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可评《汉字革命》| 通往汉字书写学

通往汉字书写学——关于钟雨柔《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

张千可

在赵元任1916 年的英文论文《中国语言的问题》中，年轻的语言学家抱怨中国人分不清语言和文字。他以为，只要分清楚语言和文字，汉语与印欧语的“同源性”，就是一目了然的事。下面是赵元任列出的“同源词表”：

其中“36”是尾注标记，代表的汉字如下：

赵元任写道：

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这些都是现代的字形（modern characters）。问题在于这些词本身（words themselves）确实存在，它们的口头形式发生了改变，这是与文字的衍变过程相伴的。必须重视这一点，因为这能够消除很多人的错误观念，即认为中国语言（Chinese language）就是汉字的总和（the sum total of the characters）。[1]

赵元任的意思很明确：读者不应被汉字的视觉形式所迷惑，“词本身”才是语言学的真正对象。词本身，是隐藏在不断变化的汉字字形背后的东西，不依赖于文字就可自足存在、自行演化；但与此同时，它又保持着基本的同一性，语言学家因此能够穿越时空，追根溯源。也即，伐（36）—bat。汉字（被隐藏起来）—词本身。

赵元任工作生活照

如果我是一个对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茫然无知的人——赵元任的理想读者——那么我或许会问：那个不可见的“词本身”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看到的分明只有文字，不同类型的文字：汉字（位于文末注释中）、阿拉伯数字（36）、拉丁字母（bat）。我能想出的最直接的答案是：词本身，就是只能用另一种文字写出来的东西。对于一个文字生物或“文明人”而言，语音与文字的差异，难道不是首先体现为文字与文字的差异？如果要让读者注意一个词的读音而非其含义，最常用的办法不就是换一种文字来写？通过书写自身的差异化，“词本身”被提示出来，然后被感知到。语言学家也概莫能外。语言学家每天处理的符号，不是以文字的面貌出现和流通的吗？在据说具备最高表音性的拉丁字母之外，语言学家还要额外发明一套特殊的字母变体，即国际音标——这是出于“词本身”自我显现的需要。“词本身”似乎是某种神秘的精神存在，但奇怪的是，它又被认为和人类身体发出的物理性声波有关，为了推延它的消逝，必须让书写花样翻新。这些特殊的、他者的文字，被赵元任（以及追随他的胡适）命名为“活生生的言语”；但十年后的沃洛希诺夫（或他背后的巴赫金），却把同一种东西叫做“纸上的死物”。[2]

一、语言—文字的“戈尔迪之结”

不惟当年的文学革命军们并不都通晓词本身的奥秘，[3 ]百年之后的我们其实亦无根本改观。我们仍然不厌其烦地“科普”语言与文字的区别，但也仍然时不时把“说汉语”与“讲中文”混用。借用郜元宝在《汉语别史》中的说法，我们仍然持有“字本位”而非“音本位”的观念：

所谓“音本位”，就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人发音说话的行为，而文学写作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所谓“字本位”，就是承认书写文字（不管是拼音文字还是表意的象形文字）在语言的整体结构中有不可抹杀的作用，并且认为文学尤其必须以语言的书写方面为其根基。[4]

郜元宝《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

郜元宝指出，中国传统中根本没有对应于西方式的以说话发声为本质而排斥文字书写的language 概念；“语”“言”总是与“文”“字”并举，二者并无主从、高下、内外、本质与非本质之别。《汉语别史》较早地发出了回归“字本位”、重新肯定中国传统语文观念的呼吁，对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振聋发聩之效。不过，这个书名本身不是透露出了一种悖论吗？如果字本位是更为可取的，那为什么仍然要写一部“汉语”的历史，即使是一部“别史”？这是因为郜元宝借以理解现代语文问题的资源，主要是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郜元宝拒绝了现代西方语言学的language 的整体性，但又旋即引入了另一种同样来自西方的关于language 的整体性想象。对“字本位”的肯定不断向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滑移，而后者除了同样对科学化的语言学研究不满之外，未必真的和前者同声相应。例如，《汉语别史》把中国知识分子对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语言”的疏远把握为“母语的陷落”，但母语（mother’s tongue）是一个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印记的概念，其语音中心主义的预设不言而喻。语言和文字，似乎构成了一个难解的戈尔迪之结；回归文字“本位”的冲动，也未能兑现其“字面上”的含义，而是停留于“在语言的整体结构”中对文字作用的有限度的承认。涵括了语言和文字的那个整体，只能被理解为“语言”。

