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又名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袍哥、父母会、小刀会等等，其内部统称“洪门”。在清朝直至现代中国三百五十年的历史上，天地会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清军入关，铁骑横扫中国大陆。威逼亿万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剃发蓄辫，实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野蜚压迫政策，汉族人民的尊严受到了数千年未有的最大侮辱，慷慨激烈、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广泛展开。天地会正是在这烽火连天、血仇难报的动荡岁月中，诞生于福建南部的沿海地区。
作为一个旧式民族革命组织，天地会在清朝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期间里，一刻也未停止它的“反清复明”的反抗斗争。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义与天地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辛亥革命则是在国内外天地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之下才取得了成功。孙中山先生为发动海外侨胞支持革命，1904年1月在美国檀香山加入了天地会(洪门)致公堂，被推举为“洪棍”(洪门领袖)。
康熙中期以后，清朝统治逐渐趋于稳固，清政府对汉族上层的收买笼络日益生效，天地会的反清斗争不得不以秘密方式进行，并把组织发展的重点放到社会下层。乾隆时期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大量农民失业，移民和流民迅速增加，以“反清复明”和互济互助为宗旨的天地会在这一部分人群中找到了雄厚的社会基础，从而在华南、西南地区广泛传播开来。流民成分的加入，使天地会渐渐成为具有革命性与破坏性双重性质的秘密会党。
人口压力还造成福建、广东两省农民大量移居台湾和国外。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创业，又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迫，面临的困难更多，尤其需要团结互助。故乡的天地会组织，成为这些漂洋过海的炎黄子孙们加强联系、互相帮助、抵抗压迫的重要纽带。因此，在台湾居民和海外华侨中,天地会(洪门)组织大大发展起来。台湾历史上的反清起义和抗法、抗日斗争，皆与天地会有密切的关系，很多壮烈的起义都是由天地会直接发动的。而在海外华侨中,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天地会(洪门)组织，华侨史与天地会的历史紧紧交织在一起。近几十年来，随着华桥、华人在海外的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加入天地会的人数有所减少，不过，天地会至今仍然是国外华侨、华人中力量和影响最大的社团。可以说，在当今的世界，只要有华人聚居的地方，一定有天地会的组织。作为一个跨国界的、超越地域和血缘纽带的组织，以秘密方式从事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活动，天地会的这些特点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注意。
英国、荷兰殖民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在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地的统治地位，早在十九世纪前期就开始注意和研究天地会。孙中山、陶成章等革命先行者，以及支持他们革命活动的一些日本人士，为了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在辛亥革命前也曾着力研究天地会，以便联络国内外会党投身革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学者以极大的努力，发掘天地会的秘密文献(“会薄”，又称“海底”)，研究清朝档案和地方史志，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学者们一直争执不下，至今没有定论。一部分学者依据历史档案，认为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只是一个互济互助、兼有“抗暴”性质的组织。一部分学者依据天地会的“会薄”、闽南地方志、历史档案以及清初的历史资料，认为天地会起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具有农民起义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两派学者都在呕心沥血地寻找历史资料，他们的努力可以说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程度，阅读他们的论著时常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令人信服的，双方共同认同的结论一直无法做出，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依据充足的事实让对方折服。久而久之，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谜案之一。
三十多年前，台湾曾有人重金相酬，求索关于天地会创始人的可靠答案。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拿到这笔巨额奖金。
学者们没有想到，在天地会的发源地福建南部的深山里、海岛上，现在还保存着一大批清朝前期的碑刻、实物和秘典，这些历经三百多年战乱、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浩劫而幸存下来的历史遗物，清楚地显示出:天地会既不是创立于康熙年间，也不是迟至乾隆时期才出世，它最晚在顺治中期已经横刀立马，奋战于抗清战场之上了。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写作《史记》，不仅通读他见到的所有简册，而且走遍大半个中国，实地调查了许多重要史迹，访问了众多的当事人。光辉的《徐霞客游记》，是作者历经二十六年，跋涉十多万公里，每一地皆经亲自考察后才写成的。如果徐霞客终生只是埋头书斋，世上怎么会有这部奇书?书本、档案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研究历史必须充分地掌握这些材料。但是，如果以为只有书本、档案才是可靠的，占有了书本、档案材料便占有了一切，则可能出现失误。特别是对于天地会这样的秘密社会政治组织，如果书本、档案中记录了它的一切，恐怕它早已不成为秘密社会，恐怕它早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我也是一个只会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1981-1985年，我有幸接触到两项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北京云居寺保藏的房山石径和西藏保藏的梵文贝叶经，才逐渐认识到考古调查在学术研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不过，直到1991年，我尚未涉足天地会的研究领域，除了一点粗浅的常识之外，对天地会问题完全是门外汉。
1991年4月，一件偶然的事情把我吸引到天地会领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之中。整整三年过去了，没有想到越“陷”越深，发现的原始资料越来越多，有的材料是中外学者（包括我自己），做梦也想不到世上会有的秘典和文物;有的是数百年来众所周知，但不明其意义的摩岸石刻;有的是无数人千百次往返于其间，却熟视无睹的文化遗存。清朝皇帝严令追查、中外学者苦心研究，历数百年都未曾找到的东西，让我找出一串又一串。三年来，我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很多长年研究天地会的专家比我付出的辛劳大得多，乾隆、嘉庆等清朝皇帝及其封疆大吏比我付的辛劳和焦虑更大得多。如果说是天意，可能被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们讥笑;如果说是机遇，研究者的探求又可能被抹煞。无论怎么说，我是在莆田、云霄、诏安、东山、仙游等地各界朋友的热心帮助之下，才找到这些珍贵的材料的。我的这些朋友可以说是三教九流，行行皆有。我从他们的生活中学到了无数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秘事，我不敢贪天之功，并要对历史负责。为此，谨将三年来的调查经过与所获资料如实记述，供有兴趣的读者浏览，并请专家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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