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斯特凡·贝格尔 克里斯·劳伦茨
“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
“魔鬼也在。”——无名氏
虽然“微观研究”（micro studies）这一概念缺乏一种明确含义，但其基本理念是：某些现象最好能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研究，即在此层面上，通过揭示其细节来显露本质。这种理念为历史编纂学的学生所熟悉，因为至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历史最终由人类细节所决定的直觉已得到阐述和捍卫。自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以其对天才的崇拜心理影响了几代历史学家以来，对细节的崇拜一直同个体行动问题、选择自由存在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人们认同，历史的进程是偶然的，而非由超乎个体的结构和实体所预先决定。1670年，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在其《思想录》（Pensées）中就曾表达过该理念的范例：“如果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公元前30）的鼻子再短一点，整个地球的面貌就不一样了”，因为如果克利奥帕特拉没有那么诱人，她就无法让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和马克·安东尼（Marc Anthony，公元前83—公元前30）为她尽心尽力。因此，对个体和细节的崇拜在历史上是同步的，就像对普遍性和超个体的崇拜一样，已经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这两种联系，或者说亲和力（Wahlverwandschaften），都存在于历史书写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人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细节和个体的崇拜在直觉上是如此合理。这种合理性坚固地建立在特定“伟大”个体对塑造历史进程的表层作用基础之上（像克利奥帕特拉和拿破仑[Napoleon,1769—1821]）。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Holocaust）中的作用为例。如果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他肯定不可能成为纳粹德国的领袖，也不可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希特勒1930年夏天从一场车祸中“侥幸脱险”，当时他坐在“必死座位”上而他的车被一辆货运卡车撞上，或者也适用于1940年11月8日他在慕尼黑逃脱了格奥尔格·埃尔瑟（Georg Elser, 1903—1945）的炸弹袭击企图。沿着这条思路继续下去：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二战，随之而来的冷战就不会发生，德国也不会分裂为民主德国（GDR）和联邦德国（FRG）。如此，我们也不会在1990年目睹两德统一。因此，总而言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上述有关希特勒的“细节”有所不同，那么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将与实际情况大不一样。因此，对细节的崇拜与历史上的反事实问题密不可分。
现在，怀疑论者当然可以表示反对，因为那些与希特勒有关的“细节”实际上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其后果只是一个“推测”的问题。对于相当多的“经验主义”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反对意见已经成为问题的终结，尽管反事实推理显然是基本的“史学操作”（用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的话来说）之基础，就像表达因果关系的论点那样。然而，我们撇开反事实在历史推理中的作用不谈，而是根据一段坚实的“真实”历史，来说明支持“细节”在根本上也是重要的。这一历史涉及18世纪所谓的“西里西亚系列战争”。这些战争使普鲁士崛起为欧洲新兴大国，因此它们是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崛起为主要大国的关键先决条件。这段历史又是如何发展的？
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
在1740年至1742年的“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治下的普鲁士成功征服了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最富有且人口最多的省份：西里西亚（Silesia）。普鲁士通过这次征服，不仅使其人口增加了一倍，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潜力，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兴大国。哈布斯堡王朝女王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当然对丧失西里西亚的结果感到非常沮丧，并试图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期间夺回西里西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努力完全失败了。尽管西里西亚由于《亚琛和约》（Peace Treaty of Aachen）在1748年正式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但哈布斯堡帝国仍继续努力，旨在光复这个失去的重要省份。1756年，它出人意料地与传统劲敌及欧洲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缔结了为达成此目的之联盟。
在著名的“联盟颠倒”中，哈布斯堡帝国不仅与法国结盟，还与俄罗斯、瑞典和萨克森（Saxony）结盟，共同对抗新贵普鲁士。如果我们考虑到普鲁士的三个邻国敌人都比它更大，那么普鲁士胜利的机会看起来极其渺茫。由于英格兰将法兰西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在欧洲内外，尤其在印度和北美），它与普鲁士及一些较小的德意志邦国结盟。当这两个联盟在战场上发生冲突时，“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6—1753，以“七年战争”之称谓更为知名）开始了。因为这场战争是在三个大洲进行的——后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了对立双方的联盟，这场冲突通常被视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法国在印度和北美对抗英国时都遭受了重大挫败——这结束了那里的法兰西殖民帝国——但普鲁士却在对哈布斯堡、瑞典，尤其是对俄罗斯军队的作战中遭遇决定性败局。俄军甚至成功地占领了柯尼斯堡几年，并短时间进驻柏林。然而，当弗里德里希大王再也没有丝毫希望恢复普鲁士原状（status quo ante）时，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1762年，他的“私敌”俄罗斯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Elisabeth the First，1709—1762）去世。她的继任者是彼得三世（Peter the Third，1728—1762），而他碰巧是普鲁士的崇拜者。彼得生于基尔（Kiel），是荷尔施泰因戈托普公爵（Duke of Holstein Gottorp）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1700—1739）和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的女儿安娜·彼得罗夫娜（Anna Petrovna，1708—1728）之子。严格来说，彼得三世在德意志土地上长大。这就解释了他的普鲁士癖。彼得一成为新沙皇，就让俄罗斯立即退出它与普鲁士的战争，并几乎不要任何回报。他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彼得在登基同年被暗杀，这次暗杀可能得到继承其皇位的妻子叶卡捷琳娜[Catherine，1729—1796]之支持），甚至与普鲁士结成了反对丹麦的同盟，以便把石勒苏益格（Schleswig）重新纳入他的荷尔施泰因戈托普公爵领地。由于俄国出人意料地从战争中退出，弗里德里希大王便可以重新组织他的军队及其战役。当这场战争在1763年以《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和《胡贝图斯堡条约》（Treaty of Hubertusberg）结束时，普鲁士将西里西亚控制在1756年前的边界内。因此，由于纯粹的偶然性——两个人类小细节：1762年俄国伊丽莎白女沙皇的死和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的即位——普鲁士在一场对抗三个邻国的灾难性战争中，经历了一系列毁灭性失败后，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由于同样的偶然性，普鲁士有时间挽回并巩固其作为18世纪欧洲新兴大国的地位。接着在拿破仑战争中，普鲁士与英俄两国重新结盟，随后得以发展成为德意志最强大的邦国，并在与丹麦（1864）、哈布斯堡帝国（1866）和法国（1870—1871）的战争中清算旧账后，在建立德意志帝国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通过更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自1762年以来，德国和欧洲的历史进程都受到了一些偶然细节的制约。关于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上偶然性细节的作用之论述就到此为止。
