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思父母

思父母

张志伟

我爸爸张振福今年98周岁，我妈妈黄素英今年94周岁，他们原来都很健康。

感谢组织和亲友们对他们的关照，使他们得以健康长寿。

今年出版的“鹭江银潮”杂志有报道他们的情况。

今年10月4日晚我妈妈因感冒，呼吸困难去住院，11月8日零点15分仙逝。

我爸爸是11月13日，因胆结石堵住胆囊疼痛住院，12月18日上午9:06分仙逝。

感谢有关单位和医生、护士的尽力救治。

我爸爸妈妈相濡以沫70年，今年度过了“白金婚”纪念日。

我妈妈上个月离世对我爸爸的影响很大，在病痛中的他也不恋生了。

我昨天看到网络上征诗，发了一句“且借人间二两墨”当时我在病房，听着我爸爸的呻吟，我挺难受和悲观，续了三句：

且借人间二两墨，

告知苍生蹉跎多；

名利情爱皆烟云，

生命尽头是解脱！

现在他们解脱了，但愿天堂没有痛苦！

1925年12月24日，我爸爸出生在这座房屋里。抗日战争以前，这里曾经是“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和“中共云和诏县委机关”办公地，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爸爸的祖屋被国民党军烧毁多次。我的爷爷、奶奶、叔叔被国民党保安团抓到牢里严刑拷打，折磨到浑身溃烂，放出来后先后去世。截止至1949年，我爸爸家族共有9人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28年，我爸爸的家乡就建立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1929年红军48团到了这里，1935年，卢胜将军的部队长期驻扎在这里，我爸爸所在的村庄51口人，先后有17人参加红军和新四军。

我爸爸的哥哥张北柱第一批参加红军，后任王涛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这是他的墓碑 。

我爸爸的叔叔张义峰，早年是卢胜（开国中将）的警卫员。在一次惨烈的激战中，他的腿骨被子弹打断都不知道，战后才发现满腿鲜血，不会走路了。

文革期间，我叔公到永安小住，卢胜将军专程来永安看他，我亲眼见到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1968年我爸爸去北京开会，特意到南京看望我叔公。

我爸爸少年时就给红军当交通员。家被烧，爷爷奶奶被关后，他就跟着哥哥的红军部队。

他于1945年入党并任王涛支队中队指导员；1946年8月就任北路工作团团长；1949年任诏安县首任县长；1952年任漳州市市委常委 、政法党组书记兼公安局长。

1953年7月8日，原十兵团副司令，福州军区副司令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刘永生（右，开国中将）到漳州，说要去闽南基层看看（抗战时期，我爸爸当过他的警卫员），所以全程陪同他。

7月16日拂晓，他们住在诏安宾馆听到东山岛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我爸爸跟刘司令立即赶到东山八尺门渡口侦查，他们亲眼看到蒋军伞兵从天而降，原来是胡琏率13000多人偷袭东山岛。

刘永生曾任王涛支队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纵队司令员。他迅速联系有关部门，就近从汕头调兵遣将，很快就形成合围之势，蒋军仓皇撤退，抓走沿海村庄的所有男人，后来就有了“寡妇村”的故事。

解放初，蒋军飞机经常到厦漳泉轰炸。1953年，彭德怀来漳州视察后决定修建漳州机场，我爸爸兼任漳州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保卫处处长。

天上要防空袭，地下要抓特务，工程还提前完成，机场验收一次性通过，刘亚楼和许世友在现场大加赞赏。

1955年我爸爸被调到公安部工作。那时候我刚出生，我妈妈工作任务繁重，我没满月她就去上班了，我才6个月她就给我强行断奶。我和我哥哥小时候事多，她实在忙不过来，就强烈要求我爸爸回漳州。

有一天我爸爸路过罗瑞卿的办公室，见其不忙，就进办公室跟他谈家事，罗部长很通情达理，叫我爸爸写个报告，他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张振福回福建另行安排工作。罗瑞卿”

我爸妈都很感谢他。

我爸爸因家庭的事要求回福建，省领导不高兴，先是给他“坐冷板凳”，后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75年罗瑞卿到福州找老中医治腿疾，我爸爸专程去看望他。我爸爸问他：罗部长，你为什么要跳楼呢？罗说：我怎么会去跳楼？是他们把我推下去的！

