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考古】刚刚！2024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项目负责人简介

张改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先后参加或负责了贵州贞丰孔明河、贵州习水黄金湾、陕西南郑疥疙洞、陕西洛南夜塬等重要遗址发掘，出版专著和考古报告3部，发表学术论文及考古简报40余篇。

项目简介

2022-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渭南市博物馆、富平县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在陕西中部、渭河北岸一级支流石川河流域（富平段）新发现12处旧石器遗址，并对其中的朱黄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该区域首次发现和发掘旧石器时代遗址。

石川河右岸周家坡、庙沟等8处遗址的石制品主要埋藏于第三级阶地上覆的S6古土壤层至L1黄土层中，依据黄土-古土壤序列可知其年代约在距今60多万年至3万年之间。石川河左岸4处遗址均位于第二级阶地部位，以朱黄堡遗址最具代表性，该遗址累计发掘900余平方米，发现3处古人类用火遗迹，出土了26000余件石制品和500余件动物化石；根据黄土古土壤序列对比及光释光测年，可知其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30万年至4万年前后。

富平石川河流域距今60万年至30万年间的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石英次之；剥片多采用硬锤锤击法；石器主要为石片石器，多见中小型的刮削器、凹缺器，修理多较简单。距今30万年至7万年左右的石制品原料构成与前一阶段基本一致，同时剥片技术有了显著进步，新出现了较规范的盘状石核、单台面定向剥片漏斗状石核；石器以中小型的刮削器为主体，凹缺器、尖状器、石锥亦较多，还有少量的砍砸器、手斧、手镐等重型工具，石器修理大多较为精细。距今7万至3万年前后的石制品数量相对较少，基本延续了前一阶段的技术面貌，并表现出逐步小型化、精细化的特点，呈现出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特点。

富平石川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该发现填补了石川河流域和渭北中部广大区域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的空白，将该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距今7000年前后追溯至距今60多万年前。第二，出土了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的小石片石器工业系统的石器，并首次在渭北地区发现了原位埋藏的盘状石核、手斧等重要遗物，丰富的人类文化遗存为渭北乃至黄河中游地区古人类石器技术演进、人类行为适应方式等科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第三，通过坚实的地层埋藏学和年代学证据，初步建立起了渭北地区自中更新世早期以来长达60多万年、连绵发展的旧石器文化序列，更加有力地实证了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连续发展演化过程。

富平石川河流域旧石器遗址分布图

周家坡遗址地层剖面及石制品埋藏情况

富平石川河右岸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S6与S5古土壤层）

富平石川河右岸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S4古土壤层）

富平石川河右岸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S3古土壤层）

富平石川河右岸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S2古土壤层）

富平石川河右岸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S1古土壤层）

富平石川河右岸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L1黄土层上部）

朱黄堡遗址远景

朱黄堡遗址发掘现场

朱黄堡遗址发掘现场

朱黄堡遗址用火遗迹

朱黄堡遗址出土动物化石

朱黄堡遗址出土的石核与石片

（L3黄土层-S1古土壤层）

朱黄堡遗址出土的石器

（L3黄土层-S1古土壤层）

朱黄堡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L1黄土层）

项目负责人简介

项目简介

谢家河遗址位于咸阳市长武县冉店乡谢家河村，泾河支流黑河的二级台地，遗址区部分地带处于亭口水库淹没区域。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成立联合考古队，对谢家河遗址相关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本次发掘主要发现有形制新颖的仰韶中晚期房址、独具特色的战国秦墓、意义特殊的东汉石板墓。

谢家河遗址考古发掘收获和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仰韶时期房址有堪称新颖的发现

谢家河遗址发掘的仰韶时期房屋基址属仰韶文化中晚期。房址平面形状基本为圆形，可分为单室和多室组合形，结构具有典型性。单室房址多有台阶或门道。组合形房址为两个或多个圆形的组合形式，多由一个活动空间和一个储物间构成。这一新颖的发现，为泾河流域仰韶文化房屋类型和聚落形态研究增添了珍贵资料，更为以往考古发掘中关于“灰坑”性质以及遗迹“打破”关系的认知提供了新思考，更具有方法论和学术史的意义。