普鲁士为纪念七年战争胜利而建造的勃兰登堡门
目前的这本《把过去民族化》（Nationalizing the Past）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历史书写的“细节”历史。毫无疑问，读者可以单独阅读本书，虽然从历史观点来看，它是稍早的一册《有争议的民族：民族史上的种族、阶级、宗教与性别》（The Contested Nation:Ethnicity,Class, Religion and Gender in National Histories）（Basingstoke, 2008，后文均简称《有争议的民族》）之延续。这种连续性既存在于它的主题（19—20世纪的民族历史书写以及它和种族、宗教、阶级和性别概念的关系），也表现为编者和一部分作者是相同的这一点中。尽管两本书存在这些连续性，即便它们共属相同的历史项目，但《把过去民族化》仍是一本完全不同的书，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首先，《把过去民族化》的目标与《有争议的民族》有着本质不同。《有争议的民族》旨在“绘制”或“综合”19—20世纪欧洲民族史学的景观，而《把过去民族化》的对象包括个别民族历史学家和民族历史的特定“学派”。《有争议的民族》力图广泛综合相对于种族、宗教、阶级和性别的“民族”表达，而《把过去民族化》旨在于比较性框架内深入分析个别案例中的表达性或叙述性策略。 S. Berger C. Lorenz 《有争议的民族》2008版书影
第二个区别与第一个直接相关：《把过去民族化》在方法上与《有争议的民族》存在根本性差异。与《有争议的民族》所使用的综合宏观方法（重点放在“大图景”与长期史学发展和趋势上）不同，《把过去民族化》关注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的叙事策略。从这一朴素意义而言，《把过去民族化》是一个试图呈现微观历史的集合，尽管它们是一种新颖的（因为明确的比较性）微观研究。与“正常”类型的微观研究不同，《把过去民族化》包含的微观研究在其组织上具有明显的国际比较性。这种比较性是《把过去民族化》与《有争议的民族》所共享的一个特征，也是NHIST项目的独特之处。为了阐明本书的背景，笔者现在将首先阐明微观史学和微观研究的概念。
正如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无疑他是一位在实践和理论上对微观史学贡献最大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微观史学中的前缀“微观”指的是一种“缩小的尺度”，其含义仅与相对的“宏观”有关。这条提示表明了“微观史学”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虽然金茨堡将“微观史学”一词的起源追溯到1959年美国学者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Stewart，1895—1980）的一份出版物上，但他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即作为一个史学项目的微观史学出现必须定位到20世纪70年代，即年鉴学派式的“结构性”定量史学的霸权时代。微观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主要预设下的一次明显突破。年鉴学派的预设认为，只有当个别事件构成了一个普遍且重复系列的一部分时，它才有意义——微观史学显然与年鉴学派史学系列相反，它试图代表书写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微观史学“揭示了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主导国际史学界的宏观且定量模式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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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书影
微观史学方法拒绝将个体事件包含在一般宏观社会结构之下，也拒绝将个体事件纳入现代主义目的论体系之中——尤其是以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理论的所有变体为代表，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版本（将历史概念化为“正在形成的无阶级社会”）和民族中心版本（将历史概念化为“正在形成的民族”）。因此，微观史学也是20世纪70年代反现代主义的“自下而上”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而这种方法常常被置于“历史人类学”的标签之下。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也解释了：为什么微观史学中的核心人物不是属于上层文化的“伟大男人们”或“伟大女人们”（如克利奥帕特拉、伊丽莎白一世或希特勒），而是属于大众文化的个体，如卡洛·金茨堡的磨坊主梅尼科（Menochio）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2023）的农民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
这并不意味着微观史学否定个体事件的结构性制约——实际上正相反。它坚决反对在认知方面进行缩减：“只选择那些重复的、因此能够系列化的事件来作为认知对象，意味着在认知方面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这也不意味着微观历史学家将微观史学视为“唯一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金茨堡只想明确地恢复历史上那些无法被概括、系列化和量化的事物的认知价值。此时，我们可以找到金茨堡后来系统区分“伽利略范式”（Galilean Paradigm）知识（例如定量和归纳性的物理科学）以及“线索范式”知识（例如猎人、侦探、精神分析学家与艺术鉴赏家的“直觉性”知识特征）的根源。因此，金茨堡“线索范式”的“英雄们”是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
金茨堡的微观史学明确宣称，历史上的异常、偏离和反常的事物，有一种认知上的“剩余价值”——尽管他同时承认“某些现象只能通过宏观的视角来把握”。然而，这里并非要评估微观历史学家及其众多理论家关于所有主张的有效性之辩论——例如微观史学使我们能够分析“典型例外”或“异常的正常”之主张。因此，对于一个案例研究来说，它要求一种特殊的代表性形式，而这种形式不能简化为代表性的统计概念。笔者与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1953—）和托尼·莫尔霍（Tony Molho，1939—）一样，认为在金茨堡的微观史学中，个体与全体之间的关系最终仍未得到解决。因此，本书中的作品不属于“典型”或“例外”。
笔者也将绕过微观史学的先驱者，如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与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99—1966）。笔者与莫尔霍一样，赞成如下结论：金茨堡的微观史学项目最好被解释为在历史中“拯救”个体的一种努力，并为他/她的认识论价值加以辩护——反对将其简化为系列、结构和数字。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一项目也发展成为对受到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真相概念所进行的道德辩护。于金茨堡而言，历史真实和历史真相不仅构成了认识论价值，而且也代表了道德价值，因为将它们否定或相对化，便意味着对犹太大屠杀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否定或相对化。
尽管本书对特定叙事策略的关注并不适用微观史学项目本身，但它与金茨堡对微观史学建构特征的特别强调有关。微观史学“接受了（所有证据的零碎特征之）局限性，同时探索了它们的认知论含义，并将其转化为叙事元素。”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明确的意识，即研究展开的所有阶段都是构建的而非给定的：对象的识别及其重要性：透过详尽阐述类别来分析它，将之作为证据的标准；通过文体与叙述形式，将结果传递给读者”。然而，这种对历史知识构成要素的意识，并不像之前所预示的那样，导致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后现代怀疑主义：对于金茨堡来说，（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独特品质可以在“这种认知打赌”中找到。
