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记忆/邸怀忠

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全程目睹了1966年至197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列的十年动乱中，我既是参与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多年来，我所亲历有关文革中的桩桩件件事情经常会跃然眼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上世纪1965年我从轩岗完小毕业，顺利考入范亭中学，进入初中82班就读。想当年轩岗完小一百多考生，仅有我和田福义两人考进范中，在这所三晋名校就读，十分荣幸，实现了我进一步深造读书的梦想，决心刻苦勤奋读书，理想是读完初中上高中，然后上大学，以圆满完成我的学业。所以从1965年秋季至1966年夏季认真读书，刻苦钻研，顺利完成了初一的学习任务，先任学习委员，后又任团支部委员，读书生活倍感幸福惬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6月份我们正在进入期末考试的紧张复习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由于我当时年龄尚小，认知能力尚处于懵懂状态，不经意间卷入了一场不由自主的运动中。我记得先是校园出现了小字报，似乎是某些老师所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小字报写的是“开门瞅瞅，侧耳听听，这是一切牛鬼蛇神覆灭的象征......”。当时做学生的既不看报也没有广播可听。并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之后就出现了大字报。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6月20日全校就开始停课闹革命，期末考试不考了，暑假也不放了，高三教室前贴的高校招生广告也撕了，因为当年的高考也取消了，当然我们也不念书了。代之以写大字报，破四旧，开批斗会，主要是批斗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开始时只在校园活动，后来就走出校门、冲向社会破四旧。我们班好像还比较平稳，就是女的头发都剪成了平头，有时连男女都分不清了。我当时只是看看大字报，参加参加批斗会，既没有写过大字报（不知道该写什么），也没有在批斗会上发过言，更没有上街参加过破四旧行动，每天除了看些闲书（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因为当时范中图书馆还开），就是随大流混混沌沌，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已经失去了方向而变得无所适从。只是利用大量空余时间，读了很多书，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
    我记得5月底好像学校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办公室，鼓励学生们积极参加大批斗。在当时形势下，最终促成了6月20日全校正式停课闹革命。7月份原平县委派工作组进驻了范亭中学，时隔不久，8月初工作组就踢开了党政领导机关，组成了以学生，教师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文革委还给初中班派了小工作组，我记得我们班是高三以周志仁为首的3人工作组，巧合的是多年后这位当年范中高三的校友周志仁竞成了我的亲家，我儿子娶了他的二女儿。
     这样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取代了学校党政领导机关权力，我记得主任是左锁明（高三学生），老师当中有王增瑞（非常优秀的地理老师），还有杨高怀（高一学生）等十多个学生、老师为委员。学校小院设立了黑鬼院，校长刘益诚和打成黑鬼的一些教师被关进了黑鬼院，开批斗大会时拉上主席台，还进行体罚。有些班还批斗班主任，我们班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保护我们的班主任马凤英老师，她始终没有埃过批，为什么保护她？因为马老师是慈母严母般的老师，我们全班同学都很爱戴她，时至今日我们还处的很好。再后来拉上牛鬼蛇神到崞阳街上游过街，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斯文扫地，许多受人尊敬的老师掛上牌子，戴上高帽被批斗，其中有一位语文老师不甘凌辱在崞阳中南门城墙上跳城墙自杀，初84班语文老师刘义美变的疯疯颠颠。大约是7—8月份，学校组织过一次赴原平绝食抗议活动，学生队伍浩浩荡荡从崞阳徒步到原平住在原平农校，到县委静坐绝食示威，要打倒县委书记白兴华等县里的领导干部。没想到十年后的1976年我恰好分配到原平农校，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呆了一辈子。发展到了8月份批斗风、破四旧风等似乎已经过去了，不是太狂热了。