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怎样避免沦为敲诈勒索
来论
“双十一”到了，平台促销活动层出不穷，消费者也准备开启“买买买”模式。而“职业打假人”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少职业打假人在网上招揽徒弟。根据媒体报道，某职业打假人有150余名徒弟，学费是2000元一位，每个月有5万元到10万元的收入。拜师后，这些“师父”会拉群分享打假案例、打假思路，会手把手教人薅羊毛、“吃货”(仅退款)，甚至还能帮商家打击其他购物平台的同行。
当然，作为一个灰色产业，也有人打着收徒的名义骗钱。交了几百块，“师父”发来一堆网上一搜就有的材料，就销声匿迹了。
2009年，食品安全法首次规定十倍惩罚性赔偿。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退一赔一”修订为“退一赔三”，并增设了精神损害赔偿等相关规定。不少“职业打假人”正是依照这两条规定，打假并索赔。职业打假群体也自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职业打假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生意，其行为目标、行为模式、运行机制都较为稳定、成熟，已经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商业化的特征。收徒、卖课是商业化图景的一个必然衍生，如果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也并不违法。
职业打假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支特殊力量，其存在具有双刃剑的效应。虽然有利于遏制商家的造假、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一个糟糕的变化是，如今的职业打假人，有的并不仅仅是基于消费者身份的索赔，而是基于举报的勒索。在利益的驱使下，职业打假人会向经营者提出不合理的赔偿请求，索赔的手段也开始逐步“黑化”，最有可能逾越红线，构成敲诈勒索，甚至捏造事实。
今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知假买假”的案件，要求“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
职业打假人的出现，从更深层次看，其实是一个立法问题。经济学家华生曾批评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现象。过于苛刻的法律，是导致职业打假人现象的一个因素。
现在，很多电商做直播非常谨慎，不但不能说“最”“第一”这样的极限词，连高级、绝佳这样的词也要注意。否则，被职业打假人录屏举报，会因违反广告法，一举报一个准。日常用语经常会用到“最”“高级”等词，法律规定超出日常生活太多，就会导致一不小心就违法，给职业打假人空间。其实，任何人对市场上的信息，都有保持怀疑的义务，法律完全不必如此苛刻。
某种程度上，为了应对职业打假人，法律已经做出改变，向着更宽松的方向变化。
近年来，有关餐饮店“超范围经营”凉菜的事件引发多方关注。据此前相关规定，经营拍黄瓜等凉菜制品，需要设置冷食制作专间，且办理相关许可证。从卫生方面考量，这个规定有其道理，但小餐馆设置专间并不现实。加之法律普及不到位，很多小餐馆经营者并不知道有这条规定。这也成为职业打假人“敲诈勒索”的重灾区。点一份拍黄瓜，索要几千元。
面对这个情况，2024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对“拍黄瓜”、泡菜等简单食品制售行为，在作出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简化设备设施、专门区域等审查内容的许可规定。在这个问题上，职业打假人自然就消失了。
所以，职业打假人是一个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的综合性现象。这三者要综合调适，才能把职业打假人现象控制在利于消费者权益，又不沦为敲诈勒索的状态。反过来说，职业打假人也是立法、执法、司法的一面镜子。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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