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书写时代的血肉、筋骨和结构

2014年文艺座谈会召开至今已经十年。十年来，《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引领和召唤作用，论述的诸多关于文艺的规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启示作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时代文艺家们提出的重要要求之一，是“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必须表现时代，文艺也必然受时代影响，这就是古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和“文变染乎世情”的道理。但时代不是一个概念化、公式化的大词，如何认识时代、表现时代构成了对文艺家永恒的召唤和挑战。文艺的时代性不仅是书写一些表层的、潮流的因素，要穿刺时代的皮触摸时代的血肉、筋骨和内在的结构。

文学要表现时代，要与时代同行，人所共知。问题是，文学要表现哪个层面的时代性？又如何表现？这是值得深思的。时代性是一个很容易被泛化的概念，时代性最直观的层面是指某时代基于特定技术条件而在器物、日常上体现出来的生活面貌。现代社会由于技术发展迅猛，尤其是中国4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时代的变化投影在建筑、器物、衣着等方方面面。这种器物层面的时代性，并非时代性最核心的要素，尤其是对于文学来说。除了器物层面的时代性，还有事件层面的时代性。任何历史大事件都跟某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法国大革命、五四运动、改革开放……这些大事件固然带来某种时代气息，不过，以大事件为背景的时代性，也非文学成功的充分条件。很多小说写时代性的大事件，但缺乏深入的体察和洞见，不过罗列一些人所共知的陈词滥调，实无足观。写作，见时代，也要见人心。写不出对时代和历史的独特洞察，小说便缺乏论世断史的认识论深度；描不出心灵世界内在的张力，小说便缺乏直抵人心的力量。好的写作，都是既能观世势，也能入人心。

写作必须写出时代的血肉，首先便意味着写作者要拿出全部诚意，贯注魂气，深度地向自我生命和灵魂深处挖掘。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来说明写作与写作者内在的血肉关联：“写作要啃噬写作者的血肉甚至骨髓，你要诚实地交出血肉，写作之神才把魂气贯入你的写作。写作是写作者与写作神之间的契约。你交出力气，写作神还你以器物；你交出血肉，写作神交给你魂灵。”很多人都知道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当写到爱玛服毒时，他感觉自己好像也中毒了。这大概不是传说。作家麦家为写《人间信》而暂居山寺中创作，邻屋的人奇怪为什么会在深夜听到他的啜泣声，而全情投入写作的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哭泣。作家真正交出自己的血肉，与小说人物呼吸与共，自然会有移情效应，也自然会将这种情经由作品“移”至读者的心灵。

因此，写作要写出时代的血肉，还意味着写作者精神的血肉融化入作品的细节，形成了强大的文学场能和艺术感染力，让读者为之呼吸与共、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礼记·乐记》所谓“感心动耳，荡气回肠”；《史记·乐书》所谓“余音不绝，绕梁三日”，描述的都是人被艺术作品深深感染的情形。从结果深究原因，会发现艺术之所以动人，还是因为它将时代的血肉与创作者、欣赏者内在最痛切的体验激活而产生交感，从而产生巨大的艺术共鸣。任何经典的文学作品，都不乏感人至深、引人共鸣、发人深思的血肉细节。

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中，少年明亮收到父亲陈长杰来信，得知其无法再为自己提供生活费，顿感前途茫茫，心情沉重，来到河边拉了一曲《二泉映月》。读者很难不为这个对着河水发愁、前途未卜的可怜孩子心碎，这样的细节引发读者深切的同情和共情，可谓感人至深。东西的《回响》中有一个巧妙而富有深意的设计：作为案件侦破者的冉咚咚，同时也是一个心理病人。警察与病人的合体，创设了信与疑的纠葛，这成了小说精神叙事极其重要的支撑。作为警察，要求疑；作为亲人，要求信。疑是刑警的方法论，而信是日常生活赖以正常运转的前提。以日常的思维，不能破案；以侦探的方法，不能过好平凡日子。这个悖论式的设计包含着时代的血肉感，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冉咚咚，被信和疑的纠缠所折磨，由此小说的设计便可有引人共鸣的力量。李洱《应物兄》写应物兄洗澡时陷入的多重自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自语症在应物兄不是一种心灵的复调，而是当代话语多重分裂对主体塑形的结果。这样的细节也超越表面化的描写，而是一种需要想象力的创造，它同样是时代的血肉，因其发人深思，使读者意识到时代投影于人心的微妙过程。