虽然本书明确的比较性组织方式不符合微观史学对特殊性的关注，但这里也可以建立起联系，因为与弗兰克·安可施密特（Frank Ankersmit，1945—）称微观史学是一种特别后现代的历史书写形式相反，金茨堡否认了这一点，并强调指出了微观史学中背景的重要性和（显性或隐性）比较的“不可避免”。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在微观史学中，显性比较确实非常罕见，因此我们只需要处理隐性比较的问题。关于微观史学的概念就到此为止。
微观研究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谱系，并起源于不同的背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 Goffman，1922—1982）在其著作《公共关系——公共秩序的微观研究》（Relations in Public—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中引入了这一术语。该概念表示“由面对面互动产生并由共同混合规范组织的活动领域——一个包含婚礼、家庭聚餐、主持会议、强迫游行、服务遭遇、排队、人群和情侣的领域”。这些“微观研究”（基于行动者的角度）被认为是“微观社会学”（micro sociology）的研究对象，而相反的“宏观社会学”（macro sociology）是对“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的研究（基于观察者的角度）。这种区别与结构史和微观史的区别是平行的，并且早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后来在社会科学中试图“克服”有关“实践”“交往行为”和“结构化”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微观—宏观问题。
Erving Goffman 《公共关系——公共秩序的微观研究》书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微观研究”这一概念在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上拥有了新含义。正如微观史学概念的情况一样，科学史上的微观研究思想与现代性的批判相联系——特别是对革新论和目的论的批判，尤其是对单一“科学方法”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是认识论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这是对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中立”（value free）科学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力量宏大叙事之挑战。这一批判源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根本性历史攻击（在其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主义的变体中），并随着跟从库恩轨迹的“新科学社会学”而获得动力。微观研究聚焦于单个案例，尤其是单个争议。他们将“知识的生产”分析为一种实践活动，即“科学行动者”彼此之间及其与所涉领域相关的其他行动者（通常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不断的面对面（重新）磋商之进程。因此，科学史上的微观研究也常常被贴上“科学人类学”的标签。与微观史学一样，微观研究也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只有自下而上和近距离的视角才能揭示知识创造过程的必要细节。此外，微观研究还与微观史学相同的是，它“主张科学事实的普遍性不是给定的，而是生产出来的”。由于历史知识的生产通常是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工作开始的——这与实验室等社会背景形成对比，最早的“磋商行动者”通常是与同一主题相关的其他文本。因此本书特别强调史学作品的互文性。
毫不奇怪，在微观研究的背景下，正如笔者在前文中讨论微观史学时便已观察到的那样，个案和总体情况之间的关系问题业已浮出水面——“综合”和比较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确立个案的特殊性和一般性。这里也提出了“规模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微观研究’旨在适用于整体的两种不同方式，即首先牵涉到普遍，其次通过起到典型范例的作用。第一种方法与微观研究传统产生共鸣，而第二种方法具有一种认识论方法的特点，且该方法利用历史案例研究来解释调查实践的更普遍特征。”
最后，笔者认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1941—）最近提出的观点，即历史学家基本上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主题及其时空尺度：“历史学家具有选择性、同时性和变化尺度的能力：他们可以从纷乱的事件中选择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事物；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好几个时空中；他们可以在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层次之间拉近或拉远距离。”没有任何时间尺度或空间尺度是得到特别优待的，因为所有有关过去的“绘制”同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以及由此解决问题的路径相关。这意味着只有“我们的表达模式决定了我们所表达的一切”。因此，无论是地方层面（与金茨堡同步）还是全球层面，都不具备先验（a priori）特权。作者们通过对“地方”案例的比较，在《有争议的民族》中的综合组织方式之后，试图在本书中采取一种“中间航线”。有关《把过去民族化》一书概念背景的叙述就到此为止。
本书分析了18—20世纪欧洲一些最重要的民族历史学家。所有章节都是比较性的，它们同时涉及西欧和东欧。在本书中，论文寻求回答的关键问题基于《有争议的民族》一书的核心主题。此外，它们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此情况下，有关民族史书叙事框架的问题，只能以微观研究的形式，通过必要的细节来得到研究：● “事实”与叙述性地组织这些“事实”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民族史书中，民族与宗教、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战争、极权独裁和帝国沦丧的痛苦经历对民族叙事有何影响？● 1945年以后民族历史衰落了吗？或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历史复兴了吗？本书可分为五个部分。在序言之后，由四章组成的第一部分讨论了与所有针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微观史学研究相关的主要理论框架。扬·埃克尔（Jan·Eckel）首先言简意赅地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书写中的“叙述性辩论”。他通过追溯从结构主义历史叙事构想（罗兰·巴特[R·Barthes，1915—1980]）到分析性辩论（A·C·丹托[A·C·Danto，1924—2013]），再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的文本理论，探讨叙事法如何从总体上影响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埃克尔得出结论，认为作者的存在、时间的叙述顺序和情节结构是建构历史叙述的重要手段。在埃克尔章节的第二部分，他以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史学例子作为基础，分析了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1910—1990）的《魏玛共和国》（Die Weimarer Republik）、德特勒弗·波凯尔特（Detlev Peukert，1950—1990）的《魏玛共和国》（Die Weimarer Republik）和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38—）的《魏玛，1918—1933年》（Weimar 1918—1933）、理查德·贝塞尔（Richard Bessel，1948—）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这四种不同的叙述故事情节构建了四种截然不同的德国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如果说埃克尔在第一章中直面叙事性的课题，那么克里斯·劳伦茨（Chris Lorenz）的下一章分析了有关比较方法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问题一直是把历史与民族的固定关系加以相对化、并予以克服的核心努力。正如劳伦茨在比较魁北克（Quebec）史学史和德国史学史中所阐述的那样，比较性史学史既要考虑代表性间的比较，也要考虑民族间的比较。为了确定不同民族史书中的异同点，比较必须在同一民族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其他民族的表现形式两个层面上进行。劳伦茨认为，魁北克史学和德国史学由一种强烈的特殊意识联系起来。