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治国散文: 我 与 妻 子

编辑制作 张国光

小时候，我不知道外面有怎样的世界，看着一河流水，做着农家孩子的梦。先是期望力大如牛，打架时能赢了所有伙伴。后来就十分眼热板船的大汉：他们的身子是铜铸的，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放着亮儿；他们的嗓子是铁打的，一声吼喊，震的山上直往下掉土粒儿。每当板船汉吼起来，我就疯了一般往河边跑。可总有些闺女媳妇比我腿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河边，和船汉一勾一搭地唱起山曲儿来。船汉们唱得极粗极野，女人们一点儿也不在意，嘻嘻地笑着，没皮没脸地唱：青山那绿水一道道沟，想哥哥的日子在后头……

黄河岸边

 女人们一挑逗，船汉们一个个呆了傻了，满身的滚刀肉顿时就塌了架。那时候我觉得女人真能坏了事情，她们嘻嘻一笑，便将铜头铁汉化了。
    到上学时，有多嘴的邻居逗我：“二子好俊，婶给你说一个媳妇儿。”
    我便把这婶当作美帝国主义李承晚，瞪大两眼，拳头攥得生铁蛋一般，恨不得一头把她撞到河里去。
　　读到中学，我最大的愿望是坚决考上大学。听说同学中有眉目传情的，我觉得无聊可恨。自古道儿女情长英雄志短，我认定他们不是成材的料。
　　可是儿时那种愤怒，毕竟就少了几分。有女同学来问话，觉得心倏然间缩紧，血在周身涌动，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一时间想起小和尚和老虎的故事，越想越心跳，不由把头低了，死盯着自己脚上一双牛鼻子布鞋，浑身发热，犹如炮烙一般。

口外沙山

 到1966年，这种惶乱很快消逝了。各高校的招生简章贴满了校园。在我眼里，那是猎猎飘动的旗帜，那是熊熊燃烧的火焰。报答父母报答老师报答祖国的神圣时刻终于来临了！
    “文革”一声炮响，打碎了我所有的梦。高中住满五年之后，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把火烧掉课本，含泪离开被烂纸覆盖的校园。我回到村里，先是在副业队挑水和泥，后到砖窑脱坯烧砖，之后又学会耕田锄地。
    漫漫时日，将我一身活力消磨殆尽。我噙着旱烟袋，冷冷地看一街的“牛鬼蛇神”如何被人凌辱；又强忍着泪水，吞咽母亲端来的高粱面条。没有乐趣，没有期冀，没有书读。我在一片泥泞中行走，心冷得直打哆嗦。
　　我苦熬日月，不知道这种日子会不会有个头。我学会了忍受。我挑着粪桶，默默地穿街过巷，把鄙夷甩给鄙夷我的人们。
　　只是忍受不了父母的眼睛。

祖孙回乡    

从我记事起，家里便一贫如洗。我上小学用的抄本，基本上是我的左胳膊。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从来没有度过暑假。一到假期，就自己去赚下一个学期的费用。或是当小工，或是代教，或是到河边货船上扛盐包。我曾经发誓挣脱这种贫困，把一家人从艰难竭蹶中解救出来，可是我失望了。下死力劳动一天，能得到几毛钱的报酬。年底七折八扣，还得再给队里倒贴。我何以养活父母？我连自己也养不活！
　　可是我已经过了二十五岁。吃饭时，父母那样地看我，好像我成了这样，全是他们的罪过。我一皱眉头，母亲颤颤地不敢说话。过年父亲借到十块钱，先打回二两酒来，要和我们这些当儿子的喝上一盅。

  《西口情》缘

父母紧着给我张罗婚事。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小县里好女如云，一听我戴着眼镜挑大粪，魂儿先吓掉一半。父母能证明我不是右派反革命，却无法证明我会持家过日子。有胆大的来相亲，一看家里那番破败景象，不由倒抽一口凉气，扭头就走。也有不嫌弃的，先索价几千元，然后愿意把闺女扔到火坑里来。
    家里不能待了！
　　我纠集了几位同学，参加队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编我导我拉二胡我打铙钹，把生产队的破房子震得七零八落摇摇欲坠。排演到夜半结束，男女们都走了，我守着火炉，一袋接一袋抽着苦涩的旱烟。
　　不想这小小的宣传队出了名。县里领导带我们去慰问北京插队知青。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她——大峪大队知青女孩杨桂芝。

