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靖康 | 清代新疆渔业考述

鲁靖康

新疆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地域差异显著，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农业经营。现有关于新疆农业历史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农牧业，对渔业的研究极少，几为空白。[1]究其原因，主要因历史资料的匮乏与分布不均：清以前的新疆渔业史料十分罕见，一麟半爪，难窥全豹；清代官私文献虽明显增多，然关于渔业亦多是只言片语，难知其详，而且分布零散，研读极为不便。尽管渔业在古代新疆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方面，还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对于古代新疆渔业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地区农业历史的认识。

一、清代以前的新疆渔业管窥

新疆多河流湖泊，为鱼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自然条件，地区渔业历史悠久，《山海经》中即有“敦薨（开都河）之水焉……其中多赤鲑”，[2]“丘时（龟兹）之水出焉……其中多嬴母”[3]的记述。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鲜卑一支所建），其民过着原始的采集渔猎生活，不识五谷，唯食鱼及苏子。[4]唐时，诗人岑参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和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均记载了今伊塞克湖丰富的渔业资源：岑氏诗云：“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5]玄奘亦云：大清池“周千余里……龙鱼杂处，灵怪间起”[6]。热海和大清池一地殊名，皆指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时属唐境。

清代以前的新疆渔业资料，就笔者所见，仅止于此。究其原因，《新疆志稿》言：“西域自昔为羌戎杂处，其俗以鱼为神物”，不敢捕猎，有鱼亦不著称，所以渔业资料极其匮乏。但通过上述零星的记载，我们仍可窥见新疆地区丰富的渔业资源。

二、清代的新疆渔业

清代新疆统一以后，农业开发的热潮逐渐兴起，广大土著和客籍居民陆处者农，谷处者牧，水处者渔，以往视鱼类为神物的风俗观念得以改变，鱼鲜之利，竞相网取，渔业发展有了长足进步。清朝钦定图志，备列品物，鱼类也屡见于官私记载。

清代新疆渔业资源分布颇为广泛，大凡湖泊和河流均有出产。鱼的种类见诸记载者有：“奇勒必，无鳞，产自额尔齐斯河；易里木，鱼长一二尺，有通骨，嘴甚长而无刺，出准噶尔部；纳和，鱼长二三尺，腹甚扁而阔，多腴，出准噶尔部；鲁赫依，无鳞，口圆，身微扁，大者可七八尺”[7]。新疆之水“在南疆者，千岐百派，以塔里木河为纲”，“在北疆者以伊犁河为纲”，“在科塔之交者为额尔齐斯河”，多出巨鱼，“其余小水支渠或流、或没、或潴，亦生小鲜”。从文献记载来看，塔里木盆地周缘、罗布泊、伊塞克湖、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开都河流域和乌鲁木齐周边地区是清代新疆的主要产鱼区。

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南部，北、西、南三面分别为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阿尔金山环绕，大量的积雪融水或流或潴，水源相对充足，河流和湖沼较多。塔里木盆地周缘渔区东起焉耆，西经轮台、库车、拜城、温宿、巴楚到达疏勒，再向东经皮山至和田，呈半环形分布。焉耆“海都河（开都河）环绕近城……宛如泽国”，“产黑皮鱼，岁产五六千斤”，距城不远的博斯腾淖尔“鱼类及水禽亦多”[8]。轮台“所产之鱼虽不及喀喇沙尔（焉耆）之美，然此物甚多，亦系常产”[9]。塔里木河横贯库车，“有鱼巨口细鳞，鲜美如江南之鳜”，“库库车尔军台北，苇荡百里，游鱼可数”。拜城物产动物中有马、牛、羊、驴、狐、鱼。[10]温宿瑚玛喇克河“产鱼，曰大头鱼、曰白鱼、曰黑鱼”，“岁产一二千斤”。巴楚州“川泽纵横交络，均产白鱼”，“苏沙湖、红湖、玉河……均产鱼”。疏勒之乌兰乌苏河、雅璊雅尔河“小鱼成队，间有长二尺者”。皮山“虽无河海渠泉，草湖中亦往往有之（鱼）”。和田“水族仅鱼一类，但足供馔”。[11]

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东部，“是产大鱼，黑脊方口，或曰鳇鱼类也”。该地区长期与世隔绝，周边生活着一些不知耕牧，只知渔猎的原始部落，他们“不食五谷，以鱼为粮”，“夜以鱼油燃烛”，“鱼之外无他产，捕鱼之外无他业”。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也说罗布泊“有村二，皆名贺卜诺尔，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鱼为生，织野麻为衣，取天鹅绒为裘，藉水禽翼为卧”[12]。能供给唯以鱼为食的八百到一千家人的食物，说明清代罗布泊的渔业产出相当可观。南疆之开都河“多鱼，多芦、雁、蒲、鸭，鸥鹭成行”[13]，“产鱼与罗布淖尔相似”，纪筠曾用“凯渡河鱼八尺长，分明风味似鲟鳇”的诗句来描写该河出产鱼类之大，味道之鲜美。[14]

