，这是将时间和现象引入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弥补了结构主义共时研究带来的抽象化、去历史化的不足。在他的研究中这样的对子还有如：立人与立国、个人与整体、个人独立与民族国家、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彼岸思考的思想者与介入现实的精神界战士、思想者与实践者、反资本主义与反专制主义、欠账与还债、向前与反顾、正信与迷信、出走与回归等，其中可见鲁迅对立思辨思维特点对他的影响。在比较周氏兄弟的思想与人生选择时，钱理群没有做简单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他认为他们代表二十世纪全面危机下知识分子的两种范式，他们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两种“偏至”：

如此也让我们大致明白钱理群研究方法的思路：先研究一个对象（鲁迅），再去研究该对象的另一极（周作人），再将二者构成一个共同体。思维不固定在一端，而是在这个旋转的两极结构中让自我思想运动、升华，这是文化偏至的意义。在这一组组对立结构中，钱理群将自身作为“历史中间物”链接着矛盾双方，暂居其中一间将另一方对象化，同时又反思当下立场。既表明“我也在其中”，又表明“在而不属于”。在大小舞台之间，在大学内外，“历史的中间物”既是他对自身和新旧世界的关系论断，也作为学术研究和观察世界的立场方法。如果说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是历史被动赋予，而钱理群此时的“中间物”意识却是他主动选择。这也体现了鲁迅彻底的怀疑精神，做到既自我否定，又有所坚持。面对历史的血腥教训，钱理群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承担什么什么责任”，因为“我也在其中”；而面对现实和未来的乐观主义，他又表现为“在”而“不属于”。因此，“中间物”意识者承担着更多的20 世纪思想重担。用钱理群自己的话，就是“既怀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既质疑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又坚持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在这两极中徘徊的，不断地倾斜，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共同带来的痛苦，是历史给与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带着这样流动性立场，钱理群全身心地投身到两个精神对象的世界中，做天马行空般的精神漫游，回忆这段“奇异的双重生活”13 时，他交代了写作时既带有创作带来的解放与自由，也有问题不得彻底解决的烦闷与苦恼：

这里可以说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出的文学现代性模式都做了彻底反思。像鲁迅笔下的过客一样，在寻找真理的路上永不停歇，并通过“中间物”意识的自我否定，将自我反思逼向极致。比如对真假堂吉诃德、真假精神界战士的区分，对自身每个学术阶段的怀疑，对听众的掌声的警惕。这就使得他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有大关怀的同时，又对绝对化的黄金世界抱有鲁迅式的“不乐意”。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影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彷徨者独行在新旧战场之间，中间的“中”也并非不偏不倚，“彷佛心长在胸口”。甚至也不是鲁迅说过的“横战”，而是既“在”又“不在”的流动状态，在两个空间之“间”性和两个事物之“际” 的边界进出，寻找批判性力量，正如“影子”彷徨在“无地”，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安稳的第三空间，复杂的现实使得钱理群只能如鲁迅那样将就着干，只能进行文化丛林的游击战，意义也产生在“间”性张力中，这个“间”立足于“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鲁迅《野草·题辞》），破除单一固定的立场，不以真理的绝对掌握者自居，这是写作的复调，是就事论事的批判，是对话与漫游。这一悖论式的位置如鲁迅《影的告别》中“影子”的选择和行动一样，从身体感觉出发，坚持自己的“不乐意”，在极限状态下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外在，并坚持在“无地”这一非固定空间状态下彷徨抵抗。

►鲁迅：《彷徨》，北新书局，

1926年8月版

二、典型现象作为中介：作为研究方法的“中间物”意识

“典型现象法”是钱理群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典型现象法利用时代“现象”作为形式中介，连接一个人和一个时代。被文学捕捉到的“现象”是形式中间物，可以统摄到钱理群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历史中间物”理论中。正如上文所说，“历史中间物”概念来自于周氏兄弟，首先出现在钱理群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中，可见他对这一概念的重视。《心灵的探寻》开篇引用鲁迅《写在〈坟〉后面》的最有名的一段话：