有志于表现时代的文学不仅要写出时代的血肉，还必须写出时代的筋骨，这筋骨其实就是人，是时代中那些有追求、有故事、有守持和有启示的人。人是时代之树的果实，也是时代躯体的筋骨。写出器物时代性和事件时代性并不难，更具挑战的是写出人物的时代性。没有人能够摆脱时代的托举和局限，写出人作为时代之果，便是通过人书写时代的现实性；写出人作为时代的筋骨，便是通过人书写时代精神上的可能性。人文主义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事实上，只有真正“成为人”者才配得上这样的称谓。新时代文学通过书写人成为人的过程而写出了时代的筋骨。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战俘营中的中国士兵郁漱石可谓是一个文明之子，他不仅坚守着军人的荣誉和尊严，而且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保持着对文明人信念的坚守。郁漱石的精神世界受惠于多种文明之花。他生而为文明抗争，他如果死于这种抗争倒显得普通。他却死于文明产生的战争耻辱感，便显出特别。通过他，邓一光试图指出：假如还有一人死于战争的耻辱感，假如人的内心还保留着恐惧和软弱，文明便仍有不被毁灭的希望。

徐坤《神圣婚姻》是一部意义追问之书，强调个体需在更神圣的价值中获得确认。但是，它又强调：个体对神圣价值的汇入，必须经由主体性的觉醒来获得。徐坤超越既往性别想象的二元对立框架，召唤一种互有强弱、互相补充、互相扶持的互补互嵌的性别关系。小说将孔令健和樊梨花设置为双核存在：在现实的纠纷中，孔令健必须仰仗于樊梨花的泼辣手段、仁义情怀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在精神上，樊梨花却是孔令健及其所属知识群体的尊重者和仰慕者。这种设置颇显理想化，徐坤不再是怀疑者、反讽者和解构者，她变成了肯定者、理想者和建设者。理想者写的未必是实然，理想者更愿意去想象应然。并以应然的理想感召和改变现实，使应然成为未来的实然。通过书写这样理想的人物和性别关系，徐坤试图为时代立心铸魂。

魏微的《烟霞里》则塑造了凡人的另一种精神筋骨。小说主角田庄既是“70后”一代人的代表，更具有一种精神的自持和洁净。田庄青年时代便已长成一双辨认浊世的眼睛，人格内在渴望成为一个真人。年岁渐长，入世渐深，田庄内在的真依然没有丢失。她并非那种与世界剧烈对抗的人，但她更不是与世界水乳交融的人。她在若即若离中，成为有烟霞感的人。田庄渴望像姑奶奶徐志洋一样，“身上不要沾水腥气，哪怕一生过得苍白些也无所谓。因为好看”。她以清白为底色的“好看”观，包含着人性和人格的胚芽。田庄于写作和为人，都“有羞耻心”；为旁人的一些行为“动辄脸红”。这是田庄内在的洁癖。所以，作为万物灵长、宇宙精华的人要一层层褪去尘世的污垢和阴影，才能成为烟霞的一部分。魏微没有将凡人当成平均数来写，而写出平凡人物内里的个性、光泽和神采。田庄于是也成为时代筋骨的重要构成。

在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中，文艺的时代性不仅仅是对表层潮流因素的书写，而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到时代的内在结构中，触摸时代的血肉和筋骨。这种深入不是简单的模仿或反映，而是要通过文艺作品展现时代的精神气象和深刻变革。梁晓声《人世间》通过跨越半个世纪的叙述，展现了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人生选择，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周秉昆、周秉义、周蓉、郑娟等人物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深深植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为时代变迁在不同层面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样的作品不仅记录了时代，更通过人物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精神面貌。小说写到20世纪70年代周秉昆与年轻朋友们的相聚，充满了青春的欢乐、纯真和情谊，他们在贫乏的物质生活和逼仄的发展空间中，分享着生活细小的希望、互助和喜悦，这是特定时代青年群体切身而具体而微的生活，这些细节便是时代的血肉。

《人世间》通过周家三兄妹的故事，深刻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变迁和精神面貌。他们的命运也反映了中国40年来社会变化的不同层面，因而也触及了时代内在的筋骨和结构。周秉昆代表了普通百姓，在时代浪潮中经历挣扎与奋斗，尽管遭遇挫折，但他的善良、勤劳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展现了平民的坚韧与情义。周秉义作为知识分子和官员，体现了改革开放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他清廉的形象和面对挑战的态度反映了改革时代的社会现实。周蓉则代表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女性，她的成长和追求映射了女性自我实现和社会地位提升的趋势，她的故事也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融合。三兄妹的命运交织，共同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缩影。

