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史地】牛汝极 | 丝绸之路上回鹘人的中华文化观

文摘 2025-01-27 17:10 甘肃

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牛汝极，甘肃天水人，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丝路语言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叙利亚文回鹘文所记东方教会在高昌回鹘地区的传播”（23VJXG055）

【摘要】大量考古材料显示，回鹘人西迁后，除了继续信仰摩尼教外，从公元10 世纪开始，深受吐鲁番本土汉人儒释道文化的影响，积极且广泛研习中华文化，同时也受美索不达米亚东方教会影响传播基督教文化。文章从回鹘人的“儒释道耶”信仰四个方面梳理分析了丝绸之路上的回鹘文化特点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回鹘文化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情结。可以尝试用“东融西鉴”来概括回鹘文化，即向东融会贯通，向西交流互鉴，由此促成回鹘文化的中华文化属性和标识。

【关键词】中华文化；回鹘；儒学；道教；佛教；耶稣

742年，回纥与葛逻禄、拔悉密起兵推翻了后突厥汗国，于744年建立回纥汗国，汗廷设于鄂尔浑河流域乌德鞬山。在漠北回鹘时期，尤其是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英义可汗（牟羽可汗）正式皈依摩尼教，摩尼教成为回纥汗国整个部族的宗教，由此摩尼教盛极一时。788年，武义天亲可汗上表唐朝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840年，回鹘西迁天山南北后，摩尼教还继续传播了一段时间，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遗存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等遗址，主要遗迹可分为寺院建筑、壁画、细密画、旗幡、绢画、写本等几类。吐鲁番发现的许多细密画、粟特文和回鹘文摩尼教写卷就是很好的证明。10世纪中叶后，摩尼教逐渐被“儒释道耶”信仰所代替，直到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地区。

一、回鹘人的儒学传统

在高昌回鹘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的汉人为躲避战事而迁聚至相对稳定的高昌，繁衍益盛，史称“汉魏遗黎”。迁徙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儒释道文化带入高昌。《魏书·高昌传》载，高昌王廷“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反映了统治者对儒家典籍及礼仪制度的渴求。儒学的基础思想来自四书五经，吐鲁番出土文书涉及经史子集传世典籍，仅经部就现存《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多种。《周书·异域传下》载有高昌学官教授经典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

根据考古发现，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共收集到40余件习字文书。《开蒙要训》作为我国古代针对中下层民众的童蒙识字教材，它承袭周秦以来的《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训纂篇》和《急就篇》等早期童蒙教材“积字成篇，协以韵语”的传统，选取1 400字，四字一句且押韵，自宋代起便为“杂字”书之滥觞，然不幸失传。然而，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开蒙要训》的抄本，这些珍贵的文献为我们揭示了其历史面貌。其中，吐鲁番文献中的《开蒙要训》写卷尤为引人关注，尽管广为人知的仅有阿斯塔那67号墓出土的唐写本残片2件和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从吐峪沟所获的残片1件，但实际上数量远不止于此。经过学者的整理统计得知，吐鲁番文献中共有17件《开蒙要训》写卷。与此同时，敦煌地区出土的《开蒙要训》抄本数量更是高达82件，占据了绝对优势。从类型上看，敦煌的抄本多属同一体系，缺乏明显的差异，而吐鲁番地区则不然，其出土的写卷中既有与敦煌地区相同的体系，如阿斯塔那67号墓的《开蒙要训》残片，也有如吐峪沟出土的OR.8212/643V Toy.042（h）号、《墨书集成》168号“六朝及唐人墨迹之”等残片所代表的与敦煌本有所区别的其他体系。这种地区与体系的差异为我们揭示了《开蒙要训》在敦煌、吐鲁番地区流传与演变的脉络，同时也展示了我国传统蒙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对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开蒙要训》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课题。

《开蒙要训》为儿童汉语识字课本，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卷轴背面收录了《开蒙要训》的回鹘文译本。《开蒙要训》是一部押韵的作品，由350个四字短语组成，内容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例如，天文、地理、季节、山脉、河流的常识，人际关系、人的品质，住房和装饰主题，人体和疾病，珠宝和宝物、艺术和田野工作，厨房和饮食，植物和动物、书写用具和书籍，等等。与《千字文》相比，《开蒙要训》使用了许多白话词。此书只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被发现，元朝以后就失传了。从U7138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残片属于第二次吐鲁番探险期间在高昌古城附近的Dakianus-.ahri发现的残片，德国人只获得了所有残片的1/3，剩下的2/3保存在圣彼得堡的东方文献研究所，是由尼古拉·克罗特科夫（Nikolai Krotkov）收集并于1911年作为Kr IV的一部分移交的。

有些童蒙识字课本充满了儒家思想观念。《急就篇》《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识字类童蒙读物的代表作，在古代社会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吐鲁番地区出土了《急就篇》《千字文》抄本，其中汉文《千字文》抄本有88种版本之多。《千字文》是梁朝周兴嗣（470？—521）用韵文写成的，目前已知回鹘文译写的《千字文》版本有12种之多，《千字文》在回鹘的传播程度由此可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茨默、庄垣内正弘、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Hiroshi Umemura和赵洁洁等研究翻译了德国柏林和圣彼得堡等地保存的若干四字句的回鹘文《千字文》残片。