鲁迅认为事物都是转变过程中的中介，人在转变过程中也是“中间物”，“中间物”半新半旧，但因为从旧营垒来，更能捣乱旧秩序，也更易与旧世界同归于尽。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开篇第一节标题将自己学术生命的第一个十年（1978—1989）命名为“历史的中间物”，在总结自己一生“能做，能达到什么”，“不能做，不能达到什么时”时，他常引用鲁迅的话，自谦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石一木，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16 可见他具有强烈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在《心灵的探寻》中，钱理群用“历史中间物”将80年代正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革的青年人与50、60年代的知识分子做了代际区分。据作者交代，本书意在将鲁迅放在20 世纪的大转型中，即在“亚洲的觉醒”和中华民族的大蜕变中，在东西方封闭体系打破的世界结构中观察作为民族的鲁迅、世界的鲁迅和个人的鲁迅的独特性。这样的视野和思想资源来自他年青时对马列著作的熟读，直至随后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他提出的“20 世纪中国”的概念也来自列宁“亚洲的觉醒”。“20世纪中国”这样的命题在21 世纪的今天仍然振聋发聩，但在80 年代初却被认为不够“世界主义”，可见钱理群与同时代人的错位。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心灵的探寻》探讨鲁迅文学思想的“单位观念”和“单位意象”总是成对出现。如第二部分“心境篇”在分析鲁迅“心灵辩证法”时，持续关注鲁迅思想的两极，与第一部分的“思想篇”比，“心境篇”的单位观念更加具体化，由于有了历史语境，鲁迅思想进一步空间化和情境化，时代精神与心灵形式在运动中得到统一。如第五章“先觉者与群众之间”，写个性主义者与人道主义鲁迅的对立统一；第六章“改革者与对手之间”写改革者面对庞大旧势力的困境；第七章“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呼唤着爱的、反顾过去的人之子、地之子的鲁迅，与抗拒着爱的、反叛过去、向着未来的魔之子的鲁迅，是一个统一体”。17“心灵辩证法”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的消化和吸收，通过意象研究心灵也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潜在运用。80 年代末的批评者们会认为钱理群还是想把鲁迅说成是统一体，当90 年代初鲁迅研究界“个人的鲁迅”或存在主义鲁迅成为学术界主流时，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在受到肯定的同时，也饱受争议，“像钱先生这样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迄今所首肯和选择的主要还是为群体而战的鲁迅，而不是为个人的鲁迅”。18 90 年代的鲁学界恰恰忽视了钱理群论述鲁迅“个”与“群”的辩证。90年代思想界出于对辩证统一观教条主义化的不满，普遍青睐差异美学，人们往往会站在个体的一边，放弃历史的合题。

可以说《心灵的探寻》奠定了钱理群的学术底色，此后他的研究开启了对人的考察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精神有持久的热情，形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史系列研究，也对他后来的鲁迅三部曲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第八章“生与死之间”强调1924—1927 年和1936 年死亡作为鲁迅一生重要时刻，2000 年的北大演讲录《与鲁迅相遇》开篇第一讲“人间至爱者被死亡捕获”即从1936年鲁迅的死倒着来讲鲁迅，这是非常奇特而新颖的讲法；《心灵的探寻》谈鲁迅生死观，涉及到了“自然人性”，涉及到为保护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权而呼唤接续“五四”的“二次启蒙”，这个思路预示了钱理群将要开辟的第二个领域周作人研究，也自然开启了《丰富的痛苦》中对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两类不同精神性格的知识分子的关注。

与“单位观念”概念比，钱理群有意识将“单位意象”上升为研究方法，这就是他后来归纳的“典型现象法”，与高高在上的“观念”史、思想史不同，“意象”作为现象，联系着日常生活世界，在观念的下层，比概念内容丰富，又比琐碎的日常现象更高、更集中，更能反映世道人心，时代风气，因此王汎森提醒思想史研究要注重思想与生活的交织以及思想史的分层。19“典型现象”恰当地处理了思想观念与生活细节之间的往返运动，打破了思想史的金字塔结构，是对思想史、观念史研究的矫正，更进一步说，“现象”总是不断跨越抽象符号回到物质世界本身，因此，“典型现象”是观念世界和物质生活世界的中间物，是历史的中介。