相应的，《汉语别史》把自身的研究对象命名为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面对语文现代性给我们留下的语言—文字的缠扭绳结，妥善的命名并不容易做到。王东杰的《声入心通》作为近年来对现代语文改革的最为全面的研究，以“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为副标题。何谓“国语运动”？王东杰解释，从字面上看，国语运动的目标就是统一（口头）语言，推行标准语，是为“狭义的国语运动”；但在时人的认知中，它往往还包括方言调查、创设拼音文字、简化汉字、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等等，这是“广义的国语运动”——“它基本就是现代语文改革的同义语”。[5] 以“国语运动”命名“现代语文改革”，并将其把握为后者的根本特征，显示了作者对“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基本关切。从中可以辨识出西方史学界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的影响，但其价值或许更在于对现代语文改革过程中语言和文字复杂的互动关系的细致考辨。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破题即是“从文字变起”，文字从一开始便有“喧宾夺主”之势。[6] 在结语中，文字最终压倒了语音：“‘重文’倾向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国语运动”；“就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形而论，白话文的力量也远远超过语言统一”；“中国人久已习惯学‘文字’，并不知如何学‘语言’”。[7] 正是这些形塑了“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

国语运动的口号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罅隙。在理论上，“言文一致”本要建立一个以“声音”为中心的书写系统；但在事实上，文字却在语文改革运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有时甚至是主动性的作用。我们已反复提及，国语统一运动遵循的是以“文字”统一“语言”、用“读音”（“字音”）去统一“语音”的道路（参看第三章、第八章、第九章），这正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传统分不开。[8]

《声入心通》得出的以上重要结论，其实颠覆了书名和导言对语音优越性的暗示，也让作者试图保持语言与文字的对等性的论证思路发生了偏移。这让人不禁怀疑，“国语运动”的命名、“语言与民族主义”的论域，是否足以把握现代语文改革中最关键的动因；而“声入心通”的前景，似乎只是改革者们描摹的一幅理想的绘图。

王东杰《声入心通》

林少阳则在中国与日本的比较视野下思考现代语文改革。他指出，日本的“国语运动”．意在通过语言、民族与美学的同构，通过“国语”统合帝国之“臣民”，因而与民间的“言文一致运动”存在明显差异。相形之下，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三者“几乎是一体化的”，且多援引“民主”与“科学”两大理念因而不同于单纯的语言民族主义，所以不妨径以“言文一致”或“言文一致·国语运动”作为这些改革方案的统称。[9] 林少阳明确以言文关系为本，力图跳出清末以降扬语抑文的强大惯性。他重新肯定文言文这一汉字圈的共同遗产，力证“汉字与汉文”之于东亚现代性的重要性，亦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对“以文字为准”的章太炎式观念的回归——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正是“字本位”传统的集中表达。

若从回归“字本位”的角度看，钟雨柔的新著《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可谓更进一步。钟雨柔认为，现代语文改革的主线，应被明确理解为一场“文字革命”（script revolution）的肇端、嬗变与中止。[10] 其实，“言文一致·国语运动”的提法足堪使用，亦能包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为何要冒抹消语音维度的风险，打破言—文模型的平衡，为“汉字”或“文”在中国语文现代性中指定一个核心位置？以“文字”置换“语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仅仅是名相上的更易，抑或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语言—文字的“戈尔迪之结”？语言—文字的谜题，归根到底为西方语言观所施设，亦为在东西交通中诞生的全球语文现代性之暴力的证据。既然“字本位”本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言文一致的西潮无法撼动的礁石，为何不能直截了当地把文字置于思考的中心？这意味着绕开清末五四以来的话语模式与思维定势，以文字斩断这一绳结。在笔者看来，《汉字革命》所证明的正是：这一可能的行动，非惟不是对复杂的历史因缘的简化，恰恰是由历史本身递到我们手中的选择。

钟雨柔《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

二、语文现代性的辩证

钟著把1916 年定为“现代汉字革命的初始元年”，其实留下颇多质疑的余地。毕竟近年来研究者们的共识，正是强调晚清的切音字、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性。钟雨柔也承认，“讨论的起点要追溯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关于汉字的话语转型，其曾经的民族瑰宝地位一落千丈，被当成了民族负累。”[11] 言下之意是，晚清虽然是汉字评价发生逆转的阶段，但严格意义上的“汉字革命”，必须从1916 年算起。然而，“革汉字的命”，难道不应该追溯到1866 年前岛密向德川幕府提交的《汉字御废止之议》？晚清民初的传教士不是一直在宣传和实践着废汉字的主张吗？改用万国新语的豪迈口号，不也是在1907 年就由吴稚晖们在巴黎喊出了吗？1916 年到底有何魔力——除了胡适们后来建构的那种叙事上的意义？