高昌可谓汉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年号、礼俗、典章制度皆效法中原王朝，儒家文化影响极深。回鹘文《妙法莲华经玄赞》文本引用了《论语》中孔子与子贡有关给养、军队和信誉哪个可以先放弃哪个不能放弃的对话内容，还引用了《春秋左传》中的内容，翻译家胜光法师正确理解“名为宣尼的圣人孔夫子”并译作tsaüin-ni atl（ï）γ bögü qung-futsi，还将文中“民无信不立”从《论语》中找到出处，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性翻译，可见回鹘人对儒家学说的熟悉和对孔子的尊崇。回鹘文佛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还引入阴阳理论来讲佛道。回鹘文《父母恩重经》充满了孝道伦理，把佛经与儒家经典融为一体。佛陀宣称父母是最接近孩子的，父母会滋养和爱抚孩子；阿难陀问佛陀如何才能报答父母的照顾，佛陀回答说，一个孝顺的儿子应该准备佛经分发给人们，或者准备一个盂兰盆献给佛陀。在阐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回报的例子后，佛陀回答说，被称为《父母恩重经》的佛经，爱父母和孝顺是同一奖章的两面，这两条原则都被称为佛陀的格言。回鹘文翻译在吐鲁番文本中有很好的记录，1985年茨默收集整理了保存在日本和德国的收藏品种的该文献写本和印本。

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回鹘文《舜子变》（《舜子至孝变》）译本。舜子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后世将其列为中国传统二十四孝之首。该故事内容（见图版1）是讲舜子至孝，父瞽叟娶后妻，虐待舜子。瞽叟命舜子修仓并放火烧仓，舜子用两笠为翅飞下仓舍，命舜子淘井，瞽叟及象弟又抛石填井，幸而帝释变黄龙引舜子通穴，从东家井出。瞽叟因填井而双目失明。舜子去历山躬耕，群猪为其耕地，百鸟为其衔籽播种，获得丰收。十年后舜子携米回乡，见后母负薪易米，故意把钱留在米囊中。瞽叟入市寻找，闻声知是舜子。舜子以舌舐父双目，瞽叟复明。尧帝闻之，妻以二女。舜子的故事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其后孔子多有赞扬，《孟子》等书中有较系统的记载。至汉代，有关舜子的故事集中表现他的忠和孝，《史记·五帝本纪》《列女传》等可谓集其大成。《舜子变》大概完成于唐初，回鹘文版本保存了《舜子变》故事的最后部分内容。

二、回鹘人的佛教朝圣

大约在公元10世纪中后期，回鹘上层精英发起了将佛教经典翻译成回鹘文的运动。宋元之际的汉文史料明确记载，有大量佛经被翻译为回鹘文，如王延德的《使高昌记》。第一位注意到佛教经典被翻译为回鹘文的西方学者是法国人斯坦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1849年，他在整理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时发现，该书的前言和跋文中提及公元1285—1287年间在忽必烈汗的支持下完成了汉文《大藏经》的目录，其中就有回鹘文译本。可是在当时，回鹘文写本还没有被世人发现，因而回鹘文佛教文献还只是一个假设。1907年，巴托尔德·劳费尔（Bertold Laufer）注意到一件吐蕃文的跋文中提及相同的佛经在元代被翻译成回鹘文。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或稍前，吐鲁番和敦煌等地出土了成百上千的回鹘文佛教写本文献和残片，其中包括吐蕃文跋文中提及的同名回鹘文佛经，由此，历史上佛典的回鹘文译本的存在得以证实。

回鹘佛教有三个来源：吐火罗佛教、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其中汉地佛教影响最大，汉译佛经数量最多，几乎把《大藏经》的主要经典都翻译为回鹘文，著名的翻译家如胜光法师、安藏、脱印都统、迦鲁纳答思等。回鹘文佛典可以分为如下几类：阿含部、本缘部、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大集部、经集部、密教部（见图版2、3）、毗昙部、瑜伽部、论集部、经疏部、史传部、伪经部等，由此可知，几乎《大藏经》各部均有回鹘文译本。这是回鹘人对《大藏经》的重要贡献。

茨默发现，《观无量寿经》的回鹘文译本是韵文，押头韵，而汉文《观无量寿经》是散文体。佛经翻译，无论是梵文译成藏文、汉文译成西夏文，还是藏文译成蒙古文，都是散归散、韵归韵，只有回鹘文译本是个例外。这体现了回鹘语文学的一个特点，偏好韵文，喜欢华丽的辞藻。比如，汉文佛经简单的一个“佛”字，回鹘文译本会译成“为广大世界所崇敬的佛”。甚至可以说，回鹘人有一套专门用于佛教表达的特殊语言。

佛教洞窟中的回鹘文题记或榜题不是简单的留言表达，而是对圣地朝圣的记录和表达。下面根据各地发现的佛教洞窟墙壁上的回鹘文题记，谈谈佛教圣地与回鹘佛教徒的朝圣。

任何宗教都有圣地和朝圣者，信徒在他们的一生中至少参拜一次具有非凡宗教意义的圣地，这些圣地一般先有塔后有寺。1996年，日本学者梅村坦刊布了北庭回鹘佛寺的回鹘文题记。1998年，哈密顿和牛汝极刊布了20余件敦煌榆林窟回鹘文题记，以后陆续有一些佛教洞窟回鹘文题记刊布。2014年，提伯·坡尔桥（Tibor Porció）首次根据回鹘文的书面资料，对回鹘人的佛教朝圣进行了系统研究。之后，茨默、松井太、西蒙娜—克里斯蒂安·拉施曼、白玉冬等学者都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近年，在吐峪沟多个洞窟发现了大面积回鹘文题记，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吐送江·依明、付马（见图版4）、李刚等陆续刊布各自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回鹘文题记研究的小高潮。

