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前后，福建省莆田市迎来了一批批寻找南少林寺的寻根祭祖客人。先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僧人释永寿，随后，上海市卓绝的气功大师、密传的“南少林内劲一指禅”第十八代传人阙阿水，(这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的职业是粪便清洁工，文化程度很低，处于社会的底层。八岁时，他的师父巡行各地除灭叛徒、内奸的南少林武僧，到苏州他的家中一定要领养他，并答应他的父母在三十岁以前把儿子还给他们。阙阿水追随师父学到绝技，果然师父在他二十八岁时让其还俗回家成婚。“文化革命”中一飞行员坠机致残，阙阿水施术将其救治。大奸张春桥闻知，诬阙阿水为妖人，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押人死囚牢待决。后由一位弟子营救，始得出狱。嘱其弟子胡永显数次到莆田寻找祖寺,继而，日本冲绳的空手道协会根据历代祖师相传，派仲本盛康、渡嘉敷唯贤等人率团，两度赶莆田寻找南少林寺祭拜。在此期间，美国新加坡的僧人和广西梧州的梁姓武术世家也遵从祖训，先后来莆田寻找南少林之根。
国内外这些寻根拜祖的人士虽然均无所获,但他们的活动渐渐为莆田人士所注意。有心人联想起,几年前电影《南北少林》和《南拳王》的摄制组均选在莆田的千年古刹、全国的模范寺庙广化寺内拍摄,其它地点不去,后来电影公映,内容都是描述发生在莆田南少林寺和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故事。有人还指出，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讲到的南少林寺都是在莆田。····于是，莆田的一批热心人开始从事南少林的研究工作1989年12月，“莆田市南少林研究会”正式成立了。1990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和福建省文化厅批准，莆田市南少林研究会请福建省考古队在莆田市以北十二公里、地处深山之中的林山村林泉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请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们对遗址地上、地下的文物做了鉴定。
由于南少林研究涉及许多禅宗史的问题，莆田研究会的同志们不很熟悉,到处请教。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时的一位同窗挚友吴玉贤,在福建省文化厅主管文物考古工作，他向莆田同志推荐了我。于是,莆田市南少林研究会转请《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找到我,请我去莆田考察。
对于少林寺与少林武术问题，我本来持狭隘的保守态度，以冷眼视之。因为，佛教主张“无净”,戒律中特别重视“不杀生”释迦牟尼佛连口头争执都不表赞成，对挥拳舞棍、恶拼猛斗更要谴责、反对了。中国佛教为严守“不杀生”的戒律,禁止僧尼食肉，他们对牲畜尚且不加伤害，怎能拳以脚枪棒对人呢?我认为，少林寺以武术扬名于世，是中国佛教的悲哀;佛教凭借武术吸引大众标志着它的变质和衰败。因此,对于莆田市南少林研究会的邀请我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因为是吴玉贤的推荐，又不能不去，否则以后见面，他骂我摆臭架子，不好交代。这样,抱定“只看不说”的态度,1991年4月我趁去江西考察之便,顺访莆田。
到莆田后，我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在林山村林泉院遗址看了福建省考古队发掘工地现场，考古工作者严肃的态度和细致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央和福建省的文物考古界权威、中国武术界的领导人已经来了几批,均做出高度评价。莆田市南少林研究会会长林德荣、顾问方金辉同志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会做了很多工作,领导者的态度比较严谨。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林泉院遗址西北坡上的一座小庙,林山村山民们称之为“红花亭”。我反复观察,这座小庙梁、柱上的题记、对联让人觉得奇怪。回到莆田以后，脑子里在不停地思考都是有关红花亭的问题，感到需要进一步对它做详细的调查、记录。两天后,我又第二次进山,专题考察红花亭。
红花亭是一座由前亭、后殿组成的民间庙宇,座北朝南，面宽仅一间。前亭之顶为纵式歇山顶，后部插入后殿殿顶的前坡之中。亭宽6米进深4.5米，四柱四梁。两前柱及柱$均为圆形，两后柱及柱$均为方形,盖寓“外圆内方”之意。这是莆田以及福建许多地方古代建筑的通行样式。亭下地面是垒石筑成的平台平台正中砌一方形拜石。
后殿正面是三座木门，殿宽3.78米，进深5.6米。后梁中央悬廊一方，上书“保民殿”三个大字。匾下设神龛，龛中供设三尊神像:中为玄天上帝(村民又称“先帝爷”).左为文昌帝君，右为田公元帅。“文化革命”以前本来只供一尊玄天上帝木雕像，“文革”中被毁坏,现在的三尊像是1984年前后新雕成的。神龛放置在石砌高台上面，台高1.13米，宽2.1米，深0.83米。石台正面的中央部位砌出一朵莲花图案，其花托部分是在花瓣下方的一块石头上刻出的。