这一方法来自钱理群的导师王瑶先生对鲁迅魏晋文学史研究的总结，即抓取历史中的文学“现象”，但这不是普通的文学现象，而是“既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和文人的生活和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中古文学的特征的典型文学现象”。王瑶先生谈到文学史写作如何处理个性独特性与历史的一般性时，指出文学史写作的两难：“既要保留作为现象特征的丰富性、具体性、个别性，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呈现某种模糊状态，又要进行一定成度的概括、抽象，以揭示文学现象的内在联系与共同特征，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具有一定的清晰度”。历史研究既要防止被观念削减得过于单一，失去血肉，又要有迹可循，有对历史的洞见，这就是入能见历史细节，出则能辨历史大势。钱理群先生认为王瑶先生“找到了‘现象’与‘内在发展线索’、‘特殊’与‘一般’之间的中介：典型现象。它既是‘现象’，保留了现象本身所特具的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又是‘典型’，从现象中抽离出来，体现了特定时期文学的共同特征，或显现了作家创作的稳定性特征，或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性。王瑶先生由此提出：‘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20

“典型现象”来自生活世界，打破了文学史用抽象概念叙述历史线索的方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敢于用“药、酒、女、佛”四个物质意象概括魏晋文人忧生的生命状态，吃丹药喝黄酒是当时魏晋文人日常生活中普遍风气，喝酒也和吃药有关，而他们饮酒吃药、撰文信佛的现象背后其实反映他们生在乱世，对仕途失望、对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惧及逃避，对逝去生命的爱恋。鲁迅关心魏晋乱世自然和民国时局有契合，他紧紧抓住时代精神、物质与文学形式之间的关联，高度概括了魏晋文人的精神状态，出奇制胜，为通常的文学史所未能道，这一研究方法也体现在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21

“单位意象”中“单位”特指作品系列中稳定的、共同的和较小的意象，这些意象在作家作品中反复出现，或体现为时代风气，或体现一个人的情感结构，或直接显示作家主体生存状态，如鲁迅作品中的“影”、“墙”，“夜”等词汇和意象。在钱理群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其实也体现着形式的中介性和“中间性”，是处于一般现象与本质（规律）之间的“中间环节”。“典型现象”法在《丰富的痛苦》和《天地玄黄》中有进一步发展，在这两本书中，典型现象表现为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丰富的痛苦》即用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形象的传播和接受作为中介，在全球视野中，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把握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两类精神状态。这一方法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年鉴法研究中，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九四八：天地玄黄》和他研究反右运动的“1957 年学”，都是抓住历史的关键时刻，作为现象，“玄黄”指天地颜色，作为观念，“玄黄”则指时代转型。《天地玄黄》每一章创造性地摘录作家日记，如对《叶圣陶日记》的使用，用日记中的日常生活细节增强历史感，用当事人流水账式的生活记录更能够真切地再现他们在时代大变动时期的生活状况与心境，这种对历史材料的处理方式和叙述手法，有助于读者重返历史现场。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中华书局，

2008年版。

钱理群研究另一个特点，就是主张研究历史要“见人”，精神重于物质，人重于事，普通人多于英雄，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因为文学所关注的，恰恰是被历史所忽略的的人，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人”。22 和历史的极端化相比，“中间物”代表历史的常态，是此岸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方式，是“社会、人生、人性、艺术的正常存在的形态”，是对人间的热爱。这里的“中间物”也即站在弱者的一边，把握大多数中国人的普通情感诉求，眼光向下，象鲁迅那样向下超越。用钱理群先生自己的话，就是 “看地底下”——地底下有仁厚黑暗的地母；有奔突的地火，有民间的火种，有生存之根，也蕴藏着的中国的脊梁。于是，历史中间物意识让钱理群先生获得了平民知识分子的立场，让他总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站在青年人的一边，关心着“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他多次跟我讲最喜欢鲁迅这句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23