敦煌及其周边地区有6个不同佛教石窟遗址的题记，在莫高窟的35个洞窟中发现了78条回鹘文、7条蒙古文和1条粟特文题记；在榆林石窟25个洞窟中发现了185条回鹘文和6条蒙古文题记；在东千佛窟发现了1条回鹘文题记，吐峪沟洞窟题记至少有46条。

保存下来的回鹘文题记的长度差异很大。在回鹘文佛经文本中，存在着许多从回鹘文题跋中已知的元素，如日期、朝圣者的名字、动机、有关功德转让的信息、愿望和目标，以及最后的结束语。回鹘人长期活跃在从东天山到河西走廊之间的佛教圣地的朝圣中。根据前人的研究，对回鹘人而言，这些朝圣的圣地主要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北庭高昌回鹘佛教西大寺、吐峪沟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榆林窟、敦煌东千佛洞、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和黑水城、山西五台山、河北正定等。回鹘文文本中有为赞美五台山而写的《五台山赞》，在敦煌地区洞窟中发现的回鹘朝圣者题记中表达了对五台山朝圣的崇拜。除了回鹘文之外，没有发现中世纪其他语言的《五台山赞》译本，茨默认为回鹘文译本最早应追溯到10世纪。

近年，围绕吐峪沟遗址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其中西区洞窟10窟和26窟大部分题记都已发表。根据松井太的研究，在26窟题记中有两处都是由一位名叫Qïtay-Toγrïl的抄写人书写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见图版5、6）。

题记一转写：1.tonguz yïl yetinč [a]（y）[ ]；2.tekuy šila qïtay [toγr]（ï）l；3.bu ïduq orun-ta i[ri]ki[p][ ]；4.tep män qïtay toγrï[l] t[ört käzig bitidim]。

翻译：“猪年七月七日。[……]Tekuy-šila（定惠），Qïtay-[Toγrïl……]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在无聊中[……]因此说，我，Qïtay-Toγrïl，[写了四行]。”

题记二转写：1.tonguz yïl ye[tin]č?（ay）säki[z]；2.män qïtay toγrïl [ ] bitidim?3.qïz· ïl-ta üč ay tur（u）?（tägintim? bu?）4.buyan küčintä käd toyïn（...）5.burxan bolu täginäyin。

翻译：“猪年，第七（？）月，于[……日]。Qïtay-Toγrïl写下（？）[……]。我到达了这里（？）在峡谷里待了三个月（暑假）。通过（此）功德，愿Käd-Toyïn[……]愿我们成佛！”

其中第三行的üč ay“三个月”指雨季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佛教僧侣进行密集宗教训练，这与回鹘文题记或写本中出现的pakčan（=bakčan）（一个吐火罗语词源，意为“避暑胜地”）暗合。

题记三上面这两则题记的抄写员名为Qïtay-Toγrïl，松井太发现一份与吐鲁番阿弥陀窟寺有关的保存在圣彼得堡的Sivšidu-Yaqšidu写本与此有联系（见图版7）。内容如下：

Text C = Дх 9569 verso 转写：1.[ ]bodu qïtay toγrïl pin（tso）；2.[ ]-lar bo abita qur vaxar；3.[biti]dimz sadu ädgü yamu。

翻译：“[……]bodu，Qïtay-Toγrïl和Pintso（斌藏）[……]这阿弥陀窟寺[……]我写了，善哉！”

专有名词qïtay（契丹、中国；北方中国人）和toγrïl（一种猛禽）在回鹘人名中经常使用，因此并不能直接确认文本一、二和三的抄写员的身份，但是，通过比较名字Qïtay-Toγrïl的导引，可以确认这三个文本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此外，将文本三中的另一个名字Pintso（斌藏）与吐送江·依明2020年介绍的其他吐峪沟题记内容进行比较，第18：män pintso（我，Pintso）和第19：män pintso yükündüm（我，Pintso朝拜了），Pintso这个名字在回鹘人佛教徒中也相当常见，这两个实例大概可以辨认出与文本三中Qïtay-Toγrïl是同事。如果Qïtay-Toγrïl身份确实如此，那么这里的三件文本将证实在文本三中定位abita qur阿弥陀窟寺以及吐峪沟洞窟的其他Sivšidu-Yaqšidu写本大概位于吐峪沟石窟的西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保存的所谓回鹘文Sivšidu-Yaqšidu写本充分证明，säŋräm和virhar 被明确用于指定礼拜和宗教活动场所。上述词组abita kursäŋräm或abita kur atlïγ virhar（阿比塔石窟寺）就位于吐峪沟石窟，与回鹘净土宗有关。

题记四转写：kün ay tngri-lär-tä qut bulmïš [buya]n ornanmïš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üčünč arslan bilgä xan（见图版8）。

翻译：“被日月神赋予神圣魅力，被赋予功德，以勇敢和男子气概统治国家的阿尔斯兰—毗伽可汗。”

题记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46窟高昌回鹘时期佛教壁画上的捐赠者Boruγčï的榜题（见图版9）。