在两案例中，这种意识都与民族历史上的灾难经历相关。在此，劳伦茨还辨识出与“超越灾难”的历史意识有关的“常态”民族叙事。此外，社会框架和政治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史的框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分析历史学家的“比较政治策略”，包括其所涉及的隐性和显性“对比案例”。劳伦茨在这里找到了民族历史书写里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形式。我们只有通过关注这些历史在不同叙述中得以建构的不同方式，以及历史学家含蓄选择时空准则的不同方式，才能理解民族史学。任何对民族历史和民族史学的理解，都涉及这样的双重比较，而历史学家只能在他对这种比较的强调中选择显性或隐性之方法。本书中的论文试图通过迈出比较民族史书的第一步，开启在通往比较史学这一艰难目标道路上的征程。前两章论述了民族历史书写中有关叙述与比较的基本问题。第三章触及了关于民族史学家更为具体但极为普遍的问题：他们如何建构叙事的开端、中间部分和结尾？毕竟，民族史学家通常热衷于将“他们”民族的起源追溯到时间的迷雾之中，但他们越接近迷雾，就越难以区分神话和历史上可被证实的事实。同时，民族史书的现在主义往往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目的论，而这种目的论不是在现在就是在将来告终或落幕。因此，民族史书罕有开放式结尾。民族史书的开头和结尾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间的叙事结构——在叙述中强调什么，减弱什么，以及历史时间是如何减慢或加速的。乔普·雷尔森（Joep Leerssen）在第三章中便指出了一些民族之间的根本区别。其中一部分民族被认为自古以来就有着连续的历史，而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诸如征服和迁徙而呈现出不连续的历史。例如，在德国，民族鼓吹者基于种族和定居地，构建了不中断的连续性之概念。许多其他民族在建构一条非常重要的连续线时也容纳了明显的断裂印痕。例如，比利时被认为是十字路口的一个汇合点，在那里，社会生活而非种族起源是团结一致的基础。而爱尔兰历史学家寻找本地真实性的努力不亚于他们的德国同行，但最终许多爱尔兰历史学家接受了其历史是移民史的观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区分了神话中的人和第一批定居者。这些定居者已有史料存世，他们即是凯尔特人。凯尔特人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其他人则是神话的一部分。史料考证对于区分历史和神话至关重要——至少在理论上的确如此。因此，科学的民族史之书写行为本身就允许连续性的构建之举。本书第一部分的第四章也是该部分最后一章。它是唯一一个将本书对19—20世纪史学的关注追溯到18世纪的章节。安格利卡·埃普勒（Angelika Epple）对英德两国（地区）启蒙运动的史学构想进行了比较。她认为，18世纪的英国史学比同时期的德意志史学拥有更高的“文学性”。这种叙述历史的更强能力，意味着前者更面向市场。这种普及程度确保了作者们可以通过写史而谋生。与此同时，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凯瑟琳·麦考莱（Catherine Macaulay，1731—1791）等作者虽然坚持客观性、公正性和因果关系的观点（因果关系是叙事构成的结构工具；因果解释是历史进步的基础），但他们对叙事性的遵循（尤其是对叙事构成中统一理念的遵循）常常使自己与那些“专业”价值观发生冲突。尽管休谟和麦考莱对民族过去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但他们的认识论却非常相似。相比之下，以历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加特勒尔（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27—1799）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1735—1809）为代表的德意志哥廷根学派（Gottingen school）则更为严格地遵循这些专业标准。这使得德意志史学看起来更为先进，但这必然导致叙述质量的丧失，并意味着德意志史学对大众阅读的吸引力降低了。在德意志，通俗历史学家和专业历史学家之间划清界限的时间比英国早得多，而且这些界限成为了硬边界。在德意志土地上，业余爱好者和妇女被排除在“专业”之外的程度远甚于英国。随后的三个部分是关于民族宏大叙事与其潜在“他者”（宗教、种族/人种和阶级）关系的比较性微观研究。吉纳维芙·沃兰（Geneviève Warland）在第五章中对P·J·布洛克（P·J·Block，1855—1929）、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与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所著民族史书中对16—17世纪宗教战争的表现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比较。这四位历史学家都有着自由民族主义背景，但他们相对有组织的宗教机构而言，也持有特殊的立场，而这一点影响了他们对宗教战争的描述。沃兰认为，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四位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而他们几乎不关心神学。这些民族史书的叙事化赋予了宗教宽容以价值，并将其与民族史书中宗教分裂的负面影响并置。他们把宗教与被视为核心民族价值观的事物（例如法国的自由与平等，比利时的世界主义）相联系。在宗教政策方面，其他民族被消极地用来与本民族对比：对于布洛克而言，“他者”是法国，尤其是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Medici，1519—1589）。于皮朗而言，“他者”是“加尔文宗”，他拒斥加尔文宗，并认为它是一种野蛮形式的宗教。拉维斯将新教与德意志暴力相联系，并认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是民族叛徒，因为他们帮助德意志变得强大。兰普莱希特强调荷兰人和德国人的文化共同体，以及加尔文宗与路德宗之间的对立。他本人表现出对路德宗的强烈偏爱之情。总体而言，这里讨论的民族史书非常关注宗教战争，因为他们使用关于这些战争的叙述，以显示支撑其民族史书的有关自由主义的关键价值观。如果说“宗教战争”位于民族史书建构的中心，那么可以说“异端”也是如此。随着19世纪民族被神圣化，持不同意见的宗教人物也被置于新的民族主义背景下，并经常被誉为“民族英雄”。在第六章中，莫妮卡·巴尔（Manika Baár)对比了两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里，异端者被民族宏大叙事所凸显，并成为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人物。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在其影响深远的法国史书中对圣女贞德（Joan of Arc，约1412—1431）的论述和弗兰蒂泽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1798—1876）在其同样影响深远的捷克史书中对约翰·胡斯（John Hus，约1372—1415）的论述，都显示了异端者作为民族英雄在法捷两国民族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两位作者让一种模式成为正典，而这种模式可在整个从19世纪到今天的法捷两国民族史书中被追踪到。两位作者在分别描绘贞德与胡斯的对手时，都用否定性的措辞来描绘民族的“他者”——英格兰与德意志，并突出了本民族英雄的特殊品质。总而言之，这两个异端英雄事迹的叙事设定符合两位历史学家的目的，因为他们的英雄代表了历史学家对各自民族特定的政治和道德愿景。在此方面，他们对贞德和胡斯的刻画完全是现在主义的——这是埃克尔和劳伦茨在前两章所分析的历史书写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批判性的“科学”历史学家，两位作者都热衷于揭穿有关贞德和胡斯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一些神话。然而，与此同时，两人也促成了这些人物在法捷两国土地上所谓“民族先贤祠”的神话化。在民族历史书写中，神话化与去神话化存在着密切关联。
约翰·胡斯被处以火刑的画像