伊犁卡外西南诸水皆入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湖中“有鱼似鲤”，周边居民已不再视鱼为神物，“竞网取，无复为昔日祈祷者”。伊犁河是新疆第一大河，水量充沛，支流众多，鳞介卵育，多出水族。“过摩多吉尔玛台，水入山峡，小鱼生焉”，“垂纶投饵，白小盈筐”。其支流果子沟“有鱼，四腮巨口，细鳞如鲈”。嘉庆十七年，伊犁将军松筠奏称北岸“田户兼可捕鱼”。福庆记载：“伊犁河汛溜急湍…多白鱼、鲨鱼、水獭”[15]。洪亮吉云：“伊犁河鱼极多类，皆无鳞而皮厚……绥定河出墨花鱼则较美”[16]，并用“昨宵一雨浑河涨，一万鱼皆拥甲来”的诗句形容伊犁河鱼鲜之多。[17]格琫额也说：“鳞中有鲠鱼、鲫鱼产于大河……每当春渐初融，自三月至五月上旬则喁喁若贯”[18]。

额尔齐斯河是北疆的另一重要河流，“不但舟运及灌溉裨益各地，而且川鱼多，每年渔猎之产额不甚少”[19]，“产鱼似鲟，大者数尺”。塔城地区“各河港均产鱼，有鳟鱼、鲨鱼、白鱼数种，然所产甚小，惟额尔济斯河所产颇大”[20]。

乌鲁木齐一带居于天山北部，水皆西北流潴为海子，故鳞介多产自湖沼。乌鲁木齐河出产一种鱼，“鱼形长细如梭，有翅无鳞”，河上有桥曰“巩宁桥”，“桥下渔者持网捞鱼，日不绝”。桥南有海子曰“关湖”，“湖上多柳，荇藻交横，中有鲫，长六七寸”。三个泉、老龙河产鲫鱼亦多，“岁产二千斤”。昌吉之头屯河，洛克伦大西河、小西河产黑背无鳞鱼，[21]“岁数百斤”。呼图壁“大泉庄、黄草湖产无鳞小鱼”。阜康物产中“鱼间有之”[22]。

客民捕鱼与内地无异。一些土著的原始部落除以网罟捕鱼外，遇有大鱼还使用棍棒等工具，如贺卜诺尔人捕鱼“乘木筏张网，或置钉于梃，伺大鱼至，钩梃交下”。土著居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因地制宜地发明了两种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捕鱼技术——“燿鱼”和“药鱼”。燿鱼法主要行于冬季的额尔齐斯河，冬令冰合，当地牧民便携带干粮前往河上捕鱼。其法，凿冰为孔，“径尺，（至夜）燃火其上，鱼见火竞濯而出”。这种匪夷所思的捕鱼法可能是利用了某些寒冷地区鱼类的趋热、趋光性，比之结网投竿的一般做法要省便得多，且效果颇佳，“每夜可得数百十斤”，有多至“二三千斤者”。[23]药鱼法是维吾尔族群众发明的一项渔业生产技术。“回人之渔者无钓竿、无网罟，惟赖土产一种异药，煮汁浸葫芦子，俟春暖雪融，山水溢下，群鱼乘流游泳时，投洒水内而毒之。麟无巨细，吞者辄醉浮水面，或群泅水中，徒手摸捕，以售于市”。[24]

清季新疆从内地引入了一些鱼类，对局部地区的渔业分布产生了一定影响。上文乌鲁木齐关湖之鲫鱼为“昔巡抚刘锦棠由湘致活鲫畜之，俾滋生焉”。哈密地区夙不产鱼，“湘军以木桶盛鱓（鳝）数百但荷出关，抵哈密弃之淖尔，岁久亦滋”。

在捕捞野生鱼的同时，清代新疆也开展以食用和观赏为目的的人工养鱼。乌鲁木齐河出产的“长细如梭，有翅无鳞”之鱼即有“市廛畜池以售”，所售之鱼“有长尺余者”，说明人工饲养的个体比野生个体要大。林则徐遣戍伊犁期间曾凿池饲养友人馈赠的鲤鱼和四腮鲫鱼。[25]内地官员任职新疆时，引进内地的园林，庭院官署有水池做衬，蓄鱼以赏。洪亮吉到达配所后，伊犁将军给其西城官墅一所，“正室名环碧轩，沟水四周，朝增夕减，有如潮汐，蓄鱼百头，游泳堂下”[26]。此外，新疆一些地区已经根据河流水量的时令变化来安排渔业生产，如伊犁河之鱼自三月至五月上旬河水较浅时易捕，“于五月下旬河水涨发，则皆深潜，未易网获也”[27]。虽只是简单的经验总结，但却来自于长期的生产实践，能够因地制宜地指导生产，提高效率。