题记六十年前，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重新发现了来自高昌废墟约130块回鹘文墙壁题记，并对其进行了详细调查，它们属于1902年至1914年普鲁士第四次吐鲁番探险队的发现，其中只有少数出版或编目。所附的发现标记有的在其信息中非常笼统，但在“高昌：废墟K”“胜金口：寺庙1”“D”等情况下给出了具体的发掘地点，可为寻找吐鲁番佛教朝圣者圣地提供线索。与敦煌石窟中的铭文一样，这些题记提供了梵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和汉文的多语言原始材料。一些题记以挤压、黑白照片或原始题记的重新绘制的形式保存下来。2014—2015年，Gerda Henkel Stiftung主持的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研究项目“北方丝绸之路中世纪前伊斯兰高昌建筑”对高昌废墟Q的各种木制建筑物品及其功能进行调查，在那里新发现了一系列高昌废墟Q建筑墙壁的回鹘文题记。根据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Albert Grünwedel，参加第一次德国吐鲁番探险队，1902—1903年）绘制的高昌草图，在废墟Q中有一个房间被标明为“带题记的房间”，格伦韦德尔推测，此废墟可能是一个倒塌的佛塔，不仅“带题记的房间”中间的方柱可以替代佛塔，“还有包括柱子的建筑”，可以假设废墟Q被视为值得朝圣的圣地。经证实的题记是用不同的语言写成的，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访问这个地方的朝圣者的多部族性，可以假设，几个世纪以来，废墟Q是吐鲁番绿洲佛教朝圣者的主要目的地（见图版10）。

题记七题记是一首短诗的一部分，似乎是对这座建筑和那些参与建造佛塔的人的赞美，也是对当代人重建受损部分的赞美。一个可能的结束语格式可以复原为“万物都是不稳定的”（alkunomlar ürl[ügsüz ol]）。这个题记作者的名字中带有šilavanti（梵文śīlavat，“具有道德行为”）。这首短诗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这个佛塔或佛寺悠久历史的认识，这可能是它成为圣地的因素之一，题记的结束语写道（见图版11）：“愿善德降临。愿痛苦消失！”（[ä]dgü kälz·ün ämgäk ärtz·ün）。

题记八题记中出现了关于通过参观这个佛教遗址即佛塔而获得功德puṇya产生愿望的内容。

“通过成佛的载体从轮回中解脱出来”（burhan [kutïlïg k]ölök üzä san⁃sar ämgäktin oz·up）在这个特殊案例中得到表达。题记中的朝圣者群体将自己描述为学生或教师（ bošgutčılar），其中有“神圣的佛教教义”t（ä）ŋri šaz· in（梵文śāsana）。在给定日期之后列出该团体成员的人名，表明与佛教团体有明确的联系。例如，Tilik Ačari，d（a）rmad·az（梵文：dharmadāsa，佛法之奴），Karunadaz（梵文：karuṇādāsa，karuṇā之奴）和Buyan Tämür。要完全理解这个题记，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该群体的另一部分可能由以Kulun Ky-a Tümän Bägi为首的人组成（见图版12）。

题记九榆林第3窟至少有3条回鹘文题记（见图版13）。

A：回鹘文题记，末尾有蒙古文：šakyapal uday-qa barïr-ta ken⁃ki-lär-kä ödig qïldïm qutuγtu Boltuγai，翻译：“我，Šakyapal，在前往乌代（五台山）时，为后人做了（此）记录。[蒙古文] 祝你好运！”

B：转写：t.v..itutunguday-qabar.r-takenki-l.r-k..digq.ld.msadubolzun，翻译：“我，泰外其，出发去乌代（五台山），为后人留下了（此）记录。祝一切顺利！”

C：第2-4行是八思巴文和回鹘文，转写：m.n m.n luqpal yükü[n]dü[m]，翻译：“我，卢克帕勒，（在这里）朝拜了”。

写本十回鹘文译本《五台山赞》片段。敦煌是朝圣者前往五台山的重要地点，敦煌文本中有赞美这座圣山的汉语诗词。茨默认为回鹘文译本最早应追溯到10世纪。同样，回鹘文《五台山赞》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回鹘人与敦煌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见图版14）。因此，在敦煌地区洞窟中发现的回鹘朝圣者题记表达了对五台山（udai .an）朝圣的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见图版15）。

使用同样记音方式的还有胜金口出土的保存相当完好的密宗刻本经典《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也是回鹘人以汉文版本为底本而用回鹘文作的注音。

题记十一回鹘佛教徒还朝圣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它位于丰州古城遗址，被称为“万部华严经塔”，这座七层高的宝塔建于公元983年至1031年之间，用作存放佛经。根据最近出版的回鹘文材料，有来自哈密、托克逊或恰巴勒克的朝圣者访问了该地。题记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目标，如“向这个神圣的佛塔朝拜”（bu ïduk stupta yüküngäli kälip），“因此功德成佛”（bu buyan küčintä burhan bolalïm），“可能[……]以后再见”（kenki körgülük bolz·un），“向高贵的文殊菩萨朝拜”（ary-a mančuširika yükünürmän）。这些愿望和目标与以前出版的回鹘佛教朝圣者题记中已知的愿望和目标一致。白塔内一则回鹘文题记转写和翻译如下：taqïγu yïl törtünč aynïngbeš yangï-qa tonga ars[la]n ša，“鸡年四月初五，统佳·阿尔斯兰·设戏笔写此”。汉字“戏笔”“写着玩”可能对应回鹘语erikip bitidim（我无聊中涂鸦）。

题记十二两批游客从更东的地方抵达榆林石窟，Aqbalïq或Aq-Balïq“白城”指“真定”，即现在河北省正定。榆林第12窟一则题记内容如下（见图版16）：biz aqbalïq-ta liusinpo lu ödigä sigu（...）D（...）W üčägü qaču süm kälip，“我们三个，白城的Liu Sinpo、Lu Ödigä 和Sigü（……）D（……）W，来到瓜州寺庙，然后……”前两位访客显然是汉人姓氏（刘和鲁/卢），第三位访客的名字Sigu似乎是西夏姓氏，大概是汉文“即兀”的转写。题记十三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8窟有壁画和回鹘文榜题（见图版17）。