或许有人会批评钟著未能以晚清与东亚的视角克服经典五四叙事的惯性，但1916 年的重要性，恰恰是在比晚清与东亚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上得到印证的：一方面，是前文所征引的赵元任的文章第一次系统论证了废除汉字、采用拉罗字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1916 也是索绪尔的遗稿《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的年份。

中国现代汉字革命的肇端与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因1916 年而完美同步。当然有必要指出，这巧合一早便开始酝酿，至少可以追溯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放眼世界，书写作为科学（语文学）的衰落，语言作为科学（语言学）的壮大，以及全球范围内文字改革的风起云涌，之所以共时发生，自有缘由。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现代语音中心主义的兴起。[12]

末句中的限定词“现代”值得注意。“语音中心主义”，即“系统性地把语言凌驾于文字之上的意识形态”，并不只是德里达攻击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武器，而是和钟雨柔时常对举的“字母普遍主义”一起标识出了这一时期语文现代性的世界性特征。钟雨柔认为，至少可以从书写技术的新发展、现代语言学学科的兴起，以及20 世纪的革命政治三个角度来理解1916 年这个“全球性时刻”为语文改革引入的新质。正是在此处，存在着“现代中国的语音中心主义转向与20 世纪前的中国拼音化运动的核心区别”。[13]

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语言学学科史的视野下也捕捉到了这种决定性的变化，并将其识别为洪堡的“个人主观主义”和索绪尔的“抽象客观主义”的对立。[14] 钟雨柔亦明确指出，赵元任在中国近代语言文化史上的登场，意味着不同于德国传统语文学（philology）的英法系语言学（linguistics）被引入中国。[15]这提醒我们注意晚清与五四在语文观念上的距离，或许可以暂且命名为“文化”与“技术”两种取向之别。较之日本，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本就具备更浓厚的工具论色彩，而德国式语文学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在晚清至少构成了拮抗性的力量。例如章太炎就颇受马克斯·缪勒的影响，继承自德国浪漫派的观念亦成为周氏兄弟语文观的底色。[16] 到五四时期，德国式的文化主义进一步失势。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本源的有机关系，彻底让位于“语言文字是交流思想的工具”的不言自明的真理，这种工具性的语言文字构成了“新文化”的基础。与此同时，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共时研究亦提供了对这一工具进行系统的描述与改造的必要技术。这正是母语完全“陷落”的时刻，而对汉字进行革命的计划，作为语音中心主义和语文工具论的逻辑结果，才能够被毫无保留地付诸实行。但是，德国式的语文学——为晚清读书人所熟悉的进化论的语文等级观念正是这种语文学知识传播的结果——难道不也是“语音中心主义”的吗？[17]为何钟著能够将其排除在“现代中国的语音中心主义转向”之外？

我们可以先看看柄谷行人是如何理解索绪尔与之前的语文学家的区别的。柄谷认为德里达误读了索绪尔：索绪尔坚持从语言学中排除掉文字，并不是出于对文字作用的盲视，而恰恰是意识到文字对口语的渗透已然到了无法排除的程度，所以才要强行施设这一区分，把普通语言学确立为科学。索绪尔的论敌，正是那些依赖文字而不自知的语文学家：

历史语言学把文化=文明与（口头）语言视为同一，在这里，“外在的”偶然结果被预想为具有“内在的”连续性的事物了。［……］因此，我们应该说索绪尔坚持强调“内在语言学”不是因为他忽视“外在的”东西，而是为了要批判那种把“外在的”结果内在化的语言学。他通过“内在语言学”的主张，结果却使“外在的”东西之外部性显露出来了。换言之，索绪尔坚持把语言学的对象限制在口语范围内，并不是因为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因为要暴露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之欺骗性。[18]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指出，语文学的欺骗性就在于与民族国家的共谋。通过把“活生生的口头语言”追溯到“民族文化”的古老根源，外在的、人为的、在历史中展开的“书写”的决定性作用被掩盖了。索绪尔所身处的瑞士的多语状况，让他对语文学的政治意味保持警惕；柄谷借索绪尔之口对语文学进行的批判，亦可代表聚焦“国语问题”的研究的共通旨趣。相应的，索绪尔的“语言”（langue）也不应被理解为任何一种“国语”的口头或书面形式，而恰恰是指“国语”力图消灭的那些“连界线也不很分明”的复数的口头方言（idiome），它们甚至尚未通过方言调查等形式被描述，从而固定为出版物中的符号与表格。和“普通语言学”一样，“这个idiome 只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19]总之，19世纪的语文学家更能代表“语音中心主义”，而索绪尔其实是德里达解构事业隐藏的支持者。

