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信评《汉字革命》| 20世纪中国语文运动的新叙事

20 世纪中国语文运动的新叙事——评《 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

文 | 林佳信

一、新的叙事策略

钟雨柔的新著《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以下简称“《汉字革命》”）叙述了20 世纪上半叶一段关于汉字革命与文学革命相互缠绕的历史，主要论及鲁迅、赵元任、瞿秋白、许地山、晏阳初、唐兰等人相关言论和实践。该书拒绝了实证的考察，利用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和“文字/书写学”概念，重构从民国（1916 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历史。作者的视野暗合了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或者汪晖的“短20世纪”，将语文运动置于西方的字母普遍主义以及全球的反殖民运动历史之下进行观照。本书突破了以往“语文现代化”的单一叙事，这种叙事将拼音字母、语音的技术化、言文一致、现代个体的主体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一个贯通的逻辑，排除了其他因素，比如传统小学及其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理论以及基于他的方案所确立的注音字母为代表）。《汉字革命》一书实际上容纳了语音的技术问题（赵元任）、文学革命（鲁迅和瞿秋白）、白话文写作（许地山）、平民教育（晏阳初和陶行知等）以及传统文字学的调整（唐兰）诸多话题，具有极为丰富的跨学科视野。

钟雨柔《汉字革命》英文版

钟雨柔《汉字革命》

《汉字革命》的价值还在于它所关注的是以拉丁字母为代表的字母普遍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权确立，作者借用了德里达“语音中心主义”的概念来呈现这种字母普遍主义具有摧毁第三世界国家本土文化的危险。但作者同时也发现，以拉丁字母制定的新文字方案，实际上承诺了底层人民“发声”的可能，为更加激进的革命政治所利用，最终导致“语音中心主义”自我瓦解。因此本书一方面重新划定了历史分期，将分期问题化了，把1916 年和1958 年的时间点确定为“全球性时刻”。另一方面，作者提出“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来说明“语音中心主义内部互相缠绕的正负两面力量”。这组力量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反现代化的，也可以看作是西化—反西化，甚至可以是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当然，在这一套概念所构建的叙事逻辑中，由于先定地将“拉丁化”看作是西方的、泊来的，甚至是有代价的、暂时的和激进的；也是西化的和充满“狡计”的。因此，真正能完成鲁迅所说的“将文字交给一切人”的任务，同时又不用付出文化上被殖民的代价的工具，只能是民族形式的工具。自此，围绕汉语拼音化的讨论，论述逻辑的终点只能是保留汉字，在汉字的内部、依靠汉字的形声结构解构“拼音”。具体到这本书中，就是唐兰在50 年代主张的“汉字拼音化”。这一方案不同于以拉丁字母代替汉字的拼音化路径，在作者看来具有实现德里达所说的“书写学”的可能。

回顾20 世纪中国语文运动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拼音运动史的叙事和国语运动的叙事。最早影响较大的有罗常培的《国音字母演进史》和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作者都是20 世纪中国语文运动的“当事人”，并没有远离他们所书写的对象，而是身处在某一历史现场之中。因此，他们书写的历史有实时记录、保存第一手资料的作用。罗常培一书写作于国语罗马字方案被公布之后，序言里就表明了用国语罗马字制作新文字的立场，可以归为拼音运动史研究。而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则带有论战的目的，最初是一系列针对当时兴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论战文章，试图争夺“大众语”和“大众语文”等概念的解释权。倪海曙则是关于拼音文字运动的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写作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总结了明末以来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涉及晚清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与黎锦熙所写的国语运动史在运动的分期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同样确定的历史事件和时间，只不过书写的角度不同，一个确认为“国语运动”，一个明确为“拼音文字运动”。不过对这几次语文运动的基本共识延续到了50 年代的文字改革运动。1955 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作了《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就简单重述了“从清朝末年起，一直到全国解放为止”的几次文字改革的运动。1958 年吴玉章和黎锦熙在人民日报上联名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则是从拼音字母的角度进行总结。因此，对于晚清开始一直到50年代的历次语文运动，大体上分为两种叙事角度：一个是以语言统一为目标的国语运动，一个是制定拼音文字最终达到言文一致的运动。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80 年代开始，从“现代化”的角度理解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和相关讨论，成为一种主流叙事。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关杂志《文字改革》更名为《语文建设》，这一变更也标志了文字改革的工作走向结束。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名为“语文现代化”的杂志，其中有邀请专家回顾50 年代文字改革的文章，也有对20 世纪的拼音文字运动史进行总结的文章。1995 年，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作为“当代中国”丛书的一种出版，该书可以看作是对50 年代文字改革运动的系统梳理和权威总结，主要是从政权的文化治理的角度来展开的。其特点是以编年史的方式描写当时的政策制定过程，对当时相关期刊上的讨论以及民间的社团等相关内容着墨不多。这种编年史的写法，不能将当时讨论的议题充分地呈现出来，更无意将其置于某种思想史的谱系中进行考察，因而即便是制定相关政策过程的争议、矛盾、冲突也没法从中看到。