红花亭中最让我留连、又最费脑筋的，是梁、柱上的墨书题记与楹联。前亭的前梁下方，墨书:“陆折、郑郏同建”;后梁下方墨书:“隆武二年岁次丙成蒲月吉旦”。据林山村山民介绍，原来前亭的前、后、东、西根大梁的下方写有很多题记、尤其是东、西梁下小字题记极多，写的都是功德主的姓名与施舍的钱数。1984年重新油饰红花亭时，把这些题记都刮掉了。前后梁下现在看到的这两条题记，是由于村民喻步勋的坚持，并由他本人在原处、按原字重新写上去的。
林山村山民们还说“文化革命”以前，红花亭的两根前柱上挂有一幅弧形的木制楹联，右边一块刻五个大字:“柏酒倾杯绿”;左边一块刻五个大字:“篱花带雨红”，边上还刻有小字“郑皆山书，岁王寅端月”。1966年“破四旧”的时候，把这幅楹联连同红花亭的神像等一同烧掉了，林山村的老党支部书记叶春枝以及不少学生和村民当时都在场，他们都参加烧。
红花亭后面的两根柱子上分别墨书对联一副:“万物总归三尺剑”，“五云时现七星旗”这副对联也是后柱上原有的，1984年油饰时因残缺难看，把旧字刮掉，请林山村小学老师张永泉在原处、按原字重新书写的。
红花亭后殿的前梁下方也写有墨书题记:“嘉庆己己(已)年檀越 [主] 喻序岳重整。祈求子孙永远兴隆者。这条题记也是原来就有的，1984年油饰时旧字被刮掉，由村民喻步勋在原处、按原字重新写上去
红花亭后梁上方所悬“保民殿”匾额的右上方，有墨书小字“嘉庆庚午年”，左下方有小字题署:“弟子喻子光，耳孙兰田、宗训、兰松重整于1985年、7、吉旦”。这方匾额的大、小字均为喻步勋书写。他对我说:“这块匾是古代原物，“文化革命’时期被生产队当作工分牌用，上面钉了很多钉子，但匾上的老字还在。1985年重新油漆，只好刮掉老字，我按原来的字、原来的格式再写上去，挂在原处。其中的小字‘弟子喻子光’，是檀越主喻序岳的孙子，我们《喻氏族谱》上有记载。’耳孙兰田、宗训、兰松重整于1985、7、吉旦‘是我加上去的，表示是我们出钱修整的，留下记录。”
红花亭现存的建筑，大约只有部分地基和后殿的石砌莲花神台是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始建时的遗物。前享柱下的四块石村蛋的形制属于清朝前、中期式样，应为嘉庆己已年 (1809年)喻序岳重整时所置。其余建筑经过后世的多次修整，难以分辨其具体时代。1949年最后一次大修，前亭拆换了一些朽坏的大椽。据村民们介绍，后殿原来比现存的宽，东、西两边被住户挤占数米，后来住户害怕被菩萨降灾，现在房屋空着不敢住。“文化革命”期间红花亭被生产队占用作仓库。1980年以后许多地方都重修庙宇，林山村的旧庙只剩红花亭一座，村民们、特别是喻姓人家要重修，认为“用菩萨的房子放谷子，没有交租”，油漆也剥落很多，不好看，于是以喻姓为主，全村每家都出了钱，1984年把它油饰一新，还修补了漏雨的亭顶，又新雕了神像供奉。
红花亭之名是林山村山民们世代相沿流传下来的名字，亭内从来没有亭名匾额或有关亭名的题记。为红花亭这一名称，我专门访问了林山村老支部书记叶春枝和离退休还乡的老干部叶景泉、黄金宝，他们都说:“从小时候就听说叫红花亭。”“老辈人传下来的。”我还不放心，又特别就这一问题询访1957年毕业后即到林山村小学任教的张永泉老师。张老师不是林山村人，但1957年以来未离开过林山。他告诉我:“1960、61年 《我后来调查到的确切时间是1962年10月24日) 红花亭上面 (后面) 的房子失火，我去救火，风很大，红花亭附近的民房都烧掉了，只有红花亭没被烧，群众说‘红花亭很灵’。”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亭子叫红花亭在这以前我不重视这个亭子，因为是在新社会长大，也教育学生不要到那里搞迷信。就是从那次救火以后我才注意它。”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确定，林山村红花亭之名是很早以来就有的，不是现在的人为了某种特别的目的、在近期内编造出来的
以上枯燥的文字，不厌其烦地描述了红花亭的形制，记录了亭中的题记、楹联和匾额，以及建筑物与亭名问题，因为这是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重大事情，是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物，我必须如实、详细地记述，以供各方面人士的检验。
我念大学是学中国历史的，对南明史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但也曾粗粗涉猎，对于陆圻、郑郊二人却一无所知。第一次看到这二人的题记时，我就下意识地浮现出一个念头:南明史专家也未必很清楚这两个人。我判断这条题记是原有的，现在的人造不出来。