三、教师—学者—精神界战士：身份的“中间物”意识及其挣扎

钱理群曾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总结为两个脉络，在他看来，创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第一代学者有两种类型。一类以樊骏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战士型”，代表人物有李何林，王瑶、贾植芳、唐弢和田仲济，他引用樊骏的话来概括这一继承了鲁迅传统的“新型文化学术群体”，“其特点是：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24 学者型战士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这一精神传统有中外的源流：“一是西方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马克思’，一是中国、东方传统中的屈原——鲁迅” 。另一人格类型即钱谷融开创的“学术生命与时代生命融合”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后者看重的是自然恬淡，“任情适性”，重视学术研究的人情味，这也是钱理群对“学院派”的独特解释。钱理群先生自认为自己在学术研究的第一个时期，深受“学者兼战士型”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作为王瑶先生学生的师承关系，更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经验、体验决定的自我生命的选择所致”，后来他的这一身份有所调整：

这里又出现了身份的中间性，既认同学者型战士，又向往生命学派，迷恋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就家庭教育的“精英性”来说，他的身份是托尔斯泰，就其贵州的底层生活经历来说，他又有了平民的口味，这就造成他对日常生活要求极低，终生沉湎于精神生活世界的气质；钱理群平时又是一个乐呵呵的、天真的老顽童，但谈起思想问题，立刻能皱起眉头：“我最醉心于适应教师和学者生活的；但我受的革命教育、鲁迅影响，在贵州的底层生活、‘文革’经历，和我易冲动的个性，又让我有当‘战士’的欲求”。26这一身份矛盾和冲突到了90 年代末中国思想界分化后就更为凸显。与学院派相对，“中间物”的另一端还是行动者，退出学院体制后的钱理群更明确以行动来反思早年提出的“还思想于思想者”理论，自1996 年研究周氏兄弟开始，钱理群先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学术分派为学术研究和现实批判两个面向，27 自觉地集“学者、教师和精神界战士”为一身，并因此走出校园和纯学术圈子，“寻找一种既适合于专业对象，又为专业外的普通读者所能接受的学术语言和学术文体”，这也就是他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这一行动还表现为对现实问题的批判：首先，他发起了对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全国性大讨论，批评当前大学出现的“精致的个人主义”现象等。2000 年后更直接参与到中学语文阅读教材改革，主编《新语文读本》，提出“新语文”概念，以实际行动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介入到中国教育改革中；其次，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发起“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行动，发起“给中学生讲鲁迅”运动，亲自到南师附中给中学生开鲁迅选修课，并由中学到小学，由城市教育推广到乡村教育志愿者运动，主动参与到青年志愿者运动中，退休后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者；第三，回到贵州初心之地，追寻生存之根，通过对地方文化研究的推动，将学术化为文化实践，践行早年对青年们提出的“认识你脚下土地”的号召，主编一系列反映贵州地方风物和带有地方志特点的贵州地方文化读本，出版记录边陲城市文化记忆的“安顺城记”，同时进行理论总结和探讨。2002 年退休后，钱老师受邀去全国各地包括台湾、贵州等地，参与各地的民间读书会活动并大讲鲁迅，从大学到中学、小学，从学校到社会，从工厂到民间读书会，从国内到国外，从认识脚下土地变为走遍祖国大地。

►钱理群等编：《新语文读本》，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中间物”的身份认同使得钱理群先生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处于独特的位置，这是他为了科学总结20 世纪中国经验的主动选择，“中间物”意识也使得“老派认为我离经叛道，新派认为我思想解放不够彻底”，而老派、新派又都将钱理群当作是自己的朋友和精神兄弟。正是这一思想的漂泊者和坚守者的双重位置，使得钱理群超越90 年代后思想界的左右之争，最终走出象牙塔，回归民众中。

也许使用“中间物”概念来概括钱理群，简化了他和他的20 世纪中国研究，套用钱理群的口头禅，我这里“姑妄言之”。不过钱理群坚信，总会有一天，历史会重新来审视他和他们这一代人曾经走过的路，会对居于20 世纪中间位置的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心理变迁做全面的总结，而他愿意做的，就是为终会到来的科学总结20 世中国“立此存照”，留下一份相对真实的心灵记录，在《丰富的痛苦》中，他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革命家瞿秋白的遗嘱，这份心灵记录既充满着历史的悲壮，又充满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激情和个人主义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