近些年出现了很多围绕国语运动、言文一致等问题的研究，重新将这些议题作为思想史来研究，从而呈现了其中的学术价值。这种研究的趋势可能受到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和小森阳一等日本学者从语言与民族国家的角度考察日本国语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有村田雄二郎等学者研究晚清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以王东杰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为代表，书中将“国语运动”理解为“现代语文改革的同义词”，围绕着民族主义、声音、文字等概念来讨论，在叙事模式上和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类似，最终揭示了近代的语文运动背后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汪晖的《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也可以看到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影响，另外也可以将其纳入作者提出的“短二十世纪”的视野下考察。在该文中，无论是方言本位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还是以国语统一为目标确定标准语的国语运动，都是“民族语言的形成”的一部分。在30 年代和40 年代的语文运动历史以及文艺实践中包含了地方、民间、大众等元素，民族语言也因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汪晖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安置了“大众政治”这一个异质性的存在，但在他的论述逻辑中，这一时期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实际上只是国语运动的变体，民族语言则像黑格尔式的精神在运动，容纳了“否定的”方面之后抵达了终结。

《汉字革命》并不满足于具体某一语文运动的研究，通过对瞿秋白、鲁迅、许地山、叶圣陶等人的研究，将文字改革的历史与白话文运动的历史结合了起来。书名为“汉字革命”，实际上结合了汉字革命与汉字书写革命（文学革命）。英文的书名为汉字书写学（Chinese Grammatology），以及封面采用了唐兰的文字方案，比较能够体现作者的用心。她试图在已有的国语运动叙事、拼音化运动以及语文现代化叙事之外，基于“语音中心主义”这个概念确定一个“汉字革命”的叙事。而在进入“汉字革命”的历史之前，作者首先需要处理清末的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等等。她将这些运动视为“20 世纪汉字革命全面爆发前，最后一次尝试汉字拼音化的运动”，成为本书所叙述“汉字革命”的“前史”。对此，她是这样解释的：

《新世纪》周刊创始人：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左起）

从《新世纪》团体开始，“废除汉字”的口号被不同的群体所征用。这一口号起源于“汉字是象形文字”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一个极为普遍的认识，比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汉字的本质和历史》一书中，就将汉字确认为“表意的象形文字”，而与表音文字相对立。这种观点也贯穿了整个汉语拼音化的历史。在《汉字革命》一书中，作者也同样关注这种表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或者表意文字）更进步的脉络，她将其定义为“语音中心主义”，实际上这个概念与“字母普遍主义”可以等同，强调声音凌驾于文字之上，最终将拉丁字母确认为表音文字，而将其他文字被贬为象形文字，背后也隐含了某种进化论或者文明等级论的逻辑：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更加文明，更加科学。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更像是一种认识论的装置，在此之中关于汉字和汉语的知识，便具有了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色彩。而服膺于语音中心主义，便会进一步贬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语音中心主义”这一概念支撑了作者叙事的重心。有意思的是，这个概念在诸多对国语运动、晚清文字改革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的研究中并不少见。由德里达发明用以批判西方的知识体系，经由柄谷行人等日本学者的阐释和批判，结合了本·安德森对印刷资本主义的研究，这个概念常常用来指涉基于言文一致的诉求、追求汉语拼音化或提倡白话文的一系列文字改革运动，关注语言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其落脚点则是语言民族主义：“语音压抑了文字”、内化的声音塑造了人的主体、均质化的人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但在本书中，作者显然不是在这个层面应用“语音中心主义”，这个概念不能停留在“拼音化”或者“言文一致”的语言制度来理解，它企图处理1916 年以后的文学书写、文化革命、普及教育等更大的文化政治问题。在作者看来，“汉字革命”所带来的知识论转变，即传统知识体系的贬值，根源在对汉字的压抑。“语音中心主义”无法用来指涉汉字革命的全部内涵，也会造成所谓“汉字革命”就是全盘西化的误解。作者参考了杰姆逊利用辩证法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将“语音中心主义”加工为“语言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以提示汉字革命除了追求西化、现代化的一面，还在其内部生产出了与这一面相对抗的、本土化、反殖民主义的倾向，用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知识的领导权。因而本书频繁使用“语音中心主义”的概念，但对民族主义的讨论并不多，而作者显然更想要体现本土化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这一点与柄谷行人的用法不同。