另一件记忆犹新的事件是夺权，一众学生冲入党支部、校长办公室和广播室夺了权，我站在旁边看完了全过程，看的我目瞪口呆。说句实话，当年初中生完全是被动的，引领造反等活动的几乎都是高中生，尤其是高一和高三的学生能量巨大，其中高三3个班及高一四十班等几个班级分外活跃。大约8月底学校组织学生及革命教师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班5人，我们班我记得有我、乔进田、董云开等5人。当年从崞阳乘火车到太原，又从太原乘火车（专车）直达北京，住宿在阜城门外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后接待站做了简单介绍后，第二天就放了羊了，各自为政，在北京大街小巷乱窜，到大中专院校看大字报。记不清哪一天了突然通知第二天接受毛主席的接见，第二天早晨4点好像就起床了，专车拉到东长安街排列于街道两侧，等待毛主席接见。上午10时许毛主席来了，当时那个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词描述，一直呼喊着毛主席万岁。这是我首次亲眼见到毛主席，后来我又去北京串连二次见到毛主席，与第一次格局相同。两次进京为时一个多月，头一次半个月后坐专车回到崞阳。当年从崞阳先到太原又到北京，从一个小镇猛然间到了大都市，眼花缭乱，开始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北京住了几天也就轻车熟路了，名之曰到北京取经，经到是没取下什么，但的确是见了世面了，原来世界是如此大，城市景观是如此地美好，故宫、颐和园、动物园、清华、北大......流连忘返，而且当年乘车住宿吃饭都免费。赴京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拿了五元钱，买了一双解放牌黄胶鞋，回来还剩下三元多。一毛钱没有花转游了半个月，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奇观。1966年9月份开始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都踏上了串连之路，我们年龄尚小，曾先后去过北京两次，第二次去坐火车去，住北京市101中学，返回时由于排不上坐火车由军队派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从北京经张家口送到大同，之后返崞阳。此后去过太原，徒步去过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等地，而许多同学天南地北把中国大地转了个遍，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实为旷世难得的大好时机。
     1966年后半年的大串连在党中央号召下停止了。事实上自从大串连开始就不再开批斗会了，大串连结束后学生返校开展了斗批改运动。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从1967年开始就闹开了派性，学校分成红总站、红联站两大派性组织，互相攻击，唯恐还闲不乱。好在范中在文革期间始终坚持文斗，几乎没有发生过武斗，这成了当年难得的奇迹，这可能是学校终归还是比较文明一些，另外范中一家内斗没有和其它单位联合。红总站主要由保守派即保护学校主要领导的学生组成谓之保皇派，红联站主要由造反派组成谓之造反派。红总站是相对的多数派，红联站是少数派。我们班亦如此，不过我们班52个人记得只成立了一个无所畏惧战斗队，由我们十几个人组成参加了红联站，大多数人是逍遥派或者倾向于红总站，但他们并没有成立独立的战斗队，或者严格地说，连我们战斗队也是逍遥派。我有时也被高一贺乐仁等叫上给抄大字报。这一年春夏之交我记得上级给学校派来了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学校，我们班是一姓王的军人，是军官还是士兵我们也不知道，与我们同住同吃同下乡支农劳动。好像没有多久就把军宣队撤走了，印象不深。到了1967年后半年好像学校两派实现了大联合，给老师和领导干部平了反，好像仍然是左锁明任革委会主任，直至1968年2月份。
     1967年年底还是1968年年初我记不清了，工宣队进驻学校，工宣队以轩岗矿务局的干部和工人组成，开始时队长姓马，好像是矿务局机修厂的头儿，后来又换成了刘天虎，工宣队进校后就掌了权把文化革命委员会也解散了，左锁明同学从1966年8月至1968年2月，事实代行校长职务。我们班的工宣队由三人组成，组长是于卯年，轩煤焦家寨矿的一个采煤队长，阳泉人，还有一个姓王，静乐人，还有原平大芳的一个人，姓什么不记得了，他们与军宣队不同，不和我们一起住，但每天来班里参加活动，是我们的太上皇，自称大老粗，蛮横无理，十分粗暴，对我们好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其间有几件事值得回味，其一是由于我们对工宣队的做派不满，我和董云开、薛有中写了一张大字报（文革中我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结果被工宣队发现后，把我们三人临时监管起来了，后来有一天，我们三人逃脱监管直奔原平，找到云开的父亲董建华同志反映情况，他是原平当年县革委文教组组长（相当于文教副县长），在原平住了两三天，后来他安排我们返回学校，回去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成立革委会时还把董云开选为校革委委员。