《人世间》为何受到专业学界和大众读者的普遍欢迎，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确实深入了时代，写出了时代。时代的血肉、筋骨和结构都隐然其中，这为如何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某种意义上说，写出时代的结构，还意味着写出时代内在的层次感和复杂性。通过一滴水去折射大海，通过一颗果实去摹想一棵参天大树，这就是文学在做的事情。不过困难在于，大海里并非每滴水都是一样的，大树上并非每片叶子都是一样的。如何写出时代对人的裹挟和塑造，写出人对时代的迎合、抗拒和超越，写出不同人对时代丰富而复杂的反应，这是文学所面临的考验。

通过人物来体现时代是极具难度的。时代性投影在器物或事件上是相对具体而可见的，投影在人物的深层性格上却具有更高的复杂性。但是，优秀的文学中依然不乏携带着丰富时代信息的人物。比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比如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比如路遥笔下的孙少平等。不过，我特别要强调，人与时代构成的是一种复数关系，而非单数关系。很多作家习惯单点透视，以一个人为样本来透视一座城或一个时代，这种处理方式有一定道理，以点带面的同时也可能以偏概全。优秀的作家一定会考虑到人物与时代的复数关系，通过写出这种“复数性”来深度凝视时代。如果作家将人与时代的关系单一化、固定化，其实便有将时代简单化的危险。时代是一个庞然大物，每个人所承接到的只是时代的局部投影。而且，对某个时代的认识，也没有绝对确定的判断。没有绝对的现实描述，所有的描述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所以，人物的价值立场不同，其理解的时代性也不一样。

以毕飞宇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为例，我认为这部小说触及并探索了复数的时代性这个命题。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傅睿医生，但同时也有傅睿的同事郭栋医生，曾为处级干部、在房地产高歌猛进时代享受了时代红利的肾病患者老赵等其他人物。这些人物的身上都携带或投影着差异化的时代信息。与傅睿优越的出身不同，郭栋医生出身底层，身上有着极其旺盛的追求成功、享受成功的欲望。所以，郭栋钻研手术，也收红包，也极力地享受着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郭栋无疑是典型的功利型人格，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不仅存在于医疗行业，而是存在于各行各业。郭栋身上显然投射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商业化催生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人格结构和情感结构与80年代的主流人格显然大异其趣，所以，郭栋是时代性很突出的。但是，如果将郭栋身上的时代性当成21世纪初中国时代性的全部，显然是有极大偏差的。小说选择了以傅睿为中心人物，显然是有深意的。傅睿身上直接的时代性不浓，这个出身优越，一心沉浸在科研世界中的年轻医生纯粹、简单，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与郭栋的趋时入世相比，他显得不通时务，与时代格格不入。傅睿是功利化浪潮中的幸存者，但作者没有将他浪漫化和理想化，反而是着力塑造其精神危机和自我救赎。傅睿是站在最前沿投入全身心与狡猾的疾病搏斗的医生，他的心理危机是人类现有医学水平与疾病之间的胶着和对峙的结果。他要在死神手里抢人，却经常不能成功，并且要承受失败时病人家属激愤的责难。医患冲突的实质是医疗市场化带来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转寄在一个与死神搏斗的人格单纯的医生身上。这也是巨大的现实和发人深思的时代性。毕飞宇的高明处在于，傅睿虽非市场化时代的直接结果，却承受着市场化时代的后果。通过傅睿，他其实展示了更深层的对时代性的反思和追问：如果傅睿这样的医生被时代以其方式吞噬，这就是时代的悲剧。作者试图追问，在功利化成为浪潮的时代性中，一种理想性的、求真求善的人格和情感结构是否依然可能。正是在这里，作品展示了对时代性更深入的沉思。

文学必然置身于时代之中，文学必须投身于时代之中。新时代的文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书写时代的血肉、筋骨和结构的艺术奥秘。新时代文学，应超越表面的潮流描绘，触及时代的精神气象和深刻变革；超越单一视角，通过丰富的人物塑造和细腻的情感描写，反映个体与时代的复数关系。文学如何书写时代、如何“无愧于时代”，构成了对文艺家持久的诱惑和挑战，其回应也将为读者呈现更为丰富多彩、富有启迪性的时代画卷。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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