1916 年，是本书确定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一年，赵元任留美时写作《中国语言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系统论述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学术著作”。[4]作者认为，赵元任这篇文章不仅为后来的国语罗马字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写作的时间和全球范围内的拼音化趋势有同步性。同年，索绪尔的学生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书中更是挑战了传统的语文学，将文字剔除出了语言学研究范围，确定语音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过细究下来，赵元任和索绪尔对于“语音”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赵元任自始至终重视语音的物理性质，以此去研究汉语及其方言的“音素”，甚至为“国语”的音素灌录了唱片；而索绪尔并不重视语音的物理性质，提出要把握语言的“区别特征”，即语音之间的差异关系，最终建构了一套基于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形式主义理论。当然，本书作者并不是基于这些具体的理论命题和概念，叙述赵元任和索绪尔的共同点，更重要的是那个“全球性时刻”，这个时刻也就有了一种“政治无意识”：

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都开始改变他们的文字系统，这确实有共通之处。“语音中心主义”这个概念打开了这个时刻的所具有的“全球”意义。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不同于以往在民族国家—民族语言的视野里讨论语文运动，本书增加了一个殖民—去殖民化的全球史视野。

二、“语音中心主义”的局限

在拉丁字母的东方旅行中，“语音中心主义”除了承诺科学性、现代性的文明，实际上也出现了自我瓦解的倾向，语音中心主义最终为“文字/书写学”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语音中心主义的秩序内部于是不期然地生长出一种反语音中心主义的、以书写为本的、将书写当作科学来研究的理论批判”。[6]这个概念出现了极限，触碰到了它所无法抽象的内容或者难题。因而需要为这个概念重新赋予新的指涉范围：如果传统的小学以及基于小学所创造的注音字母方案，一开始就在“非”西方的位置上，那么，从瞿秋白开始的30 年代的大众政治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则可以被安置在一个“反”西方的立场。因此，本书另一个概念：“语言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首先就是为了处理这一“反西方”、反资本主义、超越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其纳入“汉字革命”的叙事中。

所谓“语音中心主义转向”最初来自新的媒介、新的技术（印刷、打字机和电报技术），这些新知识直接给留洋的知识分子造成了震惊和焦虑，成为汉字无法适应现代文明社会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据。《新世纪》团体认为“象形字”为“未开化”的民族所用，鼓吹废除汉字、采用万国新语，是他们目睹了欧美的“进步”之后提出的语言现代化方案。他们用一种直线的进化史观来理解技术和语言，特别是欧美的拉丁字母适用于现代打字机和印刷排字，而汉字（方块字）则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这与他们鼓吹的世界语本身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的倾向无关。正如林少阳指出的：

至于钱玄同抨击“汉字的罪恶”，最终的落脚点也是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8]钱玄同希望通过更加科学的罗马字方案来实现言文一致，进一步实现国语的统一，既达到普及文化、启发民众的效果，又能更好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因此，国语罗马字运动实际上是很典型的现代化诉求：作为被启蒙的平民与启蒙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加内面化的“野蛮与文明”关系。国语罗马字方案一方面拘泥于科学性，制定了较为精细但不易在民众中间推广的方案，另一方面受制于行政权力的牵引，随着当时的大学院公布罗马字拼音法式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时，罗马字方案也就成为了注音字母方案的备用和参考，得不到进一步推广使用。

在30 年代以前，“言文一致”是语文现代化和教育普及的标志。但是白话文写作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反而出现了很多无法在口语中使用的欧化语法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被批评为“新文言”或者“洋八股”。胡适曾经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口号在30 年代被瞿秋白重新提出，并改造了它的内核。本书中“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这一概念，是指语音中心主义“向所有人许诺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且被听见”，[9] 通过言文一致推动语言的民主化，底层人民可以书写自己声音。1929 年瞿秋白在苏联期间写成了《中国拉丁字的字母》，这个草案是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雏形，是整个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起点。围绕这个拼音文字方案，他还针对了当时的语言状况进行阶级分析，进而提出的“文腔革命”、“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口号。建立于这一系列思考之上的“拉丁化”的内容得以区别于以往的“言文一致”或者“废除汉字”的主张。