到了9月份，高二、高三，初二、初三发给毕业证后，全部离校。12月1日三结合的范亭中学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工宣队长刘天虎任革委主任，刘益城任副主任。1968年底，高一、初一共7个班也领了毕业证，全部离校。当年的工宣队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十分深刻，从此我决计不再与工人打交道。初中毕业后，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晰，我的表姐夫是轩岗矿务局土建队八级瓦工，听说我毕业了，找到我让我去土建队当工人，他说先下工地干一年活，之后坐办公室，我断然拒绝了，一是对工宣队印象太恶劣，不愿再和号称大老粗的工人打交道，二是还想继续上学升造。后来在轩岗街上见到了工宣队老王，互致问候后，我说老王，你看当年我这个“反革命”，现在是共产党员、大学生了，你怎么看？他说那都是当年的事不提了。二是1968年4—5月间具体记不清何时了，在斗批改的同时复课闹革命，也给我们上了几天课，我只记得杨海田老师给我们上过数学课，也是昙花一现，短暂的复课后就又停了。这使我不由的感慨万千，范中3年半只上了一年课，到1968年底毕业时只是个半拉子初中生，大好年华浪费在了无休止的文化大革命中了，实在可悲。三是偷菜，整个上初中阶段始终处于饥饿状态，早、午饭尚可，晚饭只有二两小米粥，每人一碗，上自习后就饿的前胸贴后背，到1968年冬季，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偷菜，学校食堂把白菜、萝卜等蔬菜放在大礼堂，门又关不严，我们趁机偷点菜、买点盐，放在打饭小桶内煮熟了吃。偷了几次被管理员发现后，严厉批评但也没做任何处理。这件事对我及我的同学们教训很大，至今我及我的这些同学，没有一个因行为不端而犯错误，因为这件事对我而言是我此生的奇耻大辱，尽管没有怎么处理我们，但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以此引以为戒一生好好做人。
    时间到了1968年底，工宣队还在，我们却要走了，这时我们一人领了一张小纸片算是毕业证，年底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离校前照了毕业像，遗憾的是没有女同学，不知何因。回家时，同班同学董云开、薛有忠、张长年、杨成寿四位同学亲自把我送回西山老家，顺便又去焦家寨煤矿拜访了于卯年，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使我们深感欣慰，其实工宣队中大多数人也是好人，但其中也不乏少数次品。虽然初中毕业了，但我是带着遗憾返乡的，三年半白白浪费了两年半的青春时光，逝去的年华很难补回。对于当年共三届初高中生组成的老三届学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把许多有才华的一代人毁于一旦，天意乎？人为乎？范中离开了，但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当年我也不懂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反修防修，批走资派等国家大事，离我这个小小的初中生似乎又太远，时至今日，仍感觉是做了一场梦，前途飘渺，步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1968年12月底我回到故乡原平县后口人民公社南高阜村开启了务农生涯。回村后正值腊月，村里也没有农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全村乡亲们写春联，剩余时间就是看书。我们那个村子，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我又一直不在村里，交往的人也少，很显孤独，好在有书看，经常点上盏煤油灯挑灯夜读，在后来村里的岁月中读书成了我的主业，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独居一间小屋读书。过罢春节，开始随社员们劳动，共3—4个月，掏粪、送粪、锄地、收割碗豆等农活我都干过，但干的不好。村子里文革氛围很不浓厚，和学校的文革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口号和社会上是高度一致的。6月份初后口公社联校找我，叫我在我村小学做代教，教了孩子们两个月书就放暑假了，又和全联校教师上神山水库劳动一个月。9月份听说高中招生，我便辞去了代教工作，一心一意上高中。这中间还去公社开过一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好像还做过几天赤脚医生，混混沌沌我也不知道到底做了些什么。