1958年，我才3岁就随父母来到三明。

当时国家将三明作为东南的重工业基地，大举投资建设，成立三明市重工业建设委员会（省委副书记伍洪祥担任主任，福州和厦门市委书记调到三明担任副主任）。

突然涌入的十几万建设大军和上海搬迁过来十二家工厂，让原有几千人的小城承受不起。又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有位“老革命”说：现在的生活比我在延安还更艰苦！

1961年2月，朱德到三明市视察，我爸爸时任三明市政法机关党委书记兼市公安局长，全程护卫陪同他两天。

朱德知道陈伯达曾经给张贞当过秘书，想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张贞是我爸爸的同乡宗亲，国民党上将。我爸爸告诉朱总司令：陈伯达因与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搞不好关系，后来投靠张贞。蒋介石得知陈伯达是共产党员后，令张杀陈，张惜才，派人送陈去延安。

朱德与江一真（福建省省长，当时被整，下放到三钢劳动）关系很好，朱德邀请江一真到专列上住了两天，并为他鸣不平，后来给组织上给江平反了。

1951年我妈妈在龙溪地委组织科工作，后来漳州市邮电局加强通讯保密工作，对报务员、话务员等机要科室进行人员调整，她被调去当话务员。1953年她跟我爸爸结婚，漳州市委书记做证婚人，婚后我妈妈调到漳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我妈妈说：我们家完全是大家同甘共苦的，没有搞特殊化和以权谋私。我一餐饭只有一小竹筒的米饭和一个小地瓜，我妈妈要剥我的地瓜皮给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吃，我捂着说：我敢吃！兄弟们都吃不饱，我妈妈常拨出自己碗里的饭菜给孩子们吃。

我妈妈工作繁忙又吃不饱饭，她原来120多斤的身体，瘦得仅剩70多斤！

我爸爸与堂哥张振顺（老红军）合影。

“三年困难时期”，我爸爸下乡调研一年，帮助解决村民的困难。他与村民同甘共苦，一斤米分要分做五天吃。瘦的皮带都扣不住腰。

我亲眼见他从乡下回来时，先在皮带的末端打了几个洞！

我爸爸1975年调任厦门市委常委、秘书长，先后分管组织部、人事局，任政法委书记、市纪检会书记和主持市人大工作。

我当时在永安邮电局工作，多次要求他把我调到厦门，他不予理睬。1986年我大学毕业，才来到厦门。

我哥哥1978年从部队退伍，到省运厦门汽车分公司当修理工，我弟弟作为知青下乡劳动，在水田脚都过敏泡烂了还坚持在农村。我们兄妹们全都是自谋职业，没有一个“吃皇粮”。

前年，我爸爸“光荣在党76周年”厦门市市长庄稼汉来家里授勋。

前年，我妈妈光荣在党68周年了，市外办的领导来家里授勋，我陪同。

这是'厦门日报"刊登采访我爸爸的文章。

我妈妈告诉我：她嫁给我爸爸后，在他管辖范围内工作到退休，从未被提拔过。她退休前拿到的工资与认识我爸爸之前的工资差不多。每次调整工资，他爸爸都劝我妈妈让给更困难的人）！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奉献了一生，并且做到了从未因私犯过错误。

我爸爸离休后担任厦、漳、泉、龙岩、三明五市的老区促进会的牵头人和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会长，他为革命老区争取到3000多万元的扶贫建设经费。

抗战时期的一个冬天，他带部队冲锋过河，他小腿抽筋差点淹死，后来小腿严重静脉曲张，下肢肿得很厉害，我给他买的48码的拖鞋都套不进去。

即使这样，他还坚持下乡，为老区人民谋幸福。

这是我妈妈跟着我爸爸到革命老区捐款捐物。我爸爸还经常要求我们也捐款。

我爸爸几十年笔耕不辍，为闽粤赣研究会写了260万字的稿件，自己的回忆录200万字，充实完善了历史资料，还原了一批革命先烈的形象和功绩，解决了部分“老革命”及其遗属的问题。

1985年到1988年我爸爸主持厦门市人大工作，这是当时的人大办公楼。1987年何立峰同志被任命为厦门市财政局长就是到这里领聘书。

何立峰同志在给我爸爸的书作序时谈到这段往事。

这些年，我爸爸的祖屋门口挂着“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旧址”、“中共云和诏县委机关旧址”的牌子，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屋里展示了当年的革命史料。

这是2018年春节，我们家的全家福。

在我爸爸妈妈住院期间，我们轮流夜守护在他们的身边，医生护士和家人都尽力了。

写这篇回忆和弹唱一曲“小白船”，就算给我爸爸妈妈送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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