瞿秋白对五四以后的语言分为：古代文言，现代文言，旧式白话，新式白话。这四种书写语言，实际上被分配到四个不同的阶级那里。古代文言是古代社会君子的腔调，在当时还有严复式翻译以及部分保留在报纸上，为大买办所掌握；现代文言来源于《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是小买办使用的文字，与明清形成的八股公文写作有渊源；旧式白话则是礼拜六派等章回体小说的语言，以及戏曲中说白的腔调；新式白话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本来“应当是根据现代普通人嘴里讲的话，加以有系统的整理，调节和组织，而成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实际上却成为成分复杂、“非驴非马”、“不人不鬼的言”。

而到了30 年代，无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于无产阶级自我表达的要求来说，新旧白话和新旧文言都可以看作是“文言的”，是无法书写新的形势的汉字文。也就是说，尽管新的文字、书写（文腔）并没能立刻诞生，但成为了一个“虚空”，一个预支的存在。在这个新的文腔出现之前，汉字书写都是“文言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改造了“言文一致”的话语，使之不再意指一种语言现代化的方案，而是致力于让新的政治主体“发出声音”，以摆脱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的处境。这种“无声”的状态并不是任何理论的臆想，而是政治的现实：当时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语言到文化的对立，使得人民群众没有书写工具。葛兰西在谈论皮兰德娄的剧作时，曾经指出过“人民的”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分裂，与这种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新的政治力量面前，文化上需要将方言这一地区性的“人民的”语言，最终变成一种全国性的共通语，也就是“普通话”。这里的中介其实是文腔革命，也就是所谓的文学语言的革命。当瞿秋白仿照赵元任的方案制定了一套拉丁化字母，侧重点是根据言文一致提出的语言平等政治，语言统一的难题则被当做是一个终点。如果将瞿秋白的理论和葛兰西相比，“民族”或者是全国的维度实际上被搁置了，“人民的”语言可能要长期停留在地方性的层面。从这个角度看，瞿秋白的求助于言文一致的策略，无法借助民族的形式来赋予人民以足够的力量，最终那种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将遥遥无期。

叶籁士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

在《汉字革命》中，瞿秋白的方案同样是抬高拉丁字母来贬低汉字，这个方面可以看做是“语音中心主义”的一部分。如果和日本的言文一致主张相比，后者一方面通过剔除汉字，逐渐达到统一国语的目的，另一方面又通过塑造“心声”（内面），建立了一套现代文学体制，最终文学发挥着民族国家的想象力作用，塑造出一个个孤独的现代主体。而瞿秋白已经无法通过建立这种现代文学体制来赋予新的政治力量以“声音”，他的“文腔革命”恰恰是想要终结这种“无声的”文学。瞿秋白批评了五四新文学在实践中堕落为他们所要打倒的对象：贵族文学变成绅商文学；山林文学变成清客文学；古典文学变成无赖文学。他要解决的难题，不是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抑或是日本国语运动的难题。可以说，瞿秋白改造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话语，却不是为了重新建立一种现代文学体制，恰恰是为了否定这种现代文学及其塑造的现代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同样是“废除汉字”改用新的文字，但是“文腔革命”的主张很难说是“语音中心主义”的变体。瞿秋白的具体主张实际上在延安时期得到了检验和调整。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开展的两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最大的成就是新文字被赋予了与汉字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在1942 年之后拉丁化运动就停止了，紧随其后的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座》所指导的文艺实践。1942 年之后的文艺实践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同，不再追求通过语言和文字的透明性来塑造新的政治主体，而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转换视角、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他们的语言，同时发展群众文艺。延安文艺实践保留了汉字，在原来的白话文书写中做调整，拒绝语言透明化的路径，实际上已经与“语音中心主义”产生断裂。因此，这种新的语言政治笼统地置于“语音中心主义”的名义之下，是十分可疑的。

