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莱| 生，还是不生？

生，还是不生？

文/蒋莱

从何时起，生，还是不生孩子，竟成了一个问题？ 

对我这个生于 1970 年代末、有一个 00 后孩子的中年妈妈来说，这个问题问的是要不要紧跟政策潮流，跻身二孩家长之列。而本书的第一作者，1980 年代中期出生的沈洋老师，被这个问题纠缠许久，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生下一孩，还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和惶惑中，却隐约遭受到生育新政的辐射，陷入新一轮的纠结。

我们俩是分别在上海两所高校任教的女学者，出于对生育、母职、职业发展、 社会角色、性别关系等诸多围绕女性生命特质展开的研究议题的共同兴趣，合作进行多项研究，也在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生育女性的观察和交流中，梳理出女性个人生命体验和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连接。随着生育政策变化与生育文明的演进，我们逐渐感知到，从法定婚龄到更年期的女性普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抉择问题：是否要生孩子。

年轻女性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需要考虑何时步入婚姻殿堂以及何时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到来。而对于已婚并已为人母的成熟女性来说，她们已经在妻子、母亲、女儿、儿媳、雇员乃至领导者等多重身份中忙碌地平衡着自己的生活。同时，她们还面临着是否要响应时代潮流，选择再生一个孩子或多个孩子的决定。那些已经抓紧上一波“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新政的“老手”母亲们，则是最新的三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看，选择的自由和踌躇的负累处于天平的两端，无论你处在人生哪个阶段，居然都能被这个问题问住。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生，还是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经历：生娃是个“黑社会”吗？ 

还是从我们两人各自的经历说起吧。我们的年龄差距不算大，但都跨越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急剧发展、迅捷转型的高速增长时代，各自的经历都有背后代际群体的特点。

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我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整个国家面向世界的大门一寸寸打开的步伐，一边是膨胀无际的放飞梦想，另一边， 则是每一位女性长辈、前辈以亲身经历示范的必经之路：结婚生子，为人妻母。可以说，在我们 70 后这代人的词典里，几乎没有“不婚、不育”这样的关键词；这也恰恰和一度引发热议、如今已渐趋沉寂的“剩女”“剩男”标签有着一致的代际区间——当婚育不再成为必须，又何来被“剩”的污名？

新世纪初我本科毕业获得保研资格将升入更好学府深造，母亲既得意又担忧，立刻开始张罗相亲大业，她既期待我事业有成，又担心高学历和事业心会吓退追求者；既谆谆告诫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又放不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民间规训；既怕我嫁不好，更怕我嫁不出去。与女性婚嫁归宿观念同源共生的，是结婚和生育之间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述明，家庭的功能围绕财产传递给血缘后代展开；在当代话语体系中，它呈现为婚礼上“早生贵子”的贺词和婚礼后顺理成章的期待。

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结婚不久便意外怀孕，于我个人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好时机，但周遭的声音是一边倒的赞同之词：既然早晚要生，晚生不如早生；两边老人年纪都不大能帮忙，只管生不用担心带；房子和单位都落实了，生完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全意拼事业，无须再面对“升职还是生娃”的选择题；早点完成任务，身材还恢复得快！在这套叙事体系中，生育被定义成女人不假思索、无可回避的一项任务，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几乎无人问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很长时间里，我都爱套用香港作家亦舒的“婚姻犹如黑社会”论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事实上，一朝分娩，这项“任务”便再无完成的那一天，回顾育儿一路上的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而自我的探寻、职业与家庭的关联和多个身份的平衡，也是自己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生娃的“黑社会”性质更甚婚姻——孩子固然是增强夫妻关系的纽带，却在更多时候成为两性间的矛盾来源和离婚障碍，没有孩子的婚姻脆弱易碎得堪比恋爱分手，而有了孩子之后呢？即使不幸（或有幸）分开，因为这个承载两人基因的生命体在世间的存在，你永远都不可能与前任重返陌路了。 

85 后青年学者沈洋老师拥有令我等“老”前辈艳羡不已的求学经历，30 岁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下博士学位，回国任教顶尖高校，与同为海归学者的丈夫比翼齐飞，一边在“非升即走”制度的“鞭策”下大力发表英文专著和论文，一边发挥高知专长，理性规划落实买房、结婚、生育大事。在外人看来沈老师属于标准人生赢家，她却视婚育后的生活陷入“一地鸡毛”：试问育儿的烦恼曾饶过谁？踏在房价高点买房的沈老师，会暗自羡慕本书中一些生于70末80初的被访者，她们毕业和初入职场时赶上中国GDP持续1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在住房收入比值尚合理的阶段踏准了买房节点，甚至在不限购的年代购买多套房，完成了很多90后和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也为生育决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我俩之间，她对生育动机和行为有着更为强烈的反思性，还尤其擅长把生育放在社会和时代的结构化图景下考察，为理解这座“黑社会”的来龙