     1969年10月初经过所谓的考试我进入轩岗中学读书。转岗中学原来是一个农中（只招初中），文革其间改为全日制完全中学（即既有高中，又有初中）。我是该校就读的第一个高中班，谓之高一排，是按部队连、排编班，共50多个学生，来源复杂，有原中、范中生，也有七年制学校生和当地驻军子弟，五花八门，年龄差异大约从14—15岁到20多岁，完全体现了文革时期的特点，学校设施简陋，连个图书馆也没有，更没有实验室，与范中不可相比。教材是原平县文教系统编的乡土教材，一塌糊涂，老师倒是有几位优秀先生，如语文李三文，数学赵景波，化学张双喜、曲升喜等，他们教的也认真。遗憾的是正处在文革期间，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兼学别样，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工和军倒不记得学过，学农倒是不少，一年大约劳动最少占3个月，除了支农还又上过神山修水库1个月。一年上课时间也就6—7个月，共上了两年三个月，到1971年年底就毕业了。读高中时班里也分两派，我当班长（那是叫排长），还兼学校团委副书校，书记是谢奋飞老师。两派学生曾打过一次群架，学校领导很重视，我配合校领导对参与打架斗殴的同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做了严肃的处理，才使这个班稳定下来。在上高中期间，我们4—5个同学做了两个假期的打工仔，1970年暑假我们去后洞煤矿打工编柴拍子，一个月每人也赚了一百多元，1971年暑假到后口铁路领工区打工一个月也赚了一百多元，当年那是一笔很可观的钱，所以上高中我几乎没怎么向家里要钱，我们算是中国较早的打工族吧。另外，上高中时文革的狂热已过，虽然仍在文革期间，但影响似乎不大，也能按部就班的上课，师生关系也很融洽，虽然班里有派性，但并没有影响学习与生活，学校地处山区，过得倒也平静。比较震惊的是1971年9•13事件，林彪叛逃，对我们还是很震动的，但也不怎么关注，学校好像也没专门组织过批林活动。学校不好也是母校，毕业后又多次去过，文革期间及至后来也还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不乏有专家、教授、厅级官员，甚至校级军官。遗憾的是目前这所学校已倒闭有十多年，这也是时代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吧。
     文革到这时已五年多，但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就在我高中将要毕业时，后口公社书记派通讯员来找我，叫我毕业离校时把铺盖直接搬到公社，公社要用我。我也不知道要我干什么，第二天我去公社找到段怀祖书记询问，我才知道县里要成立几个公社电影队，后口是选中的其中一个，让我去主持电影队的工作。当年暂时也没有别的出路，毕业后只好去公社电影队就职。这个电影队由我及段家岭村的姬吉兔、长畛村的王成元三人组成。1972年1月份（农历1971年腊月）我们去原平县电影管理站培训20多天，具体学习放映技术、发动发电机和放映机的操作维修、简易电工技术。培训结束后三人分别背上电影机、发动发电机及电影拷贝（电影胶片叫拷贝）及银幕等零配件回到后口公社，已腊月25—26，在公社放了一场电影，就回家过年。正月初六正式上班，开始轮回在各村演出。那时候，片子不多，轮回演完一部片子，再回县站换片，有时也能换两部片子，常年奔波在全公社各个村庄，每个村庄大约每年能看十多回电影，也算活跃了山区人民的文化生活。想当年既无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等，山村的文化生活奇缺，除了公社广播站给各家各户安的广播匣子，就是差不多每个月一次的演电影了。当年那个放电影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深，放电影的这天，全村男女老幼无一遗漏，三里五乡邻村上下的人也几乎倾巢而出，像赶大集似的红火热闹，欢天喜地，从新闻记录片到放映正片，不看完谁也不会离场，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各村和队对电影队的人员也招待的很好，多数村专门给做饭，当然比老乡家吃得好，派饭的也有，多数是选好人家派，而且队里给补贴，吃的也很好，另外还给拿盒烟，或者一些土特产。当然在文革期间，在每个村放映开始前也要做做宣传，诸如公社的中心任务介绍，批林批孔，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等，有时也放一些幻灯片，搞的也还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很受山民欢迎。当然除本公社外，有时我们也违规到轩岗公社、神山堡、长梁沟、龙宫等公社少数村子放映，甚至还到宁武交界的村子放映，有时也去部队、煤矿。我们电影队在西山西部几个公社走了很多村子及煤矿，当然都是邀请我们去的。公社也不阻挡，因为外出放映经济效益更好一些。当年公社电影队是双重管理，人是公社管，但业务归县电影管理站管。在后口公社电影队期间有两件事记忆很深。一是1971年冬季去忻县电影公司培训40天，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在培训期间，忻县地区电影公司的技术人员和师傅们一丝不苟，爱岗敬业，专心认真培训我们这些来自全区十几个县的农村放映人员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主要培训电工基础知识，放映机及发动发电机的使用，故障排除与维修，理论联系实际操作，对提高我们的业务技术水平很有功效。培训期间也没的搞什么政治活动和政治教育。二是我在1973年11月20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我在公社电影队工作状态良好，土生土长，与群众关系很好，各村各大队领导回公社开会经常赞扬我们，而且电影队管理到位，公社不仅不贴钱还小有盈利，业绩较为突出，批准我入党这也算是对我两年来工作的肯定吧，由此而更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决心为党奉献我的一生。