在德里达提出“语音中心主义”的说法之后，索绪尔常常被当作是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例证。直到柄谷行人在《书写语音与民族主义》中，重新解读了索绪尔和时枝诚记的思想，解构了这样一个“索绪尔”形象。柄谷行人用了很多证据，包括索绪尔的瑞士人身份、索绪尔的手稿等，激活了他的理论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批判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柄谷行人的索绪尔形象，更符合本书中所提的“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对此，德里达也曾解释过，他对索绪尔的批评重点是索绪尔借用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如“结构”），因而未能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范围，但是他的理论本身是复杂的，虽然抬高了语音的重要性而贬低文字，但同时将语音这一实体也排除了，只剩下更加抽象的“所指”，最终成了一个“差异”或者说“踪迹”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更像是“解构”的先驱，解构的恰恰是“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语言学。德里达批判索绪尔的目的，是为了批判那套有着起源和目的的西方形而上学，这一点又和索绪尔对历史语言学的“解构”相契合。

在本书中，“语音中心主义”这个形式主义的概念，被赋予了很多非常具体的内容：拉丁字母或者字母普遍主义，同时被确定为西方独有的、向东方行使霸权的全球运动。在德里达对柄谷行人的回应中，实际上他认可了“语音中心主义”是个形式的概念，同时也同意柄谷所说的语音中心主义并不是西欧独有的观点。因此，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汉字还是拉丁字母），并不是“语音中心主义”所要讨论的重点。重点是基于语言文字之间的透明性所建构起来的认识装置。而本书为了证明“语音中心主义”的自我解构倾向，为这一概念增补黑格尔的辩证法，似乎也就多此一举了，同时承担了一定的理论风险。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运动具有起源和目的，恰恰是德里达所要批判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在本书的论述中，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在国语运动与大众语运动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对立而统一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多么紧张，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也都变成了同一性的序列。因此，“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虽然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但没能揭示30 年代大众政治的异质性。最终它可能会演变成西化和反西化的形式主义游戏，在传统之间寻找问题的答案。

三、“拼音”的多重内涵

“汉字革命”另一个时间点是1958 年。这个时间点联系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国际上，主要是由“万隆会议”召开导致了亚非拉的反殖民运动高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觉醒。在国内，1958 年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作者有意用文字学家唐兰的观点来论证终结“语音中心主义”和开启“汉字书写学”理论的可能。唐兰不是文字改革运动中相关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提交的文字方案没有被采纳，不过在文字改革运动的不同时间点都能看到唐兰提出自己的观点：从1949 年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1956年在《中国语文》杂志上登载他的《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引起了批评，在1957 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笔谈文章以及1958 年发表了《中国文字应该改革》。他基本观点是“汉字拼音化”：在汉字的基础上逐步进行拼音化的改革，建立一套“综合文字”，既保留汉字，又保证了“拼音”的可能。这种文字不同于直接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而是利用汉字形声结构的特点、将汉字逐步改造为更加科学的文字。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做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与以往专注于讨论和制定文字方案的汉语拼音运动不同，文字改革运动有着多层次的规定。

唐兰的文章中经常引以为据的理论是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以及斯大林关于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不能突变的观点。其中，毛泽东在1951 年对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最主要的。这个指示的完整内容可以从当时教育部长马叙伦那里看到：

马叙伦为《中国语文丛书》所写的关于文字改革的题辞

这段指示包含的内容很多，有汉字的简化，也有当时在全国推广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但引发关注和讨论的主要是“拼音方向”和“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即“民族形式”）。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1952 年成立一直到1954 年，主要工作是研究简化汉字和“民族形式”即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这期间，委员会的拼音方案组对于民族形式问题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凡是用一套字母能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的，就是民族形式；一种认为应该根据汉字的笔画，字母形式要接近汉字。唐兰虽然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其立场十分接近后一种看法。实际上，无论是委员会内部还是民间，“汉字笔画式”的方案并不少见。在1954 年、1955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将汉字的声旁换成拼音字母的“拼音形声字”的主张，并且引发了讨论。而在1958 年以后，一直到1980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的1667 种拼音文字方案中，其中就有“汉字式”方案248 种，占全部方案的14.88%。[12]

1953 年毛泽东审阅过委员会的拼音文字方案，包括汉字笔画式方案，但是他认为很多方案“比汉字还难写”。1955 年10 月，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决定将四个汉字笔画式方案（草案），一个拉丁字母式和一个斯拉夫字母式方案（草案）提交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征求意见。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没有通过这六个拼音方案，但初步确定了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1956 年，毛泽东出席“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做了讲话，赞同吴玉章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认为罗马字拼音虽然是外国的，但是“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之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13]