题记十四敦煌周边回鹘佛教徒的朝圣或宗教活动重要而频繁。回鹘佛教徒布彦·喀雅离开家乡肃州，前往敦煌地区朝圣，历时三年多。他不仅参观了莫高窟，还参观了榆林窟，留下了朝圣文字。他在莫高窟停留了近七个月（见图版18）。其父Yïγmïš-Qaya也曾从肃州前往榆林石窟朝圣，在师父的指导下，到洞窟寺学习佛教禅修的戒律。无法确认他的儿子是否陪伴，但孩子们很可能会追随父辈或祖先的朝圣足迹。

其一转写：1.m.n buyan qay-a süg.ü bal.q-t.n k.lg.li ü. y.l bolup；2.barmad.n bo taγ aran.yadan（y）eti ay-qy-a olurup；3.[biti]dim kenki-l.r-k. k.rgü bolzun .d·igl.tim；4.bitidim。

翻译：“我，Buyan-Qaya，自肃州城来（此）已三年，（但是）我没有离开。在此山中待了大约七个月，我写（此）题记。愿其成为（纪念）让后人见到！我如此记录了，我写了。”

其二转写：1.[bizt·or.. buduz bar]z·（buq）[-a]（q）[u.] qay-a qanim；2.[s.vin. qay-a]（bus·a）γu qa.u buq-a bo.lap qa. qud·luγ（?）3.[toy.n] igil ’.rd·i.ip [xa]w（?）be[ri]p yonar-ta yatm..-；4.-ta tut..yu·küngü bolzun soma ar.d·.p qoddmz k[e]n k.rgü；5.bolzun tep be. k.s· ig bitidim；6.[八思巴文]m.n buy.nqy.。

翻译：“我们T·or..、Buduz、Barz·-Buqa、Qu.-Qaya、Qanim、S.vin.-Qaya、Bus·aγu、Qa.u-Buqa以及一些幸运的僧人和俗人，一起路过（此地），献上鲜花，（不论）在返回时，还是躺着（即休息）时，将永远朝拜（此寺庙）。我们将酒液净化了。愿日后可见！如此说着，我写下了（这）五行。”“我，Buyan-Qaya。”

其三榆林窟第33窟主室北壁，通往榆林窟第34窟的通道入口上方，还发现了Buyan-Qaya的另一处纪念题记。

转写：1.m.n y.γm.. qay-a-n.ng oγl. buyan qay-a süg.ü bal.q；2.-t.n k.lip yu·künüp bar.r-ta kenki-[k.] .d·ig q.lt.m。

翻译：“我，y.γm.. qay-a之子布彦·喀雅，自肃州城来此朝拜，在离开时，我为后人留下题记。”

其四在榆林窟第33窟前室西墙北侧有一则回鹘文题记。

转写：1.m.n buyan qay-a；2..duq；3.vrxar-ta qa. qur-qy-a（bi）tiyü（...）uluγ（?）yamu。

翻译：“我，Buyan-Qaya，在（此）神圣庙宇，（恭敬地）写下……太棒了（？）”

其五在榆林窟第6窟阳台室南墙，绿色旋涡花饰内附有第六位捐赠者肖像。

转写：m.n buyan qay-a yu·kündüm buyan-. .güm-k. bolzun。

翻译：“我，Buyan Qaya，（在此）朝拜了。愿此功德归于我的母亲！”

其六在榆林窟第12窟前廊南壁第二供养人上方。

转写：m.n süg.ü-（lüg）y.γm.. qay-a .abi b[ax].. xu-abax.. birl. on kün dyan olurup bard.m.z [yu]nty（.l）[ü].ün. a[y] bir yang.（t）a。

翻译：“我，来自肃州的沙弥Y.γm..-Qaya大师，与花大师一起，在这里禅修了十天，然后就离开了。马年三月初一。”

茨默发表了若干回鹘文榜题和题记，这些都可以在柏孜克里克第20号洞窟的婆罗门壁画上见到。利用整幅画中的自由空间分布，朝圣者甚至用诗句描述禅修和礼拜的目的。例如，在离开家乡前不久，一位朝圣者将他在家乡所获得的功德回向给善圣（.dgü t..ril.rk. buyan .vi[rürm.n]）。只有对吐鲁番发掘点中所有可用的朝圣者铭文遗存进行全面研究，才能增强我们对圣地和回鹘人朝圣具体特征的了解。为了研究本主题，必须考虑回鹘语以外的语言来源。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察合台汗国（1220—1370）的蒙古文法令（B163：42），它提到察合台汗国对吐鲁番地区朝圣路线上的朝圣者的支持。

回鹘文题记的结构大体如下：1.朝圣日期；2.朝圣者的姓名；3.朝圣活动（到达/拜访、礼拜、离开/返回、供养、写作等）；4.结束语，传递朝圣的功绩，希望题记能被后人看见等。

回鹘人重视对圣地的朝圣活动，一般来说，朝圣或绕行佛塔后可以获得四谛、五力和五根以及僧侣的果实。

三、回鹘人的道教传习

出土文献表明，5世纪初，道教就在高昌地区比较流行了。西凉嘉兴二年（418年）的“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云：“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阿斯塔那出土的高昌和平元年（551年）道教符箓上绘天神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其中“朱绘天神”的衣帽似为本地服饰。哈拉和卓90号墓曾出土大量汉文“随葬衣物疏”及一件写有粟特文的“代人木牌”，而墓主为柔然人，说明高昌地区已有其他部族信奉道教。