当时，莆田同志重视的并不是陆折、郑郊留在梁上的题记，而是后柱上的对联:“万物总归三尺剑，五云时现七星旗”。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这副对联写的是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但是，方金辉同志很谨慎，他在《中国体育报》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未提红花亭。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对天地会与南少林的关系，我没有研究，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南少林，没有把握的事要尽量少说。”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红花亭改变了我对莆田南少林的态度。本来，我抱着“只看不说”的态度，准备离开莆田便不再沾南少林之边，但由于看到红花亭，心里便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了。当时我还不知道红花亭在天地会里究竟占什么地位，更没有意识到这座深山中的乡间小庙会与三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可能有关联，只是觉得奇怪，估计搞清楚它对莆田的南少林寺问题可能会有帮助，对天地会的研究也可能有点学术价值。没有想到，由红花亭的题记引出了以后整整三年的调查，而且这一调查工作现在还远没有结束，今后可能还要继续好多年。这真有点鬼使神差的味道。1991年4月和我一起去莆田考察南少林寺的，还有北京和上海的三位专家，他们都没有像我这样注意红花亭，其中的一位专家看我如此专注于这座小庙，还特别好意地提醒我:“没什么价值”。可是，我的心已经迷了，他的提醒不起作用。这也许就是命吧。这位专家看我如此痴迷，无可奈何，回北京后还帮我查了一些资料。我衷心地感谢他的好心!
还要感谢吴玉贤!如果不是他的推荐，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福建做研究。我原来研究的课题根本和福建不沾边。后来见到吴玉贤，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上了你的贼船，就下不来了。”他高兴得哈哈大笑，连说:“不要下来，不要下来。
南少林问题，在莆田与福建的方志中没有记载(《三山志》和《八闽通志》记的少林院、少林寺都是在福清县）。莆田市南少林研究会的工作是从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地形地貌分析与搜集民间传说等方面展开的。他们都是用业余时间做研究，凭着对家乡的热爱，很多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共同的志趣激励着他们攀山越岭，访老问贤。他们的工作毫无报酬，常常还要自己出钱做调查，精神实在感人!拜读过他们发表的、搜集的资料以后，我决定从另一个角度-天地会文献入手，希望能从中找到新的依据。
回到北京，便钻进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有关天地会的史籍。幸赖肖一山、罗尔纲两位前辈的苦心搜集与研究，天地会内部流传的秘密文献--“会薄” (又称“海底”)大体上保存完备。又赖蔡少卿、秦宝琦两位学长的辛勤工作，清宫档案中有关天地会的史料已经整理出版。有了这些条件，本来对天地会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在较短的时间里便大致了解了天地会的有关情况。
有关天地会的史籍让我认识到，南少林问题是由天地会传开的。按照天地会内部一致的传说，天地会的创立是由于“西鲁”国侵入国境,朝臣、官兵都抵挡不住，少林寺僧人奋勇杀敌卫国，胜利后康熙皇帝负义火烧少林寺，多数僧人惨遭屠杀，逃脱的和尚献血盟誓“反清复明”为死难者报仇，因而组织起天地会。随着天地会向福建各地、台湾、江西、两广、两湖、云贵川以及国外传播，火烧少林寺的故事便广为人知了。至于这个少林寺的地点,天地会的“会薄”说法不一,有的说在云南，有的说在甘肃，较多的“会薄”说在莆田。这样，研究南少林，就不能撇开天地会的早期历史了。
康熙时期有几次可能与“西鲁犯边”的故事沾上点边的军事行动:一是早期的抗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之战，二是中期的讨伐噶尔丹的两次御驾亲征，三是晚期的平定西藏叛乱之役。我查阅了记录这三大战役的史书,均未发现其中有僧人的集团行动。虽然雅克萨之役及征伐噶尔丹均有福建军人参加，特别是莆田军官陈维屏坚守集金粮道，壮烈捐躯，与“西鲁故事”似乎有一点联系;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赐宴出征噶尔丹的将校，以及屡赐匾额予居家莆田的将军吴英等事,也好像与“西鲁故事”中少林寺僧人所受的殊荣有些相仿佛。但是，如果由此便断定“会薄”中所述的火烧少林寺确为康熙年间实有之事，根据还远远不足需要另寻途径，查找新的资料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会薄”都记述少林寺被烧之后，幸免于难的僧人向南逃去。有几本“会薄”还明确地说他们“来到云霄地面”。查阅地图,云霄县接近福建的最南端，真在莆田南边!而天地会的档案史料显示，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查出，天地会起于云霄。真巧!我猜想，云霄县会不会有天地会与南少林的遗存呢?是否能在那里找到可以与其它史料互相印证的新材料呢?