未名湖畔 

 慰问归来，我们请几位北京姑娘来队里教舞。杨桂芝会跳《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红太阳》，还会跳《金珠玛米亚古都》，于是也被请到我们队里来。
    教舞总得给吃饭，第一家先轮我。当我把客人领到家中时，把母亲吓坏了。她掀缸揭坛，把家里一应库存都拿将出来。有红枣、有杏瓣儿、有一小罐猪油、一小袋大米，还有几块不知道放了多长时间的水果糖。
    那时候我脸上像着了火，真想一头扎到河里去。
    不想她倒不计较，挽起袖子好一阵忙乱。边干活边和我母亲拉家常，说的是我们那儿的土话。见我依旧发呆，便笑着说不妨读几页书去。
　　她说土话，自然不地道。说完了，自己先咯咯地笑起来。引得邻居们贴在窗户上瞅啊瞅啊，觉得北京人也不怎么可怕。
　　临了，她拉着母亲的手，笑微微地说：大婶，再见，麻烦您了。

杭州疗养

后来我到邻县一座电站工地当民工，受命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大权”在握，便着人把她招来了。我们白天排练，晚上到工地演出，演完就留下来劳动。我拉着满车石渣，在围堰上磕磕绊绊地奔跑。她呢，在后面使劲推车。两个人累得喘不过气来，全无搭话的心绪。大雨劈头盖脸往下浇，冷得人牙齿打战，腿肚子直抽筋。她抢过拉绳，发狠往前跑去。透过雨雾，见万千民工如蚂蚁攒动，全无人的模样。大喇叭里喊着口号，声音跌在河里，化作鱼屎和泡沫。到了冬天，我们背冻土块。我说，女的就免了这差事，有责任我来担着。她不听，弯倒腰让人搁百十斤重一块，蹭着冰河往前去了。先还见泥汤淋在红绒褂子上，慢慢远去，像一点跃动的火苗。
　　我心里怦然一动，才知道北京城里也出这种倔强女子。又觉得心里紧得慌，实在不忍心让她和其他女孩子受这般苦楚。

赛罕坝

 若遇重要演出，我就熬通宵编剧本——那年头剧本好编，不过从一个模子里往出倒腾而已。一晚上写一台戏，临明还可以打个盹儿。
    写完拉开抽屉，不由一愣怔：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码了一条太行山牌香烟。另一个角落里，一堆北京奶糖正甜甜地瞅着我。
    我受不了这个。没出息的眼泪就挣出眼眶来。我心里说，这世界上还有这样好心的姑娘呀！就觉得阴霾的脑子里豁然闪出一丝亮儿。
　　家里捎话来，说又为我找着对象了，完全符合我离家时撂下的条件：苦出身、不识字、会喂猪。
　　就在那天，她被电线杆砸倒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赶快带人将她安置在一孔破窑洞里。我忘了自己的糟心事，尽心侍奉她，直至她醒过来。

呼伦贝尔

 我们成了朋友。那年月不兴谈情说爱，夫妻间说话也得留点神儿。好在她很快被招工，回到县城去了。以后我也离开工地，到县里一家煤窑上班，总算成了领工资的人。之后，她母亲从千里外赶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一应衣物被褥，都是从北京带来的。县里人说，想不到穷家薄业的燕家，白捡了一个侉侉媳妇儿。
　　熬倒“四人帮”那年，我邀集高中几位同学狂喝猛吃一顿。我们这些老后生，像一群冬眠的虫子，突然就醒了过来。我们还想捡起破碎的心愿，编一围美丽的花环。
　　因此，当我被选定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时，心里委实高兴。妻子支持我下乡，但是她说，社员们最烦工作队，他们一来，村里就不得安宁。她希望我下去参加劳动，其余时间看看书写点文章。