     想当年公社放电影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从进公社的第一天起我心中始终放不下的心结就是上大学。1972年春季轩岗中学推荐我上新成立的忻县师范专科学校，公社不放，公社书记段怀祖同志讲“要上以后上个好点的大学，其实上级也从基层选拔干部，像你这样的高中生还愁选拔不上”。时间进入1973年大学招生开始后我又找段书记，他说你得给咱培养两个人再走，虽然也报了名但仍未走成。1974年原来电影队的王成元招工去了轩岗矿务局，姬吉兔到了后口信用社工作，电影队又招了两个人，一个赵月礼，一个张明怀，我培养了他们大半年，工作能开展了。这年的7月初我在外地放电影，有一天回到公社，段书记把我找去说：“你今年上大学走吧，我和李主任（李国平主任）已给你报上名了”。多好的领导，我今生今世一直感谢公社这两位领导，他们工作勤奋、廉洁奉公、吃苦耐劳，是那个时期党最忠诚的领导干部，我至今十分敬佩他们。
      1974年10月6日，我告别后口公社和后口公社的同事及一群年青的伙伴（当时公社有数十位青年人临时工），去山西农学院报到，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当时上大学是文革非常时期的招生政策，叫做“群众推荐，公社审查，县里批准”，谓之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醒目的标语是工农兵大学生上、管、改。两年的大学生活我至今不记得管过什么，改过什么，只是上了大学，并不像口号喊的那样。我上的是畜牧兽医系畜牧专业，具体而言就是养殖专业，和畜牲打交道。虽然仍处于文革期间，但对我而言这一生好不容易进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刻苦学习成了我唯一的选择。当年的山西农学院校园环境优美，教学设施设备齐全，实验室、解剖室、图书馆、资料室、实验牧场等一应俱全，师资力量雄厚，真是难得的治学求学的好去处。尤其是当年畜牧系的著名专家教授张龙志（后任校长）、冀一伦、吕效吾（后任副校长）、聂向庭（后任校长，省政协副主席）、郭传甲等一批教育精英亲自登台授课，下养殖场手把手指导学生，现在的博士研究生恐怕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在求学的路上很艰辛，但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孜孜不倦地苦读了两年，是我读书期间，除了小学6年、范中初一年级一年，农学院是我学到知识最多最丰富的两年。在当年那样的形势下，山西农学院领导敢于主抓教学实在值得赞扬，老教授们那种敬业传授知识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值得赞扬。即使是1975年反潮流，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那种政治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我们始终能稳坐书桌、实验室、实习基地学习这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奇迹吧。在这两年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譬如校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大字报、时不时也有个别领导人发出不和谐的激进的言论，但是都没有掀起浪花，教学始终是第一位的。名义上学农的也要学军，我们那一届唯有我们2-3个班没有军训，说词是排不开了。我在大学期间前面已谈到，虽然我曾任副班长、生活委员，但我只管份内之事，上管改只管上，其它并不过问，文革似乎离我有点远了，学习始终是第一位的，当然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外出支农劳动和政治集会，占用时间不像高中那样多，这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始终不是主流。我们曾到大同奶牛场、大同种猪场、岢岚畜牧局、太原南郊区、晋南夏县配种站、兽医院等多个地方实习。临毕业前夕学校还组织1976届毕业生到昔阳县大寨参观一周，当年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很是使人感动。参观大寨返校后又过了10多天在1976年8月中旬我们毕业离校，踏上了回忻州之路。