现在主义也是英国新教作者和爱尔兰天主教作者试图利用历史来达到在爱尔兰实现身份同一性目的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第七章中，马克·卡巴尔（Marc Caball）对比了三位19世纪爱尔兰历史学家的作品——詹姆斯·奥格拉迪（James O’Grady，1846—1928）、理查德·巴格韦尔（Richard Bagwell，1840—1918）和亚历山大·马丁·苏利文（Alexander Martin Sullivan，1829—1884）。卡巴尔特别考察了他们对都铎（Tudor）王朝在爱尔兰的征服及其对16—17世纪早期宗教改革引入之描绘。三位历史学家都强调这一时期是爱尔兰历史上的关键时代。卡巴尔对比了同时期历史叙事建构的各种方式。奥格拉迪与巴格韦尔大体上是联合派（Unionist），有着英裔爱尔兰新教背景，但他们对待该话题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奥格拉迪在书写一部民粹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史书，而这部史书的灵感来自吟游诗人的传统。他想突出早期爱尔兰文明的成就。可以说，他是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反对天主教政治民族主义。相比之下，巴格韦尔则停滞于科学史学家的身份，并因此突出了其公正和客观的立场。这也使他对伊丽莎白一世政府及其推行宗教改革的企图提出了严厉批评。巴格韦尔认为，如果她允许这两种信仰共存，那么爱尔兰未来的许多问题就可能得以避免。他严厉批评在外地主制（absentee landlordism），并热衷于强调盎格鲁—爱尔兰历史中可能使天主教和新教部分人口实现和解的因素。苏利文是这里探讨的第三位历史学家。他来自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传统。他描述了爱尔兰人对抗英格兰奴役的史诗般斗争。他是爱尔兰天主教文化民族主义的普及者，培养了爱尔兰人比英格兰人道德优越的意识。自始至终，他强调爱尔兰民族主义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合作关系。总体而言，卡巴尔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人们挥之不去的观念，即19世纪爱尔兰史学所拥有的一种宿命论底色。这种宿命论曾认为，爱尔兰史学既缺乏科学性，又缺乏史诗般的宽度。下一部分是关于民族和种族/人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约尔格·哈克曼（Jörg Hackmann）在第八章对爱沙尼亚（Estonia）、德国和俄罗斯关于爱沙尼亚的历史叙事之概述开始。他特别讨论了汉斯·克鲁斯（Hans Kruus，1891—1976）、易厄·詹森（Ea Jansen，1921—2005）与马尔特·拉尔（Mart Laar，1960—）的作品，并将他们与波罗的海德裔作者，如莱茵哈德·维特拉姆（Reinhard Wittram，1901—1973）以及以伊瑞·萨玛林（Iurii Samarin，1819—1976）为代表的俄罗斯/苏联视角进行了比较。克鲁斯强调爱沙尼亚性的建构性，并热衷于为爱沙尼亚公民的民族认同之出现作出贡献。他书写的内容反对爱沙尼亚保守的种族性民族建设者，但也反对波罗的海德意志史学，尤其是维特拉姆的作品。后者与一战后的“族民史”（Volksgeschichte）密切相关。克鲁斯坚定认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为波罗的海各国宣传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时上错了船。因此，他提议，在波罗的海各国的德意志人口（他们是德意志身份的文化土壤[Kulturboden]）中，采取强有力的民族定位。伊瑞·萨玛林和苏俄观点试图合并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民族身份认同，强调两者之间的“自然”联系，从而证明爱沙尼亚并入苏联之举是正当的。他们的共同敌人是波罗的海各国的德意志贵族。在苏维埃治下的爱沙尼亚，易厄·詹森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克鲁斯的研究，从左翼的角度探讨了公民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在她的著作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人们从德意志人所主导的庄园社会传统精英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密切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之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尔特·拉尔的著作标志着爱沙尼亚回归到一种更具民族内涵的爱沙尼亚性。这种爱沙尼亚性倡导爱沙尼亚民族形成的原始观点。《歌唱革命》纪录片
波罗的海空间是爱沙尼亚、德国、苏联等不同民族史学传统在同一领土上相互作用的一个很好例证。在东南欧，我们遇到了不同民族传统的类似合并现象。艾菲·加济（Effi Gazi）在第九章中对此进行了探讨。他在希腊和罗马尼亚的案例中具体论述了科学性和史学民族主义之间的融合。施皮利顿·兰姆布罗斯（Spyridon Lambros，1851—1919）以西方史学（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为模板，试图将西方的“科学”史学移植到希腊。他倡导出版原始文献，并将辅助科学以及研讨班式教学引入希腊大学课程。他提倡职业化的历史写作，目的是为了使其远离历史哲学的传统。此外，他还将历史写作的职业化与史学民族主义相联系。于兰姆布罗斯而言，历史学家的书桌最好与军营类比，历史学家的笔在构建民族时就像武器那样有用。罗马尼亚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1871—1940）的案例与希腊兰姆布罗斯的案例有着很强的相似性。约尔加在法国学习，深受法国“科学”历史的影响，试图将法国的科学历史实践传播到罗马尼亚。他把自己对历史职业化的兴趣与直接参与政治之举相结合。约尔加与兰姆布罗斯一样，强调历史性民族宏大叙事的诗意/艺术框架之必要性。与“西方”史学思想相一致，他们坚持“科学性”与历史书写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观念是相兼容的。约尔加查阅了欧洲的档案馆，旨在收集罗马尼亚历史资料，以便为罗马尼亚的职业史学奠定基础。如果我们看看兰姆布罗斯与约尔加在他们关于民族历史的著作中所追求的主题，便会发现，他们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似点还在继续：他们都聚焦于中世纪，以强调希腊民族和罗马尼亚民族所宣称的古老根源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拜占庭（Byzantium）历史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实现了“桥梁功能”。在希腊的例子里，它有助于驳斥关于希腊人在中世纪斯拉夫化的所谓“法尔梅瑞尔命题”（Fallmerayer thesis）。在罗马尼亚案例里，它允许约尔加赞颂农民文化是“民族本质”的关键载体。根据约尔加的说法，农民是抵抗一系列侵略和保证民族连续性的核心。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被认为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它导向了罗马尼亚农民文化的繁荣。罗马尼亚民族特性的中心信条借助东正教而得以保留。对拜占庭的共同兴趣促使两位历史学家对彼此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巴尔干半岛与波罗的海一样，也形成了一个跨民族地区。在该地区，历史意识和历史性民族宏大叙事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成分，且历史学家经常跨越民族边界，相互注意对方的作品。在欧洲许多地区，民族宏大叙事与语言身份认同，以及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戏剧的发展密切相关。挪威和芬兰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两个国家，文学和戏剧在使19世纪民族“真实性”合法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洛娜·皮卡宁（Ilona Pikkanen）在第十章中探讨了20世纪之交出版的芬挪两国戏剧史的叙述策略。这些戏剧史为两国的民族建设计划都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她对埃利尔·阿斯佩林哈普基莱（Elil Asplin Hapkirey，1847—1917）（《芬兰戏剧史》Suomalaisen teatterin historia，第1—4卷，出版于1906—1910年）和T·布朗克（T·Blanc，1838—1921）（《克里斯蒂尼亚戏剧史》Christiania Theaters Historie·Tidsrummet 1827—1877，出版于1899年）进行了仔细解读。芬兰和挪威的例子尤其引人入胜，因为在这两个国家，19世纪的文化精英都不说芬兰语和挪威语。在种族/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他们首先必须创造和学习构成其文化民族主义基础的语言。民族戏剧项目在多语言背景下发展，并努力创造一种既是用民族语言创作、又能达到最高国际标准的文学作品。民族历史的种族观在英俄两国等“帝国民族”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国家的史学必须就属于帝国核心和外围的等级制度进行协商，而这些等级制度往往涉及种族归属。安德鲁·迈科克（Andrew Mycock）与玛丽娜·洛斯科托娃（Marina Loskoutova）在第十一章中认为，在英俄两国背景下出现的民族帝国史学，是对两个帝国内争取更多自治甚至独立的外围民族主义之回应。他们重点分析了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所著《英格兰的扩张：两门讲座课程》（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以及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Vasily Osipovich Klyuchevsky,1841—1911）所著《俄国史教程》（Кypc pyccкoй иcтopии）。他们强调，在这两个案例中，帝国的困境和不安全感以及对帝国过度扩张的焦虑，促使历史学家以帝国为核心来撰写民族史书。借此，他们试图稳定帝国，并增加对其民族外围的控制。从帝国的角度重述民族叙事，意味着将民族故事线从更为成熟的宏大叙事中转移出来。在西利的例子里，这意味着将英国史学中根深蒂固的辉格主义张力转到帝国层面。同理，克柳切夫斯基将新的社会经济和地理主旨与话题引入到一种主要关注国家及法律的民族史学。约翰·罗伯特·西利《英格兰的扩张：两门讲座课程》书影