以上都是清代新疆渔业的进步方面。其时，新疆还流传着一些关于鱼的不科学、乃至错误的认识。维吾尔族群众当中流传着鱼“桑椹熟时可食，余时皆有毒”的说法。[28]对野生鱼的来源认识不清也产生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有认为是秋虫所化：纪筠有诗“拨剌银刀似脍残，有人相戒莫登盘。鱼苗多是秋虫化，倚仗曾经子细看”即持这种观点；[29]有认为是蝗蝻所化：王树枏在月令书《新疆小正》中说“此种鱼（野生鱼）皆蝗蝻入土或其子所化者”；还有观点认为是雪蛆所化：“雪蛆生雪中，有重十数斤者，天暖雪融随水下注辄化为鱼。故新疆多无鳞鱼，食之令人疾”。这些错误的认识经一些有好奇至怪之癖的文人渲染，给新疆渔业蒙上了一层怪诞、神秘的面纱，不利于地区渔业的发展。

清代新疆地利初开，商人较多，贸易繁盛，在交易的货物中，水产是重要一类。“回人不甚食鱼”[30]，其捕鱼主要是为了出售获利，而汉民捕获之鱼除自食外也在就近的市场销售，“网罟之利，穷黎有赖之”[31]。纪筠用“昌吉新鱼贯柳条，笭箵入市乱相招”的诗句展现了昌吉一带的市场上以鲜鱼争相招揽买者的景象。庄肇奎用“伊犁江上泮冰初，雪圃才消未有蔬。齐向鼓楼南市里，一时争买大头鱼”的诗句勾画出伊犁初春时节蔬菜稀少，人们纷纷购买大头鱼的场面。[32]

清代新疆鱼价往往因地而异，南疆巴楚州出产之鱼“每百斤值银七八钱”，每斤尚不值银一分，低贱至极；而疏勒“每斤大鱼值银七八分”，百斤即值七八两，利润颇大。地区差价刺激着商人远道贩运鱼鲜到价高之地出售。由于长途贩运水产保鲜不易，故而远途贩运交易多在寒冷的冬季进行。额尔齐斯河之鱼因“肌理细而味亦佳”而受到青睐，是以“冬日土人常以冰鱼贩运各处”[33]；开都河所产之鱼也于冬日运至乌鲁木齐出售。[34]

乌鲁木齐扼守北疆咽喉，人口众多，“繁华富庶，甲于关外”[35]，居民多迁自内地，有食鱼喜好，渔业贸易最为发达。“南北冰鱼皆集于市”[36]。当地不但出售新疆出产之鱼，而且出售内地转运之海鲜，“大贾皆自归化城（呼和浩特）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贿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一切海鲜皆由京贩至归化城，北套客转贩而至”[37]。富商大贾深知新疆地处内陆，海鲜珍奇有大利可图，于是组织商帮转运至乌鲁木齐出售。所谓“不重山肴重海鲜，北商一到早相传。蟹黄虾汁银鱼鲞，行箧新开不计钱”的诗句，[38]不但描绘了乌鲁木齐人喜食海鲜，争相购买的情景，而且通过列举海鲜种类，说明供应品种之多。

有清一代，鱼鲜在新疆除用于自食和销售外，还作为馈赠友人的礼品。林则徐《癸卯日记》记载：（1843年）二月五日，“布将军（布彦泰）馈生鱼，以今日河冰全开，故可举纲也”。二十日，“布将军来晤谈，并馈生鱼”。二十二日，“常靖亭、刘养云俱馈鱼来”。三月十七日，“早晨布将军送鲫鱼来”[39]。曹麟开的诗句：“有馈鲈鱼一尺长，四腮形状似江乡，”[40]以友人馈赠的鲈鱼与家乡所产之鲈鱼作比，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清代新疆鱼鲜的食法因地、因民族而异。罗布泊的贺卜诺尔人“食（鱼）则以火炙之，不羹不饭。小鱼则以铁箸贯而炙，随食随漱，鱼骨自口角联贯而出，其气腥臭不可近，近则令人呕恶”，食法最为原始。巴楚州一带视鱼为粮，有“以干鱼磨粉合面食之”的奇怪食法。“西秦（西域别称）只解红羊鲊，特乞仓公制脍方”[41]，新疆土著居民善于烹制畜肉，而鱼的食法则不合客民的口味，因此想吃到可口的鱼鲜必须向其他客民求教烹饪的方法。“芦芽细点银丝脍，人到松陵十四桥”，新鲜的鱼鲜“羹以芦芽或蒲笋，颇饶风味”[42]，以致于让遣戍乌垣的纪筠仿佛感觉到身在江南。相比之下，客民的食法比较考究，更加强调滋味。

近代以后，沙俄大肆鲸吞我国西北领土，伊塞克湖、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部分河段被沙俄侵占，新疆渔业生产萎缩。“自中俄分界，而多鱼之泽归俄”，“俄人于额尔齐斯河入宰桑淖尔（斋桑泊）处设铁栅栏，鱼上溯，故长数尺者不至”，而“俄人以轮舟入淖尔捕鱼，为出产一巨宗”，获利巨大。同时，由于清政府加紧搜刮剥削各族民众，新疆社会经济陷入凋敝，渔业生产和贸易也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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