    1976年8月下旬，我被分配到原平农业学校任教。初来乍到，熟悉工作没几天就派我到五台县招生，招生结束后回校担任牧七班班主任，并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一上手就给三个班上两门主课。这段时间很短，到1976年9月9日突闻敬爱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逝世，真是睛天霹雳，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回过头来讲，1976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年份，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三位伟人都在这一年逝世，唐山大地震，10月6日以华国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我个人也在这一年成为一个中专教师，成了领薪水的正式国家公职人员。1976年实在是难忘的多事之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年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不仅仅是国家的大事，对于全国人民来说由乱到治，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按部就班的时期，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时代，标志着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十年间我从初中、高中、公社工作、大学毕业到农校工作，几乎涵盖了我求学的大部分时间，也包含我初为人师的短暂时光。这中间我的学业是支离破碎的完成的，基础知识薄弱，为以后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十年动乱，虽然获得了名义上的大学生称号，但名不符实。从我毕业后开始几年的经历就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先天不足，后天恶补。工作最初几年，我曾回母校寻找过资料，曾到广西农学院，黑龙江省牧校两次进修，亲耳聆听了山西农学院、广西农学院、贵州农学院、东北农学院几十位教授的课程，又在电大听了北京大学郑培蒂教授的《英语》，并获得结业证书，经常跑图书馆、阅览室等场所，如饥似渴地边工作边学习了几年，以致于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发表了200多篇科教文稿及论文，出版两部中职教材，教出2000多名优秀学子，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山西省劳动模范》等多项奖励，并担任过农业部全国农业中专教指委畜牧兽医学科专家组成员、山西省畜牧业协会理事等社会兼职，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业专家，山西省畜牧兽医界亦占有一席之地。这都是后话不说也罢。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而今我已过了古稀之年，快要到耄耋之年了。回想这一生，文革十年之痛至今仍感十分痛处。上初中时我是由优秀成绩考上范中的，本以为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走来，能成为国家栋梁材，结果一场文革，打乱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然后来经几十年艰苦打拼也算是成功者，但按我的天赋绝不会止于现如今这个地步。十年文革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终身之痛，终身遗恨。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战乱和列强的凌辱，但在建国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尚不发达。因此，在幼年及青年时期吃过苦、受过累、挨过饿，这都不算什么。记忆最深，最刺痛人心的是十年文革的艰辛求学之路。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地学到了一些知识，尽管工作后恶补过，也晋升为高级职称，号称高级知识分子，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只有半瓶子醋的基础知识严重缺失的不合格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十年文革悲也，痛也，这是我一生辉之不去的阴霾。好在历史是向前进的。临了到老年也能享受幸福的养老生活，尽管一辈子磕磕碰碰，但总算没有虚度此生。最后深切地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强国富民、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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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梁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