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些人误认为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延续和翻本，由此断定藏传佛教“南来说”，进而强调藏传佛教的印度文化属性。这一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事实上，藏传佛教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特性，与印度佛教具有差异。
中国佛教的三大分支：汉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虽同源自古印度佛教，却在中华大地上各自扎根，与中华文化不断交融，绽放出具有中华特性的风貌。
藏传佛教从最初的萌芽到与汉传佛教的深度双向交融，这一发展历程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藏传佛教，无疑是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中孕育出的独特思想体系。
▲一位僧人正在转动多彩的转经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01
佛苯交融：藏传佛教的本土化起源
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了来自中原的文成公主和来自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她们带来大量佛经、佛像及工匠，使佛教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上扎下了第一道根系。
这一过程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契机，也为佛教与西藏本土苯教的结合奠定了文化基础，促使藏传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走出与印度佛教截然不同的道路。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图片来源：布达拉宫官网）
苯教作为吐蕃的传统信仰，植根于当地早期的生产生活和思想体系。它的占卜、祈福和驱邪仪式在吐蕃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苯教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活动中，也深入当地的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及文化认同。
佛教传入吐蕃后，遇到了苯教的激烈抵制，二者间的文化碰撞逐渐转化为融合之势。
为了促成佛教在吐蕃的生根，信徒们将经典译成藏文，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藏传佛教话语体系。
佛教的经典义理由此在青藏高原扎根，形成了既继承佛教精髓又融入苯教特色的信仰体系，凸显出藏传佛教在与地方文化的互动中焕发出的创造力与适应性。
▲日喀则萨迦寺经书墙。（图片来源：丝路遗产）
▲世界上最大的书：藏于萨迦经书墙的“八千颂铁环本” （图片来源：丝路遗产）
时光流转，佛教在吐蕃的快速发展中，本土学者创新的诠释方式逐渐将佛教与藏文化深度融合。这一过程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藏传佛教，还在宗教仪式、山神信仰、转经等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表现形式。
藏传佛教对本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使藏族经典和哲学思想深深植根于青藏高原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藏传佛教在宗教仪式、教义解释、文献传承及修行方法上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日益远离印度佛教原貌，焕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
02
汉藏相融：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
藏传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佛教，但它的延续并非只是印度佛教教义的复制，而是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形成了创新的佛教理论与实践。
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将中原佛教和道教带入青藏高原，为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增添了禅宗的思想韵味。
自此，禅宗与藏传佛教深度交汇，使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思想、教义和实践中相互渗透，共同迈向中国化的道路。
▲文成公主协助建造的西藏大昭寺外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754年，吐蕃派桑希前往长安取经，开创了赴中原取经的传统，奠定了汉藏佛教深厚的交流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藏佛教的互动日益频繁，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逐步深化。
唐代重要僧人摩诃衍大力推动汉藏佛教文化的融合，他的努力使禅宗思想在西藏得到广泛传播，对藏传佛教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在“顿渐之争”（顿悟和渐悟的争论）中，禅宗未能取胜，但摩诃衍的思想在青藏高原长存，成为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等宗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元时期，通过萨迦班智达等藏族宗教界人士的努力，西藏结束了之前分裂割据状态，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范畴。
▲普度大斋连环长卷。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授封三大法王时，赐予了来京授封的法王大量礼物，闻名遐迩的“普度大斋长卷”就是这一时期进入西藏的。（图片来源：《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三册）
明代，朝廷推行“多封众建”与“因俗以治”政策，册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僧官，完善僧官制度，推动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近代，心道法师、大勇法师以及法尊法师入藏学法，并互译佛教经典，加深了汉藏佛教文化的融合，为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沃土。
03
时代新篇：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厚重积淀历经世世代代的传承、创新和调整，不断丰富着其思想体系和宗教实践。
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推进，藏传佛教告别了传统特权，宗教界的爱国僧侣与信教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新中国建设，成为推动涉藏地区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藏传佛教宗教界爱国人士在促进社会发展与民族团结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以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传佛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迎来了现代化的契机。他们拥护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并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藏传佛教对国家的认同与支持。
此时，藏传佛教不仅在宗教仪式和教义讲解中逐渐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还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阐述教义，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
▲1959年4月，十世班禅大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图片来源：中国西藏网）
进入新时代，藏传佛教更加注重教义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藏传佛教的管理体系也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促进了宗教文化在社会中发挥正向影响。藏传佛教的中国化逐渐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方向。
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完善，藏传佛教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全社会传递和平、慈悲与智慧的宗教精神。新时代的藏传佛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体系，它逐渐成为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体现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契合的发展模式。
通过漫长的历史洗礼与文化传承，藏传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在服务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藏各族各界民众聚集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升国旗、唱国歌，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图片来源：中新网）
总之，佛教传入吐蕃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深度交融，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最终形成具有中华文化色彩和青藏高原地域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始终立足本土，坚守中华文化，形成了与古代印度佛教不同的宗教文化，所谓藏传佛教“南来说”既无历史根据，也无现实证据。
（作者系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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