在《汉字革命》中，作者认为新中国将“拼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而陈梦家和唐兰则在对抗这种“拼音”意识形态。这种观点有失片面。一方面，1956 年之前，“拼音”并未完全等同于拉丁字母，官方考虑过为“拼音”的内涵附加上“民族形式”的要求。唐兰的是比较符合这一理想的方案。但是，无论是委员会的“汉字笔画式”方案，还是唐兰的“综合文字”方案，或者当时民间出现的“拼音形声字”、“半拼音”主张，都未能实现形式简单、方便学习的要求。在这之后，关于“（文字改革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的指示就不再提起了；另一方面，官方关于“拼音”的定位却有一些模糊性和弹性，并且始终与学术界有着微妙的错位感。“拼音方向”的指示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制定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也没有从一开始就限定拼音必须采用拉丁字母），反而在讨论“拼音”的同时进行对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的研究工作。如果说拼音是一个“方向”、一个承诺，那么汉字将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则是当时的一个共识。最终确定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时，“拼音”被确定为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辅助工具。

对于新生政权来说，普及教育的问题优先于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动力来自扫盲识字和语言统一。文字改革的形式要服务于这两大目的，最终就演变成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服务于拼音识字（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两大任务。可见，50 年代的文字改革是务实、功利的。因而就不难理解，50 年代初官方推广的不是拉丁化方案或者罗马字方案，而是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作为全国学习的典型，这种识字法是以注音字母作为识字拐杖。不是因为注音字母“科学”，甚至不是因为“简单”，更多的是因为注音字母推行多年，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足够的师资。如果不考虑由普及教育所诉求的“便利”及其文化革命的潜能，文字改革最终形成的“简化汉字+拼音”的双层结构，与国语运动的主将黎锦熙的 “新注音汉字”方案有某些类似，可以说是国语运动的延续。

章太炎无疑是这种双层结构的先驱。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章太炎将国语统一和普及文化这两个任务分开讨论：要普及文化就需要推行义务教育；要统一国语，在应该保留汉字，只要民众学习官话就可以实现国语的统一。也就是说，无论是语言统一，还是普及文化，都无需再造新文字。相反，汉字是民族的“根柢”，自然应该保留下来。同时，章太炎尝试建立一套“儿童视而能了”的改良反切方案，这是在保留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一套辅助识字的方案。这套方案在民国初年成为了注音字母，一直到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一直承担着“识字拐棍”的作用。本书将唐兰的方案解释为解构“语音中心主义”的书写学，那么利用传统知识体系挑战了文明等级论的章太炎，未尝不是这种书写学的先驱。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明确了新文字和汉字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14条明确提出“推广新文字教育”。这是四十年代初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的重大成就。

对章太炎来说，汉字是文明的一部分，是超历史的、超地域的存在。而对毛泽东来说，汉字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文明的结晶；汉字始终是文字改革时要考虑的“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中提过“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口号）。即使是推行拉丁字母方案以逐步代替汉字，也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采用双轨文字制度：社会上同时通用汉字和拼音文字。但这种平行、双元的语言制度早已在延安时期试验过：1941 年起，边区政府赋予新文字以法定的地位，使其获得与汉字同样的权力，即“新文字跟汉字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同时明确规定了，新文字在“上下行公文、买卖账、文书单据等”、“政府的一切布告法令”、“各县给边区政府的公文”等都“有效”。[14]但无论是在扫盲识字的冬学运动中，还是延安文艺实践中，这种双轨文字被放弃了。究其原因，语言的统一需要借助汉字，历史上“书同文”与大一统长期绑定在一起，保留汉字是抑制地方主义的文化治理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依赖言文一致的激进策略，只能转而选择了双层结构，重新激活汉字的形、声、义结构，所谓的“汉字书写学”也许就在其中得以体现。

注释：

[1] 钟雨柔：《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年，第19 页。

[2]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52 页。

[3] 王风：《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见《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89 页。

[4]、[5]、[6] 钟雨柔：《汉字革命》，第42 页；第8 页；第13 页。

[7] 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40 页。

[8] 钱玄同《汉字革命》，见《钱玄同文集（第3 卷）汉字改革与国语运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77 页。

[9] 钟雨柔：《汉字革命》，第22 页。

[10] 葛兰西：《葛兰西论文学》，吕洞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144 页。

[11] 马叙伦：《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开会辞》，见《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54 年，第3 页。

[12]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拼音文字研究室，《群众自拟拼音文字方案整理报告（1958—1980）》，《文字改革》1982 年第2 期。

[13]《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纪事》，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 年，第77 页。

[14]《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 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