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不少道教文书，如《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注》《南华经》《洞玄神咒经》《太玄真一本际经》《太上业报因缘经》《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卷》《神仙传残纸》《唐抄开元占经略》等等。一些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方技之书也在高昌地区流行。如“阴阳杂书”条“绝命在西方，生气在南方，着赤衣。卧宜头向南着，大吉”，黄文弼先生疑为《宅经》佚文。凡此种种，都说明古代道教传播到了吐鲁番地区。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也有讲八字命运的内容，回鹘文转写：altun qutluγki.i yürüngbay，.qa. qutluγ ki.i k.k bay，suw qutluγ ki.i qarabay，汉文翻译：“金命的人白而富，木命的人青而富，水命的人黑而富”。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是汉人与西域胡商交流往来的主动脉，见证了深刻的文化交融和种族融合。在这一进程中，诸如曹议金家族等胡人逐渐汉化，同时也有汉人如西辽的士兵融入胡文化。这一双向交流促进了道教元素的广泛传播，使之跨越了地域的界限。当道教踏入西域的广阔天地，其与佛教、儒家等宗教的融合程度远超中原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三教合流现象。在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物中，频繁出现佛道元素交织的图案与文字，如承阳二年马德惠所造报恩塔，其上部雕刻佛像，下部则刻有八卦。此外，西域地区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为道教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佛教、道教、儒家、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在此和谐共存，道教非但未因融合而消失，反而在这种多元环境中被吸收利用，继续传播。因此，丝绸之路无疑成为道教西传的主渠道。

道教的西传还与其自身的特点紧密相关。无论是术数结合法术满足人类对命运的掌控欲，还是炼丹术所承载的富贵与长生之梦，都深深契合了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这种跨文化的共鸣与融合，使得道教文化能够在不同的地域和宗教环境中生根发芽、绽放异彩。

回鹘文《易经》译本至少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小册子，在交河发现，文本大约保存了一半的篇幅，好像是《易经》的意译本，文本不是字字对应，主要是取其象，便于占筮。在这些卦后还有转写的类似卦爻辞的文字。回鹘文本可见13个卦象（图版19、20）。

《玉匣记》是一本集各类占卜之术的古籍，相传为东晋道士许真人所著，内容涉及选择吉日、占验祸福等，包含大量民间智慧和经验，被收入《万历续道藏》，这表明它与道教文化联系紧密。根据松井太的研究，与此有关的回鹘文历占书残片（敦煌研究院藏一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三件），其中两件（图A和图B）内容显然与汉文《玉匣记》一致，另外两件（图C和图D）也与《玉匣记》的内容密切相关（见图版21）。另外，普林斯顿大学藏的三件原来也书写于同一西夏文佛典的背面，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为我们考察回鹘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十八宿在道教中占据重要地位，被赋予了神性和象征意义，每个宿都有对应的星君掌管。吐鲁番地区也发现了回鹘文二十八宿的内容，既有写本，也有壁画，主要为土耳其学者拉赫马提研究刊布。下面的文献出现了六个宿名（见图版22）：ulkar yultuz 昴宿、pir baqrsuqra yultuz 毕宿、tsui arantir yultuz 觜宿、sm quisuq yultuz 参宿、tsii tirgak yultuz 井宿、yaltrak ad……鬼[宿]。

1905年，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于胜金口掘获回鹘文二十八宿写卷（编号T.II.S.131，图5），现存文字21行，每行开首书二十八宿名称，随后配以对应的黄道十二宫，其对应关系用多重线条指示（见图版23）。写本首尾残缺，现存第一行为胃宿，最后一行为箕宿。占星学内容在某个时期的回鹘语文献中一定很丰富。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刊布了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篇关于流星预兆的文本的导言部分。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胜金口石窟第6窟穹隆顶中间的壁画图像发现宿图22幅，各宿图榜题框内，上书汉文，下写回鹘文（见图版24）。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内容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观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当时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回鹘文《管子》译本保存在柏林吐鲁番收藏中，编号为U2391（T I x 514），是1902—1903年普鲁士第一次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它表明回鹘人可能翻译或使用了真正的中国文学文本。茨默对这个片段的观察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这个片段似乎是唯一的，找不到另一个属于同一笔迹的碎片；二是这个片段是用一种精美的回鹘文书法书写的；三是写本的布局给人留下了摩尼教文本的印象，因为它有典型的符号标记：黑色的双勾笔画被红色的圆圈包围，其中好像也有一些佛教内容的例子；四是第3行包含了一个中文名字的转写；五是在这个名字的主人的指导下开始研究回鹘文《管子》，发现了与《管子》中类似的语句。