如果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音中心主义”真的是一种“反语音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话，“汉字革命”的时代背景就可表述如下：这是语音中心主义达到顶峰并走向自我解体的时代；“文字性”的因素越发凸显，以至于无法再被经典的语文学话语所容纳，因此只能以排除的方式来确认它。世界范围内“活语言”与“死文字”风起云涌的斗争，不过是“语音中心主义”进入“晚期阶段”的症状。

三、书写学的浮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钟雨柔所说的“字母普遍主义”。依笔者所见，字母普遍主义实际上是对现代语音中心主义的重新定位，是从书写而非语言的角度对20 世纪语文现代性的积极命名，其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罗马化运动标志着语音中心主义和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字母普遍主义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意味着拼音字母因其记音功能而被认为是最好的文字；其二，拉丁罗马字母是拼音字母里最强大的文字。[20]

在整个20 世纪，虽然从柏拉图到赫尔德、洪堡、施莱歇尔、缪勒的语言学观念仍然被持续引用，以支撑“声入心通”的愿景，但人们提出的改革主张事实上只是巩固了拉罗字母的霸权。正如王东杰与柄谷行人所言，无论是“国语”，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标准语、通用语，都必须借助书面文字来建立。[21] 随着20 世纪商品与信息全球流通规模的扩大，对通用的符号系统与通信标准的需求日益高涨，而这一切其实和口头的“语音”并无直接关系，关键是何种文字在其中占据主导。对拉罗字母的赞美，看上去只是在肯定其出色地完成了记录语音的任务，但更关键的是其“建构了一个属于世界书写系统的等级秩序”，[22]它与文明等级论的话语结合，实际上把拼音字母特别是拉罗字母设定为唯一值得继续存在的文字体系。如果说“语音”往往与民族主义相关，那么统一的“文字”历来就是超越民族的普世帝国的统治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字母普遍主义就是拼音文字的帝国主义。[23]

同时，这一波字母普遍主义实际上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得以扩张的；那些与拉罗字母配合使用的技术装备的力量，提供了对拉罗字母的普遍性的坚实论证。可资参证的是，赵元任在《中国语言的问题》中列出的支持罗马化的十四条理由，大多数都不涉及语音问题，他关注的是印刷的自动化、档案的秩序化、信息传输的便利化。[24] 换言之，拉罗字母在现代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和它所谓更高的表音性并无多少关系。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点出“拼音文字”的这一秘密：任何“表音书写”实际上都是“正字书写”；所谓拼音字母的表音力量，不过是其文法化（grammatization）过程的幌子，即字母表的形式更容易实现书写技术的规范化与标准化。[25] 继续从语音中心的角度论证拉罗字母替代汉字的必然性，既是西方语言观的惯性所致，又是一种障眼法：书写技术的力量越是凸显，语音就越要将这种力量收归己有，把文字所取得的成就说成只是更好地记录了语音的结果。如果语音真如德里达所言是一位“君王”，那么德里达所见证的只是他灭亡前的疯狂。

赵元任《语言问题》

因此，现代语音中心主义的这种自我解构的运动，首先就体现为它与字母普遍主义的持续错位。在“汉字革命”的“肇端”，即国语罗马字的创设中，从晚清延续下来的重视口语语音的倾向，与普遍的拉罗字母之间尚能保持合作无间的关系。但是，一旦人们认真对待语音中心主义的原则——文字要忠实记录语音——现存的拉罗字母的普遍性立即就遭到了质疑。赵元任对国语罗马字的表音精确性的追求就寄予着让“国罗”成为比现存的英文、法文更优越的，“能描摹所有语言的普世字母”的野心。[26]同时，“国罗”在走向普遍的同时，仍然能保持“中国字”的民族性：“那时候的小孩子看见了英文，倒要反过来问：‘怎么他们英国人也写中国字？’”[27]换言之，拼音字母的普遍主义不一定是拉罗字母，特别是英文字母的普遍主义。这就把拉罗字母的帝国主义和本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置于危险之中，甚至将其颠倒过来。

《汉字革命》对唐兰的“中国文字学”的理论阐释也应该置于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唐兰在参与50 年代文字改革的讨论时，似乎与20 年代的赵元任一样，是文字的表音性的坚定支持者。但也正是因为（看上去）忠于语音中心主义的原则，他竟然完全走向了字母普遍主义的反面。即，“拼音”的便利并不为拉罗字母所独享，汉字中的声符本身就是一种拼音元素；如果赵元任能够通过国语罗马字的精心设计而达到比英文、法文更完美的表音性，那么对“新形声字”这一“民族形式”的妥善规划何尝不能通达这个目标？语音中心主义的计划完全可以在拉罗字母的绝对他者——即汉字体系内部实现，这再次说明对文字表音性的追求与采用一套拉罗字母不是一回事。