相比英雄和“伟人”传记，两位历史学家都对过程和结构更感兴趣。他们的史书是地理扩张的历史。这与以种族为核心的民族归属观念相悖，并试图把不同种族团结在帝国民族的保护伞下。但同时，两位作者都没有对英格兰人和俄罗斯人作为各自帝国民族核心的卓越地位产生任何怀疑。他们对种族的关注，常常促使他们采用种族主义观点，而根据这种观点，特定人种在文明尊卑秩序中的地位高于其他人种。宗教对两位作者同样重要，但很可能是因为西利用必然性把英帝国民族与新教相联系，而克柳切夫斯基对俄罗斯和东正教做了同样的事，最终导致两位作者在各自宏大叙事中没有太多强调宗教元素。即使他们认为，毋庸置疑，非新教徒（在英国例子中）和非东正教徒（在俄罗斯例子中）在能否完全属于帝国民族上存在问题。两位作者也很谨慎，不对各自帝国民族作出太多阶级划分，尽管其史书中经常提到阶级，包括对贵族持严厉批评态度。两人都将其史书性别化了——西利倾向于如同善良女族长般的女性化英格兰，而克柳切夫斯基则强调了俄罗斯帝国民族的男性美德和特征。19世纪，人们渴望如帝国史一样书写民族历史。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二战后去殖民化背景下，民族历史学家极度不安地将帝国纳入民族宏大叙事中。正如斯图尔特·沃德（Stuart Ward）和罗伯特·奥尔德里奇（Robert Aldrich）在第十二章中指出的那样，在非殖民化经历非常痛苦的地方尤其如此，例如在法国。但即使在非殖民化经历远没有那么痛苦的英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帝国历史的沉寂和衰落才让位于重新产生的研究兴趣。英国的帝国历史复兴始于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1924—）对英国历史富有影响力的尝试，以及他有关不要忽视历史中帝国维度的呼吁。这一呼吁与他自己作为新西兰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强烈联系，但它比A·J·P·泰勒（A·J·P·Taylor，1906—1990）以小英格兰（little-England）民族历史（平行于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1912—1998]的政治正确观）应对要有趣得多。总而言之，奥尔德里奇与沃德的结论是，法国的非殖民化进程比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对民族历史的概念提出了更根本的挑战。比较本杰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1950—）关于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作品和卡洛琳·埃金斯（Caroline Elkins，1969—）关于肯尼亚（Kenya）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案例中，帝国史学与基本伦理问题相结合。学科领域的政治化也表现在学校课程被卷入辩论的方式上。帝国的持久遗产仍然有能力挑战和重新设定两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如果说关于欧洲过去的一些主要辩论是围绕帝国问题展开的，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是1945年到至少1990年左右冷战结束期间对欧洲而言的决定性时刻。在第十三章里，斯特凡·约尔丹（Stefan Jordan）和雨果·弗雷（Hugo Frey）通过仔细观察罗贝尔·阿隆（Robert Aron，1898—1975）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的开创性著作，分析了战争对法德两国民族叙事的影响。他们强调，两人都试图从二战的废墟中拯救各自民族，并在民族社会主义和维希政权（Vichy）的浩劫下保持一种爱国主义观点。在他们导致各自民族浩劫的重要因素清单上，现代性、大众社会和传统价值观的丧失居于首要位置。这两个文本的形式非常不同：阿隆写下了对其维希统治时期之经历高度个人化的描述，其中充满了对维希政府人物的简介以及阿隆对他们的评判。相反，梅尼克给出了一种历史思想类型，重新解释了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整个德意志历史。然而，尽管两种叙述存在这些差异，但两位作者还是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果。他们认为，导致德国人和法国人误入歧途、并走向放弃积极民族传统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传统人文价值观的衰落。两书中都存在批评本民族历史轨迹的段落，紧随其后的是关于积极民族遗产的部分。两人都认为，这些积极的民族遗产是各自国家在1945年后重建其民族所必需的。虽然这两本书都有关于犹太大屠杀的内容，但它们并没有把欧洲犹太人被毁灭一事作为文本的中心问题，也没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书写。在这两个例子中，犹太大屠杀并未成为通往更积极的未来民族认同道路上的绊脚石。两位作者的主要目的恰恰是为其同胞提供一张通往民族未来的路线图。
维希法国政府
本书的第三部分对历史书写中民族叙事和阶级叙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微观研究。托马斯·韦尔斯科普（Thomas Welskopp）在第十四章中为我们提供了对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的《柏林工人运动史》（History of the Berlin Labour Movement）与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8）的《从阶级斗争看瑞士历史》（History of Switzerland as Mirrored in its Class Wars）之比较。韦尔斯科普指出，这两部作品主要是政治教育学著作，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和特定历史时刻而被创作出来的。伯恩斯坦热衷于展示可被赋予政治权力的工人运动之清醒意识和责任感。此外，他还想追溯劳工的进步历程，从其于1848年斗争中的血腥诞生，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下的殉难岁月，再到威廉二世德国时期社会民主党（SPD）的崛起。格里姆的首要目标是，在失败的“全国总罢工”（Landesstreik）和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瑞士国家将瑞士工人运动纳入政治体系的尝试之后，维持瑞士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性和独特性。两位作者都被描绘成有机知识分子/自学成才的人。他们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相似，都是有一定声望的政治记者。他们写作历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把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写入民族历史，而当时的专业史学却已把他们排除在外。伯恩斯坦将自己的行动定位于更接近“科学”的历史书写。他尽量减少了作者的问题，并将自己定位为真理的记录者。相反，格里姆则公开主张一切历史知识的透视性，并旨在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重述民族历史，从而打破资产阶级对民族史学的霸权。韦尔斯科普还强调了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伯恩斯坦强调的是渐进的变革与责任，而格里姆强调的是统治阶级的暴力，但两个文本的根本目的却是相同的：它们都要求民族承认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这意味着：将其纳入民族历史。帕维尔·克拉日（Pavel Kolář）随后在第十五章中比较了埃娃·普里斯特（Eva Priester，1910—1982）的《奥地利简史》（ShortHistory of Austria）与弗朗蒂谢克·格劳斯（František Graus，1921—1989）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概要》（Outline of Czechoslovak History）。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1945年后试图重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历史的尝试。首先，两者体现了二战后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书写的多样性。1945年后，普里斯特的写作与奥地利史学主流趋势背道而驰，而格劳斯则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所强加的马列主义史学之“流星”——这确保他拥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全部资源。普里斯特是个“业余者”，她担任记者的工作，在学院里没有职位。