2.战国秦墓获得诸多新信息

谢家河发掘25座战国秦墓，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其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而秦文化因素占主导，竖穴土坑、屈肢、西首葬，随葬陶器中的联裆鬲、罐、盂、陶俑等，皆表现出明显的秦文化特点。数量较多铲足鬲以及洞室墓，“S”形器表镀锡、纹样繁密的铜带饰，则是戎文化因素。陶釜则具有巴蜀文化因素。

战国中晚期，小型秦墓中直肢葬快速增加，屈肢葬随之减少，屈肢度亦显松弛。而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的谢家河秦墓，所有墓葬均为屈肢葬，且四肢蜷曲特甚。同时，战国时期秦墓的棺椁制度逐渐简化，但谢家河25座竖穴土坑墓中有24座墓为一棺一椁，形制较为统一，有的椁室还设有侧板，未作简化。凡此这些，皆可看作是该墓地的特色。还需要指出的是，墓葬中所出土的战国小陶俑，与秦始皇兵马俑形制类似，具有值得重视的研究价值。

3.东汉石板墓的新发现

谢家河东汉墓葬发现有用石板铺设墓底、墓壁和封门、封顶的石板墓，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特色。石板墓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东部。谢家河石板墓的发现将其分布范围南移至泾河流域，还由于墓葬中琉璃器的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增添了新证据。

项目负责人简介

项目简介

长春遗址位于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长春村，地处石川河东岸、北山山系南麓的开阔台地上。从2022年10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渭南市博物馆、富平县文旅局对遗址内部分被盗西周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24年，为进一步弄清遗址范围、聚落结构及墓地分布等，开展了系统性的调查、大规模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通过调查，初步廓清了遗址的聚落是由居址区和大型公共墓地两部分组成，西南临石川河河滩，东北以自然冲沟为界，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公共墓地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地势最高的区域，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已探明西周时期墓葬和车马坑超过3千座，墓地内大多数墓葬墓向统一为北偏东，很少有相互打破关系，表明该墓地是经过有序规划的一处大型公共墓地。根据墓地区域的空白地带可将墓地分为南、北两个墓区。目前已发掘揭露西周墓葬70余座，车马坑5座。墓地内墓葬按形制规模可分为四类，最高级的“甲”字形大墓，共探明9座，集中分布在墓地北区最北部，与中、小型墓之间无明显界限。车马坑数量较多，除甲字型大墓旁的大型车马坑外，墓地内还有规模较小的车马坑或马坑，其中车马坑均为拆车埋葬。遗憾的是墓地早期曾遭系统性盗掘破坏，墓葬棺椁结构保存较为清晰，随葬品和人骨扰动较大。墓葬内仍出土有铜、玉、石、陶、原始瓷、琉璃、蚌、海贝等器物。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特征可以判断，墓地应是一处以姬姓周人族群为主体的公共墓地，时代集中在西周晚期。

居址区位于墓地西南，二者中间有一条沟作为分界。居址区文化遗存较为丰富，目前清理了包括灰坑、墓葬、房址、陶窑，沟渠等各类遗迹300余处，遗物除常见的日用陶、石、骨角牙蚌质器物外，还见有铜刀、铜刻刀、卜骨、骨甲片、石玦等特殊遗物。特别是发现了与铸铜相关的陶范、炉壁等遗物，与制陶相关的集中分布的陶窑，以及与制骨相关的骨角废料等遗存，这些性质明确的遗迹或遗物为揭示居址区手工作坊的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居址区内还存在墓葬与灰坑相互打破的“居葬合一”现象，丰富了对于遗址内居葬关系的认识。根据遗迹间层位关系和出土陶器形制特征判断，遗址至迟在西周中期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至西周晚期。