不同于赵元任的“全世界都写中国字”的狂想，唐兰从未幻想“新形声字”能够成为普遍文字，体现了对拼音文字的帝国主义的明确拒绝。相反，他呼吁的是“全世界文字学家团结起来”。这一方面是主张书写形式的多元共存，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逻辑，但另一方面，一种独立于语言学且跨越国界的“科学文字学”计划也因此浮现。[28] 就笔者的理解而言，《汉字革命》中唐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回归字本位的传统意识；钟著对唐兰浓墨重彩的论述，并且精心构造其与德里达的虚拟的对话关系，也绝非用花哨的理论文体复述了传统文字学领域的常识。其意义在于，从语音中心主义内部以及汉字革命——作为语音中心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具体展开——的历史经验中引出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字与书写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虽然唐兰捍卫汉字的那些依据事后看来和常识差不多，但这些“常识”是如何被卷入某种历史运动之中，在新的哲学与文化政治语境下被使用，被赋予了哪些新的意义，才是唐兰的文字学计划的关键。在钟雨柔看来，这些新的意义包括争取民主、平等、国际团结乃至斯皮瓦克所谓“占据旧结构”的“智识行动主义”。[29]

在这个意义上，《汉字革命》全书正是通过展示现代语音中心主义自身的解构运动，它与字母普遍主义的复杂离合，例示了“通往汉字书写学”的必然性。正如本文的开头显示的那样，“词本身”的幽灵在1916 年骤然闯入；但要将其驱除，即鼓励读者悬置语音维度而将其识别为书写自身运作的结果，绝非笔者开头的戏拟文字所能办到，而是需要对历史经验的细致描摹和精彩呈现。《汉字革命》完成了这一任务，它让“书写学”在全书的末尾自行浮现。这个“书写学”既是唐兰的“文字学”，又是德里达所谓grammatology；它是中西两大语文传统对话的产物，亦为20 世纪语文现代性的结穴。正如钟雨柔所言：“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必须从它的内部生长出来，对它的反叛必须从对它的服膺开始。”[30] 相形之下，德里达实际上是颇为武断地预设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语音和文字的等级关系；而钟著从实际的历史经验内部揭示语音中心主义的自相矛盾的解构策略，确实“更加彻底且有的放矢”。但这也提示出解构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程序，它必然会在对不同历史经验的操作中呈现出不同形态；“汉字书写学”也绝非把德里达的“书写学”简单地挪用于中文语境的产物，而是说，汉字和汉字革命必然会为“书写学”增补新的含义。

总之，有必要提醒读者：钟著的基本关切并不在于“国语”，即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同构，而是思考由20 世纪全球范围内的语文现代性状况所决定的一些普遍问题。相应的，试图向中国现代语文改革的历史经验求取的启迪，即一种汉字书写学的可能性，也绝不只是提供适用于中国与东亚的解决方案。下文将会说明，为何“汉字书写学”应该成为“一般书写学”。

四、从铭文设备到表意字母

让我们暂时从钟雨柔的书回到赵元任的文章：36 这个阿拉伯数字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赵元任必须用“36”来间接地引出汉字“伐”？它是汉字与拉丁字母之外的第三项，或许是比汉字更彻底、更普遍的“另一种表意文字”，标识出根本的“他异性”（alterity）。36 代表的不仅仅是“伐”一个汉字，而是一大串汉字，原则上甚至可以涵纳全部汉字——此处浮现的并非个别符号之间的映射关系，而是某一类符号的可以或不可表象性；实际上，是汉字与现代印刷技术之间的兼容性问题。[31] 说白了，《留美学生月报》的印刷方没有汉字字模，他们的排印设备完全是为拼音字母准备的。