她的文本在史学界毫无影响力。1945年后，格劳斯接受了成为历史学家的训练，并很快在战后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职业历史学界崭露头角。他比普里斯特更接近斯大林主义史学的理想典型模式。此类斯大林主义史学的特点是：民族主义，特别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国家作为历史主体的复兴；历史回归各种人物；对民族英雄的崇拜；历史发展五阶段纲要的死板教条；以及一种必须铲除敌人的极端摩尼教式世界观。在叙事结构方面，普里斯特的作品围绕着政治事件，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着国家形成的历史，以惊人的程度组织起来，而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一定必然居于中心。普里斯特以明确的目的论，重构了更为传统的情节化的民族历史，使一切都指向一个独立的、不受德国负面影响的奥地利。她渲染了奥地利的文化成就，并通过出人意料地正面评价哈布斯堡王朝和耶稣会士之举使人感到震惊。她对德国的敌意，意味着她试图使奥地利历史更接近捷克历史。相比之下，格劳斯更强调民族历史的经济基础，强调“人民群众”（popular masses）和“客观利益”。他的正面英雄是捷克的种族—民族共同体。这里并不缺少内外敌人。他的史书也以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和民族解放为目的导向。1945年后德国人被驱逐，这些目的就完成了。总而言之，韦尔斯科普和克拉日的文章清楚地表明，阶级叙事的建构与19—20世纪欧洲民族历史的重述有着密切关系。本书的第四部分汇集了调查形形色色自由民主民族叙事构建方式的微观研究。阿帕德·冯·克利莫在第十六章中比较了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1871年至1915年间之意大利历史》（Story of Italy from 1871 to 1915，1927年出版）与久劳·赛克菲（Gyula Szekfü，1883—1955）的一部匈牙利历史——《三代人》（Three Generations，1920年出版）。克利莫认为，两者都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危机的回应。在两位作者的简要生平介绍后，作者分析了两部史书的内容，并对两个文本以不同方式修订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路径进行了讨论。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
克罗齐批判史学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毕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主要的“中立主义者”（neutralisti）之一。他也拒斥反犹主义。与之相反，赛克菲不仅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是个反犹主义者。在赛克菲的民族主义史书中，匈牙利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时期是一个衰落期，而在克罗齐看来，意大利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时期是一个进步阶段。尽管存在这些根本性的差异，但二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的代表，都在寻找能成为国家行动者驱动力的理念。两人都拒绝狭隘的历史专业化，并试图通过他们聚焦民族国家的作品来回答广泛而重大的问题。两人都认为“外国思想”是民族国家衰落的根源。于赛克菲而言，被认为具有犹太血统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匈牙利衰落的罪魁祸首。只有天主教保守主义才能使匈牙利重新伟大。克罗齐捍卫了意大利的自由主义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乔利蒂（Giolitti，1842—1928）时期就是这种传统的缩影，而这一时期曾许诺使意大利走上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克罗齐还追溯了意大利自由思想的稳步发展。两人都把他们的英雄理想化，并将之塑造成理想的历史行动者，而后来的几代人都背离了他们：对赛克菲而言，这一英雄是塞切尼（Széchenyi，1791—1860）；于克罗齐则是乔利蒂。两种叙述都遭遇了重大矛盾：克罗齐对自由主义的拥护，无法解释一战后自由主义的危机；赛克菲想谴责匈牙利的自由主义，但却情不自禁地赞颂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塞切尼，即便他尽力淡化后者的自由主义倾向。在第十七章中，戴维·拉文（David Laven）以意大利民族历史的建构为主线，考察了来自不同民族背景而同样研究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的不同历史学家。他认为，这些历史学家的故事受制于各自的爱国目的。意大利对联盟的爱国主义描述，其主要问题在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北方性”，以及联盟所特有的多种多样的裂痕与分歧。拉文发现，从卢多维科·穆拉托里（Ludovico Muratori，1672—1750）开始，意大利史学界确立了一种共同的解释模式：坏运气和讨厌的外国人是意大利分裂的罪魁祸首，内部分歧和意大利团结意志的失败则加剧了分裂。卡洛·卡塔尼奥（Carlo Cattaneo，1801—1869）是共和政体城邦最直言不讳的拥护者，他把这些城邦的历史描述为一个与可能性抗争的成功故事，而这是由它们的坚韧、勇敢和决心所产生的。君主主义者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1789—1853）则呈现了相当不同的图景，并将联盟历史描绘为由于意大利人的分裂而失去的民族统一机会。最后，路易吉·托斯蒂（Luigi Tosti，1811—1897）的新归尔甫（neo Guelf）爱国主义支持教皇亚历山大（Alexander，约12世纪初—1181）作为当代教皇的爱国典范。在非意大利人中，瑞士历史学家西蒙德·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将中世纪的意大利各共和政体视为理想的政治实体。他将它们与帝国对比，并强调它们的爱国主义、自由和独立意识。他把文明的“共和城邦”（communi）与野蛮的“德意志人”并列，甚至从不断的内乱中找出了一些积极内容：内战使意大利城邦变得更加坚韧不拔，并使他们准备好面对弗里德里希一世（Frederick I，1122—1190）。毫不意外，德国历史学家可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 Leo，1799—1878）采取了一种非常微妙且学术性的处理方式，强调了利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为德意志侵略者辩护，驳斥别人对其固有暴行的指控，但他同时也对德意志的行政措施提出了批评。他试图从其历史中获得有利于当代的教训：帝国，包括他自己同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只有能够容忍被占领土上的法律和习俗，并且重视贸易和教化，才能取得成功。约翰内斯·沃伊特（Johannes Voigt，1786—1863）也将伦巴第联盟的故事用于爱国目的，并向他的德国同胞们发出警告：团结起来，否则将面临可怕的后果。所有的解释都清楚地用作者们脑海中具体的民族教育策略，来书写这段中世纪历史。如何从复数地区实体中构建民族，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克服地区分歧？这是远在意大利海岸之外的民族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但是，正如佐泽马诺埃尔·努涅斯（Xosé Manoel Núñez）在第十八章中所证明的那样，跨民族主义对民族历史学家来说也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在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主义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的共同文明观念的基础之上。尽管它从未对西班牙或葡萄牙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范式构成重大挑战，但却吸引了两国的少数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建构一种旨在促进民族身份认同的跨民族身份认同。不过，这种努力仍然基本属于少数派。因此，努涅斯认为，伊比利亚主义是在两个民族国家都面临危机的时刻试图从跨民族角度重写民族历史的失败尝试。这里讨论的具体建议从关税同盟到伊比利亚联邦共和国各不相同。该章特别关注葡萄牙历史学家若阿金·佩德罗·德·奥利韦拉·马丁斯（Joaquim Pedro de Oliveira Martins，1845—1894）及其西班牙同仁拉斐尔·阿尔塔米拉·克雷维亚（Rafael Altamira Crevea，1866—1951）。伊比利亚人的文明观念往往围绕着“人的心理”之理念。这是一套共同的理想与价值观，但他们很少能够克服民族观念和文明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必须在他们对民族的跨民族建设中得到协调。