长春遗址是石川河流域发现的一处规模较大的西周聚落，综合墓地规模，以居址区内诸如沟渠、制铜、制陶等遗存情况，初步判断长春遗址为西周时期关中东部一处采邑性聚落，为研究西周采邑制度和政治格局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项目负责人简介

梁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周秦汉考古、中亚考古，长期在中国西北及中亚地区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遗址、陕西宝鸡市魏家崖遗址发掘。对秦文化以及古代中亚的康居文化、月氏文化有深入研究。著有《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早期秦文化探索》等专著。

项目简介

魏家崖遗址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魏家崖村，千（汧）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东夹角，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年代从龙山时期延续至汉代，其中又以春秋时期秦文化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在遗址曾发现小型编钟、金虎、玉铺首。2008年“关中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正式发现该遗址，采集到鬲足、筒瓦、陶范。2014年村民取土发现了一座春秋早期秦贵族墓，经抢救性清理。2021年西北大学梁云教授带队对遗址再次调查，在陈家崖村北、引渭渠南侧发现城墙遗迹。自2022年西北大学牵头，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所、陈仓区博物馆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由梁云担任领队，对魏家崖遗址展开持续发掘工作。三年期间布设A—K共11个发掘点，发现城址、城外围沟、墓葬、车马坑、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废料坑等遗存。

春秋早期城址一座，平面呈西北—东南向的长方（条）形，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内普遍分布春秋时期文化层；城外不见文化层。在城址北墙以外500处发现一道东西向的长度超过400米长围沟，年代属周—汉代，内有多层淤土，可能是分洪泄洪的沟渠。

墓葬在城内、外均有分布，共发掘西周墓葬36座、春秋秦墓26座、战国秦墓11座、汉代墓葬7座。西周墓葬集中分布在F点，均为竖穴土坑小墓，死者为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式，陶器组合为单鬲、单罐或1鬲1罐，年代绝大多数为西周早期，个别为西周中期。

春秋秦墓均东西向，死者头向西；多有殉狗。小型墓的葬式多为屈肢，较大型墓多为直肢，或带壁龛，龛内殉人。已发掘未盗的铜器墓6座，包括五鼎墓4座（M2、M4、M132、M133），三鼎墓2座（M30、M128），年代均属春秋早期。五鼎墓的铜礼器组合多为5鼎、4簋、2方壶、1盘、1盉，还共出鬲、豆、盆、喇叭口罐、小罐等陶器。椁内棺饰较为发达。以M4为例，墓向西北，口小底大，墓壁脚窝清晰可见，南北壁龛各殉一人，东二层台上殉狗。葬具为一椁两棺，西端头箱内集中放置器物，除了成套的铜礼器外，还有陶鬲3、陶豆4、陶盆2、陶侈口小罐2件；在棺外椁内密布铜铃、铜鱼、陶珠、磬形饰等棺饰。另有M6、M136惨遭盗掘，从墓室规模看也应属五鼎级别。

战国秦墓随葬鬲、簋、豆、壶、罐、盆、囷等陶器，或有环首刀、带钩等小件铜器，年代属战国早中期。汉墓或有砖椁，出土陶缶、铁剑、铜镜、弩机、五铢等遗物。

在城外G点发现一座长23米、宽3米的大型东西向车马坑，未发掘。在城内东部E点发掘一座被取土破坏的车马坑（CMK1），残长约10米，内埋二乘车马，一车二马或四马，马东车西，马跪伏状置于浅坑中，车轮置于轮槽内，年代属春秋早期。

在城内E点发现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东西约50米、南北约20米，被车马坑打破，年代属春秋早期。在城内D点灰坑中出土春秋早期槽瓦，当为高等级建筑所用。