胡适《藏晖室札记》中收录的周厚坤第一式中文打字机实物图

对不可表象之物的勉为其难的表象，进一步把书写的技术本质及其背后的帝国暴力显露出来。墨磊宁的开创性著作《中文打字机》正是措意于此，并借助打字机探索语音和狭义的文字之外的“语言技术现代性”（technolinguistic modernity）的领域。墨磊宁的书透露出当时的留美学生们对以阿拉伯数字代表汉字的做法并不陌生，因为中文电报码就是这么运作的。[32]这些布鲁诺·拉图尔意义上的“铭文设备”，不仅压抑着汉字，使之降格为注释，也把拼音文字置于危险之中。[33]关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背后的方言学背景，苏源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柄谷行人从中看到“方言”和“国语”的关系，苏源熙则关注鲁斯洛（Jean–Pierre Rousselot）的语音分析仪器对方言研究的颠覆。这些模拟媒介的引入让语音分析的颗粒度远远超出了任何拼音文字能够表记的范围，因此必须对细微语音差异的蔓延加以限制。音位学于是应运而生，它认为语音差异只有在能够“区分意义”的时候才是更值得关注的。[34] 但从书写的观点看，文字才是更能“区分意义”的东西：德里达围绕différance 耍的花招正是在说明这一点，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异字现象也是文字优越性的沉默的证据。如果我们像苏源熙那样，干脆把笔尖在纸带上的自动铭刻（inscription）也看做一种“书写”，那么这种区分的能力甚至逃脱了人类对意义的把握，以至于令人感到恐惑（uncanny）。于是，音位学可以被视为在模拟时代捍卫字母表的可贵尝试。钟雨柔对赵元任“可视语言”的分析，显示的正是新出现的铭文设备对字母普遍主义的颠覆效果。[35]

墨磊宁《中文打字机》

赵元任对普遍书写技术的兴趣并未背负多少文化焦虑。钟雨柔指出，早年的赵元任虽然整体上认同拉罗字母在表记语音上的普遍性潜力，但并不认为任何现存的字母书写系统足以担当这种普遍性。相反，现存的书写系统都是有缺陷的，因此都是语言学家和文字改革者改造的对象。这再次印证了斯蒂格勒的观察：拼音文字的魔力其实在于正字法，即把离散的文字符号与连续的口语语流关联起来的那一套人为拟定的规则；在“声入心通”的大纛之下，实际上发生的是争夺“语文标准”的阵地战。一旦赵元任发现所有拼音字母都不足以进一步兑现语音中心的承诺的时候，他自然转向了声谱仪一类的非文字的铭文形式。当然，这也并非二战时期才出现的新现象；贝尔实验室的“可视语言”（visible speech）脱胎于老贝尔1867 年的同名方案，而19 世纪后期，伴随留声机的发明，大量类似的铭文设备早已层出不穷。[36] 索绪尔因此不得不对语言学研究来一次正本清源，以管控这些设备的使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利维坦与空气泵》曾以空气泵在欧洲的扩散来解释“真空”观念被普遍接受的过程，而世界性的语文观念的转变，或许也与某些实验设备与操作技法的传播密切相关。[37] 这些非文字的铭文设备往往既证成，又动摇了拼音文字的优越性。

史蒂文·夏平《利维坦与空气泵》

若忠于语音中心主义，就必然怀疑字母普遍主义：这意味着逐步抛弃拉罗字母，拼音文字，乃至一切狭义的“文字”，最终拥抱声谱仪一类的科学铭文。但是，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如果文字才是语—文系统中更关键的动因，那么，若忠于字母普遍主义，即拉罗字母的全球霸权，20世纪的语文现代性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图景？——答案或许是：我们将抵达语音中心主义的终点。

认知心理学家史蒂夫·平克在一本广受好评的畅销书中透露了令人震惊的结论：文字的表音性根本就是幻想，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英文拼写的不规则非但不是劣势，反倒是一种优势，因为它通过维持词根的视觉形式的稳定一致，事实上承担了类似汉字的直接表意的功能。[38] 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绝非实际语流的记录。平克认为，语音和文字都是对另一种“语言”——“心语”（mentalese）——的翻译，这是所有人类大脑中普遍运行着的一种“语言”，是思维的真正介质；作为形式系统，它不依附于任何听觉或者视觉材料。[39] 换言之，“语言”无需被实际说出或用日常的文字写出，但它可以被科学铭文所捕获。当乔姆斯基说语言不是交流的工具，而是思想的工具时，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看来，恰恰是喑哑的、“无声”的状态，才默示了语言中本质的东西。这标志着西方语言观的决定性转变，或许也是拼音书写的形而上学的彻底终结。刘禾在《弗氏人偶》（The Freudian Robot）中将其命名为“表意转向”（ideographic turn）。刘禾认为，随着从印刷机、打字机到电子计算机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英文字母表已经不再是“拼音文字”，而成为一类“表意符号”。[40] 自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始，“从意”与“从音”的区别就一直被理解为视觉与听觉、“目治”与“耳治”的对立。但刘禾所说的“表意符号”并不一定与视觉相关：计算机对符号的操作无需任何视觉或听觉活动，恰如认知心理学家所谓的“心语”——大脑与计算机的类比，正是认知心理学与信息科学所共享的不言自明、不可证伪的信念（belief）。更重要的是，表意符号似乎可以独立于人类的自然语言存在。当然，人们可以规定它与自然语言之间的联系，例如阿拉伯数字，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它们就有多少种发音；拉丁字母其实也并无不同。其实，这些表意符号所意指的，既非概念，亦非事物，而是一系列二进制数，以及它们在数学上的关系——只需思考一下以词向量的方式对自然语言进行的建模即可。[4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媒体仍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书写”，但“语音”只能是其边缘化的衍生品，即以数字格式存储，或由TTS（文字转语音）技术生成的对象。后者和用合成器生成音乐、用CG 生成视频画面没什么区别，而且这个过程如今可以无需人类的直接参与。