努涅斯还认为，在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国家，在面对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大邻国时，人们对伊比利亚主义抱有一些共情，但总体而言，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更多忙于构建自己的民族叙事而非探索伊比利亚主义。随后，在第十九章中，彼得·舍特勒尔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亨利·皮朗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所写史书的知识框架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在皮朗的例子中，他的一战经历启动了一个转变过程，使之从比利时最重要的民族历史学家转变为比较史学的倡导者。舍特勒尔通过利用皮朗大部分未出版的战时著作，来证明，正是在皮朗被迫流亡德国期间，他意识到了书写任何民族历史所固有的危险。皮朗为了避免史学民族主义的主导地位，开始倡导另类的历史书写方式，其中比较法占主导地位。他还以强调种族和人种因素的方式修订了其代表作——关于比利时的史书。战后，他关心的是使自己的民族史书去民族化。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布洛赫的例子中是二战）也对布洛赫历史书写的概念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布洛赫是皮朗的崇拜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追随皮朗，倡导比较史学。他的二战经历首先促生了两部著作：《奇怪的战败》（Strange Defeat）与《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这两本书是舍特勒尔在该章分析的中心。布洛赫在这些作品中推进了自己关于历史学家担负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思想。历史学家不能只关注“科学”，他们必须发挥社会政治作用，争取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甚至在这些教训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辜负更广泛的公众。布洛赫以一种极端自我批判的方式，使用两次大战间的法国史学作为例证，以表明，缺乏对历史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关注，是如何直接导致了1940年的战败。他还放弃了自己在两次大战期间明确的不关心政治之立场，转而加入了抵抗运动（难怪马克·布洛赫成为卡罗·金茨堡的史学英雄之一，因为金茨堡的父亲也没能在战争中幸存，而是作为意大利抵抗运动的一员遭到处决）。二战常常被认为是1945年后欧洲民族宏大叙事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人们最多只能说这是一场“延迟的危机”。这场危机在西欧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还没有倾向于历史书写去民族化的目的论运动。斯特凡·贝格尔在第二十章中观察了从20世纪 80年代至今民族叙事在西欧的复兴，并特别考察了奥古斯特·温克勒（August Winkler，1938—）的民族史书对英德两国历史宏大叙事的作用。这两部史书都是史学里程碑，都试图贯彻一种与众不同的宏大叙事，以区别于两民族背景下已占主导地位的宏大叙事。贝格尔特别关注温克勒和戴维斯民族史书的开端和结尾。贝格尔认为，这两部书都以主要方式预设和预构了各自的叙事：温克勒关于德国民族历史的“特殊道路”（Sonderweg）概念和戴维斯以作品对抗其同胞“单岛恒定”（one-island fixation）的努力，与两德统一的结局及英国即将解体的预言相符。温克勒的民族史书是一部经典的事件史，而戴维斯在叙事上更具野心。两位历史学家都在各自研究中引入了透视法，尽管戴维斯在摆脱“科学的”专业姿态方面更为激进。该章比较性地探讨了两部史书中有关民族的政治结构、帝国在民族形成故事中的作用、构成叙事的征服和统治故事、宗教之于民族叙事的重要性、阶级冲突与民族团结的关系、这些历史中的关键“他者”或敌人的问题，以及性别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贝格尔最后指出，温克勒和戴维斯确实在试图重构德英两国的民族宏大叙事。两种叙事都揭示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动机，并都采用传统的民族史书写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今天，尽管人们全都在谈论“后民族主义”和“超越民族国家”，但民族历史书写的显著连续性仍然与我们相随。本卷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将注意力从民族历史转向欧洲历史——欧洲是“其”民族更广泛的空间框架。扬·伊弗森（Jan Ifversen）在第二十一章中探寻1945年后欧洲历史学家在构建欧洲历史时依赖神话程度的高低。伊弗森从记忆和历史中仔细地解释神话，假定神话对于建构身份认同主义叙事（包括欧洲叙事）至关重要。他认为，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1900年至1945年间黑暗的半个世纪是一场“混乱”之神话，他们坚持认为，这种神话影响了在和平、安全和繁荣基础上建设欧洲的努力。伊弗森仔细考察了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1958—）1998年的畅销书《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以及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2005年同样畅销的《战后》（Postwar）。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两本书都试图揭穿有关欧洲的关键神话，但最终却构建了新的神话。在这项微观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回顾了一系列最近以英语出版的有关欧洲历史的教科书，以确定在最近构建欧洲叙事的过程中，哪些神话最受欢迎。
托尼·朱特《战后》书影
最后，在第二十二章中，约翰·哈维（John Harvey）对欧洲民族史的建构提出了一些跨大西洋的观点。他将哈珀公司系列图书《现代欧洲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之出现和发展作为美国理解欧洲的范例之一。它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二十卷的项目。它作为完美例证，显示了将理论创新转化为历史实践中的困难。它在概念上的雄心，意味着作者们将采取“新历史”的理念，并将之应用于有关欧洲的分析。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分册仍然停留在传统叙事和时间框架中所呈现的极为传统的高层政治及军事历史。哈维强调了具有亲法西斯观点和高度种族主义（包括反犹主义）的显著例证。它们可以在作者们出版于两次大战间时期的著作中找到。此外，我们在许多分册里也遇到了一种倾向，即明显蔑视较低社会阶层的态度。这一点常常与历史学家对欧洲高雅文化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美国的欧洲史学家仍在书写欧洲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被视为美国社会和文化之根的欧洲。然而，这样的愿望往往只会导致一种对“西方”高雅文化的吹捧和沾沾自喜的理想化。总体而言，该系列缺乏思想上的连贯性，因为各卷作者仅在自己的领域内耕耘，而且该系列的主编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1886—1959）无法、也不愿意把更细致的分析或解释框架强加给作者们。该丛书自觉地提出要“取代传统的民族历史”，但归根结底，民族史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各卷面貌。对于许多从事这一项目的亲德历史学家来说，这不仅体现为他们非常积极地论述德国历史，而且在将俄罗斯历史排除出欧洲历史这一点中也同样鲜明。总而言之，本书中的微观研究说明了“书写民族”非同寻常的复杂性、多层性和连续性——这些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民族历史在各种政治制度中都很突出，无论自由民主国家、法西斯独裁政权，还是共产主义政权。民族历史能够与阶级、种族/人种和宗教的历史相融合，并拥有关于欧洲的体系性话语。虽然许多作者已经发现了一系列与民族历史相关的问题，但它们一直并将继续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的力量和穿越历代的持久性，使其自身已成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对象。（《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者的历史学家们》，[德]斯特凡·贝格尔、[荷]克里斯·劳伦茨 著，孟钟捷、陆英浩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序言》为1—35页。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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