这时盛夏来临，人事部专家司请我偕妻子去北戴河休养两周。我的工作正在兴头上，不想去休养,于是婉谢了人事部的关照，决定再去莆田，并到云雪考察。
促成我下决心放弃休假，冒酷暑去福建，我没有在福建度过夏天，准备在那里脱几层皮，其实福建沿海风大，夏天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难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会薄》和档案中我才知道,红花亭与高溪庙是天地会盟誓聚义的两个圣地，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的《闽浙总督常青奏杨振国供天地会根源片》这一奏折中，已经出现了“红花亭”的名字。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天地会盟书誓词》和乾隆五十六年的詹清真托捎《密件》中，红(凤)花亭不仅与高溪庙并列，而且位居高溪庙之前。4月间我只是觉得莆田林山村红花亭内的题记奇怪，可能蕴含着一些不知道的事情，还不知道红花亭在天地会里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现在既然知道了就应该到现场进一步调查有关红花亭的材料。
1991年7月，我第二次去莆田,第三次上林山。4月第一次进林山村，在红花亭后殿的东壁上，看到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段钢笔字,我随手记在笔记本里:
“郑郏(皆山)戊成年(1658)往福州会志士合攻金陵，已亥年联合张煌言北伐。陆折后被捕入狱，出狱后在莆田九莲山红花亭居留颇久，后入武当当道士。喻氏人村后，序岳重整被清兵烧焚残基，添上一殿，从御赐牌取出“保国卫民’之‘保民’二字。”
这段文字是谁写的?依据的什么资料?当时抄录时没有想到询问。第二次去林山时只顾做考古记录与测量，也忘记问了。这一次上林山的主要目的，是查清这段文字的来历。
到林山很快得知，这段文字是喻步勋写的,也是他贴在红花亭东壁上的。他说:“材料是县政府秘书科的陈容明提供的县宗教局杨美煊和陈天章也来考察过,我送他下山,路上问他知不知道陆圻、郑郊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出处了，你放心，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到莆田图书馆找《莆田文史资料》第六辑。”喻步勋还说:“最后一句话是我加上的。小时候教私塾的喻升恒先生告诉我,御赐牌上原来的字是‘保国卫民’,后来和红花亭一起烧掉了。嘉庆时重修红花亭的喻序岳是我家祖先，他从‘保国卫民’四字中取头、尾各一字,做成现在的‘保民殿’牌。去年来过一位北京的老先生，他看了‘保民殿’牌后对我说:“明朝的民字中间一笔弯钩是出头的，你们这块匾上的民字也是出头的,保留了明朝的写法。清朝不许民字写出头,中间的弯钩被按到下半身去了,现在的民字还是这样写法。”我问喻步勋:“御赐牌是哪位皇帝赐的?”他说:“喻升恒先生只说是御赐牌,没有告诉我是哪位皇帝赐的。我那时候还小，不懂得问他。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
从林山回到莆田后，很快找到莆田县政协1983年12月编印的《莆田文史资料》第六辑，里面收有陈德高先生写的一篇《南明史料拾零--读<郑皆山诗集>笔记》。文中首先介绍:郑郏号皆山，莆田人，是明末大学者、抗清英雄黄道周的学生，莆田县图书馆藏有他的一部诗集一《皆山集》,共六卷，内收一千一百多首诗,是他的儿子辑录的手抄本，从未刊印过。
文章接着概述了明亡以后1644-1646三年间东南、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随后,陈德高先生依据《皆山集》中的诗篇,叙述郑郏的抗清思想与活动，列举郑郏与福建、浙江抗清志士的联系，认为郑郏是郑成功厦门抗清基地与大陆抗清力量的“地下工作联络员”。
陈德高文中举出许多与郑郑有密切联系的南明抗清人物,其中便有陆圻。陈先生引录了两首郑郏赠陆折的诗，从中看.出陆圻确实到过莆田，而且二人感情甚深。但是，陈先生文中未讲到陆坊“在莆田九莲山红花亭居留颇久”之事,只是讲他“先后曾在莆居留颇久，后转往海上”。
陈先生文章末尾引录了郑郏的一首五律《王寅(1622)元日》,其中的颈联恰为“柏酒倾杯绿，篱花带雨红”,与林山村山民们所说的红花亭前柱上原来悬挂的楹联完全一致，时间也吻合。这让我大为称奇!
看来，《皆山集》中保存有重要的历史资料，我赶往莆田县图书馆借阅此书图书馆负责人说“这部书找不到了。原来收藏在文化馆,因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分家，图书馆又搬新馆，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我还抱有一线希望,想找防德高先生询问详情，便向这位同志打听陈德高先生住处。他告诉我,陈先生已经去世了。这时我真是懊丧极了。好容易找到的一条线索,断了。
在莆田的工作无法再深人下去,我决定南下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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