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T（.）.ri t（.）.ri.si burhan y（a）rl.kam.. yetik.n üz. .z ya. uzun k.lmakatl（.）g sudur nom bitig，简称为Yetik.n sudur，译自汉文，虽属佛教，但包含了浓厚的道家因素。其绝大多数发现于吐鲁番地区，敦煌莫高窟北窟也有发现；有抄本，也有印本（见图版25）；除一件残片用藏文记写回鹘语外，其余均为回鹘文。茨默整理刊布了该经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回鹘文本，搜集整理了收藏于德国、俄罗斯、中国的残片共33件（含跋文残片2件）。尽管部分内容依旧缺漏，但这33件残片可以为我们呈现出回鹘文本的大体面貌。回鹘文跋文残片提供了相当明确的信息：比丘尼Silig Tegin于癸丑年六月初一日命人刻印该经一千部，并散之于众；她委托印刷了1 000份该文本，以便从疾病中康复，而且将来不再投生为女身；凭此功德，祈愿可汗、皇太后、皇后以及以和世.（Ku.al-a，即元明宗）、硕德八剌（Si.tibala，即元英宗）为首的黄金家族长命百岁，一切愿望都能得到满足，获得无所不知的佛果。其中的“癸丑年”已被确定为元皇庆二年（1313年）。就是说，回鹘文本至迟于1313年译成。回鹘文本译者为阿邻帖木儿（Al.n T.mür）。回鹘文印本提到，捐赠者会选择一个“六斋日”来抄写或印刷佛经文本。写本题跋的捐赠者请求保护王国，而印本的题跋则要求为蒙古王室谋福利。

回鹘文典籍残存中可能有《管子》残件，其写本外观有摩尼教写本的特点。首次著录《管子》的《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类，其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

回鹘佛教徒有佩戴带有汉文符咒和回鹘文译本的双语护身符传统，而符咒文本也有道教因素。吐鲁番出土了一件回鹘文护身符，夹有汉字，含有道教因素，该护身符写卷不涉及任何单一的主题，而是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例如，防止与邪灵相遇、诬告、孩子难产或保护在某个季节出生的人。回鹘文提道：“我，观音奴（Kon.mdu）虔诚地写下了这封信，以便它可以使后来的人受益。”旁边还有汉字“六字真言”和“观音奴”等（见图版26）。佛教徒的回鹘文护身符文献可能译自汉文密教文献《佛说七千佛神符经》。

四、回鹘人的耶稣信仰

845年，武宗灭佛，包括景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也受牵连被禁。景教在中原等地区陆续消失后，其在高昌回鹘地域内仍然有序传播，并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保持着密切接触。高昌回鹘地区遗存的大量考古遗物和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以及近年在吐鲁番布拉依克附近基督教修道院遗址的考古发现，吐鲁番北部奇台县唐朝墩发现的东方教会修道院遗址高台入口右侧有回鹘文题跋.rk.günb.g“也里可温长老”，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东方教会在高昌回鹘区域的活动。

从1902年到1914年，分别由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阿尔伯特·冯·勒寇克率领的德国普鲁士探险队四次来到吐鲁番地区，在高昌故城、布拉依克、吐峪沟和库鲁特卡等地有巨量收获，除了数千件文物，他们还将20种文字和22种语言的4万件写本残片带回柏林，这些写本残片中包括几幅基督教壁画，绝大多数保存在柏林的三个机构里。

吐鲁番发现的大量叙利亚文基督教写本，显然都来自东叙利亚教会文本。这些文本有单语的，也有双语的。单语种的写本残件有超过1 100件基督教写本残片，其中519件叙利亚语，550件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50件粟特文粟特语，52件叙利亚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回鹘语，3件新波斯语和1件中古波斯（巴列维语）写本残片，其地点位于吐鲁番布拉依克“水房”附近的修道院遗址，年代在9—14世纪之间。

根据Erica C.D.Hunter、Mark Dickens、N.Sims-Williams、Peter Zieme和J.E.Coakley等的研究，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基督教写本绝大部分都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其中东方教会或东叙利亚基督教的礼仪祈祷书《胡德拉》文本和东方教会叙利亚语圣经《佩希塔》文本占发现写本残片的绝大多数，既有用于礼仪文本的圣咏经，也有旧约中的大卫诗篇；至于其他类型的文本，有书信、历法纪年、圣徒传记、祈愿护身符、医学和医药配方等，上述文献陆续被整理刊布。

有几本圣徒传记，尤其是巴沙巴传说，从美索不达米亚把基督教带到木鹿，还有一个版本未详的圣乔治的传说。所有这些都是叙利亚语原文的翻译，包括塞拉皮翁和戴兰的约翰（John of Dailam）的生活。这519件叙利亚语残片材料来自“东方教会极东图书馆”，即布拉依克“水房”附近基督教图书馆遗址。吐鲁番是否有母语为叙利亚语的人，目前还不清楚。鉴于中亚地区广泛的教会网络，最初把基督教传到吐鲁番地区的很可能是粟特人。然而，尽管教会的使命是东向的，吐鲁番文献却清楚地显示出教会的神学影响是西向的。无论是《佩希塔》版本的圣经、东方教会的标准祈祷书，或翻译成粟特语的圣徒材料、包含护身符材料的祈祷小册子，绝大多数吐鲁番基督教文本都有东方教会的明确渊源。只有当我们接触到回鹘基督教材料时才发现一些迹象，即吐鲁番多元宗教环境及其产生的影响，例如，编号为U338写本的祈祷书的回鹘抄写员对佛教功德转让概念的运用。