只有放弃语音中心主义所规定的与口语的连结，文字（拉罗字母）才有可能实现将自身普遍化的雄心。正是通过语音与文字的解耦，文字才终于获得了解放。[42] 我们见证表意字母的普遍主义冉冉升起，其轨迹尚难测算，而且正在褪去与人类语言世界的最后联系。然而，语音中心主义的毁灭似乎并没有带来德里达所应允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突破。刘禾指出：

这一运动本身并不能挑战形而上学思维，而只是用二进制数字的基本原理来强化它。二进制数字（binary digits）铭写了数字媒体的逻各斯。二进制数字为帝国技术科学征服所有知识领域奠定了基础。虽然英语可能为表意的字母表提供了最初的霸权代码，但从基本英语到香农的信息论，英语也经历了同样的表意文字铭刻过程。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的书写概念，它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理论性的，指引我们去认识这些非凡的过程。[43]

汉字革命自身的解构运动，已经把我们引向了这道门槛。对此，汉字书写学准备写些什么？

注释：

[1] Yuen R. Chao，“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 XI，no.6，p.442. 着重号依照原文。

[2] 参见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华昶译，《巴赫金全集》第2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410 页。

[3] 例如1917 年的刘半农就以“文字”与“文学”的对立来理解language 与literature 的区别，显然还没有获得“词本身”的意识。参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 年5 月第3 卷第3 号。

[4] 郜元宝：《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101 页。

[5] 王东杰：《声入心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25–26 页。

[6] 例如，第四章指出传统小学中“因声求义”之说作为训诂理论，其目的只是形声字字义的解释，关注的是字音而非语音，仍然是围绕文字展开，并未动摇文字的核心地位。这类考证对破除语音中心主义的迷思有正本清源之效。

[7]、[8] 王东杰：《声入心通》，第497–499页；第501–502页。

[9] 参见林少阳：《近代中国误读的“明治”与缺席的“江户”——汉字圈两场言文一致运动之关联》，邱湘闽译，《人文论丛》2017 年第1 期；林少阳：《现代文学之终结？——柄谷行人的设问，以及“文”之“学”的视角》，《文学评论》2021 年第1 期。

[10]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林少阳亦提到了《汉字革命》，认为钟著所阐发的“文字革命”可能是“被忘却的中国语言现代性的核心”，或可看做对这一思路的初步认可。参见林少阳：《近二十年中国语言现代性研究新趋势》，原载《九葉読詩会》第9 号，https：//mp.weixin.qq.com/s/N4OcTb7–s3tJn9JfNLhz3g.

[11]、[12] 钟雨柔：《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钟雨柔、张千可译，北京：三联书店，2024 年，第3 页；第6–7 页。

[13] 同上，第19 页。钟雨柔补充解释道，“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汉字作为工具的存废，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基于汉字生长出来的文本、文化与知识论”。换言之，不能简单地在“字面上”理解一种主张，而必须考察这些主张在当时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被提出，被用来解决怎样的问题。晚清知识分子即使承认“文字起于声音”，并基于此类观点提倡切音字和白话文，也不意味着他们理解赵元任式的“词本身”的观念。王东杰对“因声求义”说的考察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源于小学的对语音的重视并不通往与“字本位”的决裂。

[14]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379–402 页。值得一提的是，郜元宝在《汉语别史》中同样把洪堡与索绪尔并举。参见郜元宝：《汉语别史》，第7 页。

[15] 钟雨柔：《汉字革命》，第10 页。

[16] 参见林少阳：《西学相遇中的章太炎“引申”概念新解——与其文论、语言思想的关联》，《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第3 期；李音：《作为民族之声的文学——鲁迅、赫尔德与〈朝花夕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 年第12 期。

[17] 关于语文等级论，参见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北京：三联书店，2016 年，第347–404 页。