在城内F点灰坑（H217）发现大量石块、陶器、骨料、骨器，包括骨铲、骨笄、骨锥、骨觿及制骨废料等，当为手工业废料坑，年代属春秋早期。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至汧渭之会营建都邑，但其地望一直争议较大，未有定论。从遗址位置、面积、年代，城址、建筑基址、高等级秦贵族墓、大型车马坑、围沟，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遗存，以及往年的发现来看，基本可以确认魏家崖遗址就是秦都邑“汧渭之会”，这对探讨秦人东迁关中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城墙范围及发掘点位置

城墙断面夯土堆积

西墙南端解剖发掘

春秋五鼎墓M4

春秋五鼎墓M4铜器组合

春秋三鼎墓M128

春秋三鼎墓M128器物组合

战国墓M106

战国墓M106陶器组合

车马坑正射影像

项目简介

安化门是隋唐长安城郭城南墙偏西之门，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南二路与东仪路交叉口以西。此次主要发掘了安化门门址、郭城南墙、顺城街、早期水渠等遗迹，确认了安化门一门三道的结构及基槽营建方式。

安化门由墩台、门道、隔墙组成。门址西半部已破坏殆尽，仅余东墩台、东隔墙、东门道的基槽部分。东墩台基槽东西宽约7米，南北长约13.3米。在其南侧与东南侧发现有版筑痕迹，在西侧中部残存排叉柱础坑四个，显然排叉柱础石顶部位置就是当时的地面所在。东隔墙基槽南北长约13米，宽约3.9米。东墩台与东隔墙基槽相距约4.5米，此处即为东门道，唐代地面已不存，仅存路下垫土。隔墙与墩台的基槽均打破门道基槽，三者非一体夯筑。

通过对东墩台基槽的南北向解剖，可知门址营建前此处地势北高南低，基槽北部直接坐在生土上，南部坐在废弃的早期水渠上，故此处基槽较之整体深了0.44米。基槽底部夯层中铺有大量碎瓦片，多件瓦片上有“官……”“官匠……”字样的印戳。在墩台基槽南侧与东南侧发现补筑夯土，均围绕在版筑痕周围，质量不如墩台夯土。版筑痕的存在可知在夯筑时其南侧应该是开阔的，为使墩台坚固，在基槽外又补筑夯土，不仅可填平废弃水渠同时起到加固基槽的作用。

在门址东、西侧各发掘了一段郭城南墙，仅存基槽夯土。西侧城墙基槽宽约5米，揭露长度28米。东侧城墙基槽宽约3.7米，揭露长度7米。经解剖可知基槽由南北两块夯土分筑而成。在城墙夯土北侧均发现路土，路面有多条东西向车辙，应为顺城街。

早期水渠位于安化门遗址南侧，东西向，局部被东墩台叠压，系早于安化门遗址的水渠。水渠在东隔墙以东，南北两壁外扩形成喇叭状。在喇叭口东侧的解剖沟内，于水渠底部的生土面上发现南北向三列近长方形小坑，坑内填土疏松纯净，坑洞四壁有明显水浸痕，小坑东西未到边，具体形制不明。在喇叭口西侧发现水利设施——拦河堰。拦河堰分早晚两期，早期以生土为堰，晚期以清淤的淤泥为堰。在拦河堰西侧发现桥梁遗迹，包括桥桩柱洞和木地栿痕迹。

通过考古发掘，安化门遗址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东西向水渠，渠上有拦河堰和桥梁等水利设施，根据其出土遗物判断时代应该是隋初，推测隋大兴城时，外郭城南墙并没有建成，只是以东西向水渠为大兴城的南界。晚期为安化门遗址，是在水渠废弃之后修建而成，墩台底部出土唐初带印戳的瓦片，结合文献推断此次发掘的门址当为唐永徽五年所建的安化门。

项目负责人简介

龚国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西安唐城考古队队长，长期从事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代表作有《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