蒙古时期，呼和浩特的佛教白塔得到了汪古部落基督教王子的资助，这不仅吸引了佛教徒，也吸引了基督教徒在内墙上留下纪念文字。除了12处叙利亚文回鹘语题记之外，白玉冬和松井太还发现了两处与东方基督教会有关的回鹘语题记。其中一处提到两名具有基督教教名的访客Pilipoz和Yušimut，并将叙利亚语的基督教祈祷放在最后一行，清楚地表明了与东方教会的关系（见图版27）。“猴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Pilipoz，Yušimut，Qïrqïz（？），Y-a-čï，Bačaγ（？），Mongolday（？），这些人虔诚地来瞻仰这座塔，并写下（此语）。这是真实的。[叙利亚语]阿门！愿菲利普兹，你的奴隶，受到鼓励……”这两名基督教徒可能是专门参拜白塔的。另外，从榆林石窟中检索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题记显然也有相同的格式内容，并表明它们的书写文化之间的联系。“猴年，五月初十五。（我们）Buyan-Temür、Natanayel和Yōh·annanān（三人），来到瓜州这座山寺，参观（洞窟）两天，用三（瓶？）小麦啤酒（sorma）和一只羊的餐食（aš）做了（供奉），然后我们开始返程。5月6日至7日作为纪念吧！阿门！永远！阿门！”

榆林第16窟一则叙利亚文回鹘语题记还暗示，这些回鹘基督教徒参加了在榆林石窟举行的佛教盛宴，并向佛教寺院捐款。回鹘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文化和宗教接触值得关注（见图版28）。

来自吐鲁番地区的圣经文本大致可以分为诗篇片段、福音片段和经课集（Lectionary）片段。大概在10世纪末之前，吐鲁番地区有500多本叙利亚语书籍，其中约27本圣经，也包括旧约。这些叙利亚语片段在吐鲁番地区流传下来，在9—13世纪期间圣餐和每次的祈祷中使用。广泛的传播见证了叙利亚语不仅在中东使用，而且中亚和东亚都遵循叙利亚语作为礼拜仪式的语言，在阅读圣经和赞美诗等方面还需要本地语言的补充。

对吐鲁番《佩希塔》《诗篇》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很多内容，连同其他现存的礼拜仪式残片证明了一个高度组织的修道院社区，尽管其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教廷和波斯教会的中心地带以东数千公里之外，但仍然忠实于东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来自吐鲁番地区的基督教写本残片是一个丰富的信息宝库，它揭示了东方教会神学传统中一个远离传统家园的社区是如何自我管理的。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的残片揭示了吐鲁番回鹘基督教徒如何与他们的神学根源保持联系，并与周围的文化保持接触。在东方教会总体上向东到中亚和中国传教的背景下，圣经文本揭示了其西向的神学取向。

元代统治者重用色目人，一些回鹘人被派到内地做官，基督教文化也被带到内地，如泉州、扬州和赤峰，这些地方发现的石刻都应是回鹘人基督教中国化的遗物。

泉州出土的一件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的译文：“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六百一十三年（1301年），桃花石纪年牛年十月二十六日。高昌城人图克迷西·阿塔·艾尔之子乌斯提克·塔斯汗在他六十七岁时，来到刺桐城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他的灵魂将在天国安息。阿门！”扬州出土的一件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的译文：“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六百二十八年（1317年），突厥纪年蛇年三月初九日。大都（即北京）人Yoanis Sam-.a的伴侣也里世八夫人，她在三十三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故去了。她就葬此墓地。愿她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与Sarah、Rebekka、Rahel等圣洁的贵妇们同归故地。愿她英名永存！愿她流芳百世！阿门！阿门！”泉州出土的一件回鹘文基督教徒墓碑铭文（见图版29），内容可翻译为：“高昌人圣洁的也里可温贵妇马尔达公主，于羊年（1331年）腊月满二日，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她在神圣的天堂（安息）”。赤峰出土的一件回鹘文、叙利亚文基督教徒墓碑瓷砖，其铭文可以翻译为：“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五百六十四年（1253年），桃花石纪年牛年正月二十日。这位京帐首领药（Yawnan）——部队的将军，在他七十一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位大人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吧！”

泉州的回鹘人基督教徒石刻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本土化特点，如中国式石棺基座、飞天式戴乌纱帽的天使、如意状祥云、中国古典花边纹样等，尤其是一件天使头上的神龛型镂空的墓顶石构件，其镂空可以解读为儒家的“天”、道家的“无”、佛家的“空”，还可以解读为基督教的“天堂”，创意堪称一绝，可谓东西方文化本土化的上乘精品（见图版30）。

五、结语

总之，中华文化的结构就是儒释道，回鹘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回鹘人西迁定居后，精神上向东靠拢，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环境，积极学习践行儒释道文化及其价值观；同时也以开放的胸怀向西借鉴，少部分回鹘人传习东方教会的基督教信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回鹘人的“儒释道耶”信仰及其发展带给我们几点启示。首先，回鹘文化中的儒释道内核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笔者斗胆用“东融西鉴”来概括回鹘文化精髓：向东融会贯通，向西交流互鉴，由此促成回鹘文化的中华文化属性和标识。其次，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群体内部的合作问题，成为一个共同体之后要实现合作共存。中国历史就像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不管是什么人群，进来最后都会成为中国人，最终实现“合一共命”。回鹘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最后，回鹘人自觉把中华文化作为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传习践行，也为今天的人们树立了榜样，重温中华情怀和底蕴，不断提高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归属感。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的和精神的；有了中华文化，中国人才成其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才成其为中华民族。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辑：辛春

审核：康晋昕

监制：王璞

免责申明：

本平台仅限于学术文化交流，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和首发媒介所有，若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告知我们，我们将做相关处理，其他平台转载请注明出处。

往期好文：

玉门：充满军魂的城市

青头山：一个驻守祁连山口的村落，背后隐藏着许多秘密

塔尔湾：疏勒河流域一个古老村落

河西走廊赤金大峡谷里的神秘史前文明

长城最西端甘肃最西部一处被人忽略的神秘古遗址：玉门小金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