[18]、[19]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第198–199 页；第203 页。

[20] 钟雨柔：《汉字革命》，第38 页。

[21] 其实胡适1916 年已经讲得很明白：“一方面要从活的语言中获得新鲜血液来复兴文语（literary tongue），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及书面的（literary）的术语和表达，让现今被叫做俗语（vulgar tongue）的东西更丰富和精纯。”Suh Hu，“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XI，no.8，p.569. 按照平田昌司的研究，这种以书写文字规制口语的路线在汉语制度史上并非新鲜事，甚至是一种必由之路：“字音正，语音亦正”。参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与汉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236 页。

[22]、[24]、[26]、[29]、[30] 钟雨柔：《汉字革命》，第8 页；第46–47 页；第53 页；第243 页；第23 页。

[23]就此而言，可以把林少阳提出的“排他性白话文”理解为对这种普遍主义冲动在国家边界内的模仿。语文改革在处理国语与方言的关系时，正是重新搬演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相互转化。关于“排他性白话文”，参见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81 页。

[25] 斯蒂格勒指出：“所谓表音书写（实际上是正字书写）的本质特征，与其说是记录“语音”的精确性，不如说是记录语音的“精确性”：问题不在语音（voice），而在记录（recording）”。Bernard Stiegler，Technics and time，2：Disorientation，trans. Stephen Bark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

[27] 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前国语研究会（编）：《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第117 页。

[28] 读者或可留意德里达关于“书写学（文字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讨论。参见德里达：《符号学与文字学》，《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81–85 页。

[31] 石静远《汉字王国》以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周厚坤为例，生动地展示了留美学生们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的认识。参见石静远：《汉字王国》，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年，第35–73 页。

[32] See Thomas Mullaney，The Chinese Typewriter：a History，The MIT Press，2017，pp. 103–121.

[33] See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51.

[34] See Haun Saussy，The Ethnography of Rhythm：Orality and its Technologies，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6，pp. 97–109.

[35] 这提示出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对“声音”的关注必然是混杂的。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国传统的“口耳之学”的兴趣。这意味着揭示传统读写经验中的声音维度，及其与经典解释、作文体式、身心修炼等因素的关系；它往往关联到阅读史、书籍史和关于读写能力的讨论。这些五花八门的听觉经验实际上是以汉字为中心的传统文学文化的一个方面，或者用钟雨柔的话说，是“书写中反映的语言元素”。第二，对拼音文字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历史后果的清理。大多数关注语文政治学、语言与民族主义的研究都可以归入此类。这类研究关注的是汉字与语音中心主义和字母普遍主义的关系，聚焦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汉字改革运动等等。从书写学的角度看，它涉及的实际上是汉字如何面对拼音文字背后的西方语文现代性的挑战。或者形象一点说，就是回顾那场持续百年的“文字战争”的遗迹。第三，发掘声音复制技术引入的新听觉经验。这意味着聚焦留声机、广播、有声电影，以及之后的电视、随身听、手机等技术媒介与文学经验之间的互动。钟著的贡献主要在第二个方面，但亦对一、三有所勾连，例如关于“千字课”和赵元任的可视语音的讨论。这三个方面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但决不能以“声音”之名混为一谈，因为其背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技术：汉字，拼音字母，以及非文字的铭文形式。准确地说，这第三项和前两项并非完全是并列关系；毋宁说它暴露了前两者被遮蔽的技术前提，因而让我们能够从更基础的层次思考汉字和拼音字母的问题。

[36] See Haun Saussy，The Ethnography of Rhythm，pp.86–97.

[37] 袁一丹对汉字横直读之争背后的心理学背景的考证，是国内近年来少有的能关注到这一层次的研究。参见袁一丹：《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 年第5 期。

[38]、[39] 参见史蒂夫·平克：《语言本能》，欧阳明亮译，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年，第199–201 页；第74–75 页。

[40] See Lydia H. Liu，The Freu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 15–99. 关于刘禾的“书写”观，亦可参阅刘禾：《书写》，米切尔、汉森（编）：《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239–251 页。

[41] 笔者推测，钟雨柔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注意到陈鹤琴对“国文千字课”的统计学处理的。在这类操作中，重要的并不是汉字或词语的音与义，而是它们在系统中出现的概率。参见钟雨柔：《汉字革命》，第161–170 页。

[42] 值得一提的是，这很可能是重返文字诞生之初的状况。晚近的文字起源理论认为，文字起源于计数所使用的陶筹，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与抽象计数是在同一个过程中诞生的。文字系统与数学的关系要先于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参见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文字起源》，王乐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

[43] Lydia H. Liu，The Freudian Robot，pp. 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