去脉增添了充实的学理依据。

我们的研究：生育如何改变了女性？

把我俩联系在一起的，是从个人经历引发出的研究旨趣，以学术为工具，探究“生，还是不生？”这个每位育龄女性都不得不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的问题，如何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职业、家庭、自我，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我的研究兴趣来自“二孩时代”开启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的新认识。一方面，过去 30 余年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强烈、实施“一孩制”最严格的家庭基本上局限在城市、良好受教育背景、公有制单位、体面就业这几个标签下的育龄女性，在更广大范围的农村地区，二孩乃至多孩妈妈并不鲜见，所以对于真正受到二孩新政影响的少部分处于社会阶层上端的女性，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动她们“再为人母”？另一方面，性别平等的提升并不总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城市中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可能会发现，她们在校园里的成功并未能顺利转化为职场上的成就。社会政策和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育儿责任视为家庭私事，而女性则无偿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照料工作。

难道仅仅获得允许，我们就应该生二孩了吗？2015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获得批准，走上了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2017年邀请到刚刚回国的沈洋老师共同研究二孩妈妈，几年间不仅完成了“二孩三部曲”论文，还延伸出一批媒体文章，项目也于2021年终于结项。期间我最终没有选择再生一个，而沈老师在纠结之后决定生育，晋升为“新手妈妈”；并且在蹚过疫情的数年后，添了第二个千金，荣升拥有两个女儿的“一等家庭”。

我们记录下她们的故事

细细数来，我们调查和研究过的家庭，已经达到 40 余个，访谈超过 60 次。在一次次碰撞交流中，我们与受访者一起讨论了生育的动因和时机，生育前后的期待和失望，初为人母的挑战和压力。每一次生育经历，以及当下自己和职业、和父母、和配偶、和孩子（们）的关系与联结状况，分享这一路上的成就与缺憾、欣慰与辛酸、痛苦与成长，和对未来的想象、对孩子们的教育理想，对年轻人的忠告建议。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中说，“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当中国社会郑重宣告三孩时代的来临，或许是时候打开围城，让更多人领略其中各色姿态、杂陈五味。生？不生？生几个？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回答，固然会通往相异的人生，但作为占据人口半数的女性群体，我们相信思想交汇、情感交融是身为命运共同体建立联结的最好方式，也是异性恋家庭中与对方性别——孩子们的爸爸互动和沟通、理解与体谅的携手并进之路。 

纵观当下的文化市场，涉及生育主题的作品，不是孕产胎教，就是亲子百科，知识生产看似源源不断，核心理念却完全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延展。似乎一旦进入为母通道，女性的身心价值便完全服务于孩子的福祉，除了孕育生养一个（或更多）好孩子，以孩子的价值代表自己的价值，她自己会遭遇什么、失去什么、选择什么、成就什么，都不重要。今天年轻女孩中蔓延恐婚恐育思潮、城市妈妈纷纷加入鸡娃大军，都和如此狭隘化、密集化、单一化的母职氛围有关。

在这本书中，我俩凭借研究者的敏感性和使命感，力图对新时代下的母职做立体而充分地探讨。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妈妈们如何理解和实践母亲角色，包括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间寻求平衡、全职妈妈的家庭回归之路，以及二孩妈妈再次成为母亲的故事等等。但我们也注意到，书中的妈妈们多来自城市中产或富裕阶层，拥有高学历和房产，这限制了我们对更广泛母亲群体的覆盖。我们遗憾未能展现更多普通母亲的境遇，同时意识到，当今母职的履行对我们笔下的妈妈都如此不易，那么对于更多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女性来说，她们所面临的生命之重更是何其严峻。 

在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在家庭友好、妇女友好、生育友好文化还任重道远的阶段。我们一起探讨家庭与工作关系，反思两性角色与父母职差别，想象新型代际联结的模样，推动性别平等加速发展，希望为所有已为人父母与将为人父母的读者打开一个认识“生娃黑社会”的新视角。 

生，还是不生？看完之后由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