呼伦贝尔

 这一走，就是一年。工作队的任务，是让农民继续学大寨。社员们见我不爱管事，不像捞官的角色，就把一肚子怨愤说给我听。说得我没了心劲，干脆找一提包小说来看。接着写了两篇小说寄到省城的《汾水》杂志，蒙作家杨茂林热心引荐，年底时接到省文艺工作室的一纸借调令。
　　那一年我真高兴。没想到步入三十以后，竟然有了这样一个机遇。若是早几年，我提起包就走，来去绝无牵挂。只是当时母亲卧病不起，妻子带两个孩子，上的是“三班倒”。女儿尚小，儿子还未断奶。两人六十多元的工资，若分作两头，怕是怎么也花不过来。
　　何况是借调。

南疆库尔勒

 母亲流泪挽留我。父亲不说话，我却感到他心情的沉重了。全家借住的房子要拆，几个月之后，一家人将无处安身。本来商量好要盖房呢，父亲忧郁的眼睛对我说。
    妻子正准备上夜班。她是电厂汽轮机运行工，上班时丝毫马虎不得。女儿三岁，听说我要走很久很久，抱住我的腿说：“爸爸走，妈妈哭……”儿子睡着了，小嘴一吮一吮，摇晃着脑袋找奶吃。
    这一夜，我抱着儿子坐到凌晨。当妻子挟裹着冷风回来时，我对她说，我不走了！
    “你应该走。”她说，“山里头出一个人，不容易。家务事我会照料好的，你放心！”
　　我还想说，她用眼睛止住了。
　　我们一直坐到天亮。她说，她已经想好了。她断奶。她挑水。她买粮。她伺候老人。她想办法租房子……

南疆库尔勒

山风从河道里穿过，拍打着我们那间小屋破烂的门板。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墙上立时就是一层薄霜。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花，把凌晨几缕阳光死死地挡在外面。小儿子在睡梦中直往被窝里缩。女儿头前，笼着一团隐隐的雾气。她也睡了。满脸倦色，只眉宇间显露着她的刚强。晋西北的山山水水，把这位北京知青过早地磨炼成人了。而从今往后，她要挑起这样一个家庭的全副重担！
　　我就那样走了。激动被惆怅淹没，热泪汩汩地淌回心头。走时，她说，你可要争一口气啊！
　　每月接到她汇来的钱。除我的工资外，她再贴两元，凑成四十整数。我心想存上三五十元，过年时全家能开心地乐上一回。可是哪儿能呢？买书多了，吃饭就没法保证了。老家有人来，想给孩子们带点吃食，竟连一点结余都没有！

祖孙

 终于可以探家了。太原到大同的火车，把我吐在风雪弥漫的阳方口车站，然后乘汽车在百十个山头上盘绕，车向西北，车向西北——
    傍晚时分，我找到自己的家。她在信中说，新找的房子宽敞明亮，且炉灶甚好——天哪，那是怎样的宽敞明亮呀！一缕缕黑烟从炉盖边冒出来，把墙壁熏得油毡一样。她呢，咳咳地猫在炉台旁，不时挥手赶走飞在头顶的烟蛾儿。女儿袖了手，小大人般坐在炕头上，满脸烟灰，满脸鼻涕和眼泪。胖儿子满炕奔跑，一脚将一只碗“当”地踢到地下，吓得妻子一转身——
　　昏黄的灯光下，北京人又黑又瘦。待看清是我，先是一愣，随后扑了过来！
　　她哭得好伤心呀！
烟雾中吃过团圆饭，一家人说不来的欢乐与高兴。儿女把我带回来的几个面包捧在手里，以为那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仙品。妻子引我在地下转圈——一月供应十一斤白面，她存下半缸；走时腌下的一小罐猪肉，只少了上面漫着的一层猪油。靠着乌黑的墙壁，奇迹般戳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母女

 一年多以后，一家人都到了太原。工资之外，不时有稿费寄来。我养了花，又在小院里开一方菜园。我真想让她从此享享清福。山沟里的苦，她算是吃尽了。
　　只是人到中年，要办的事情还很多。我经常外出组稿，家里依旧是她带着两个孩子。以后我到北京读书，一走又是四年。回来时，女儿已经读完初中，而她也咬着牙读完大学课程，家里一时有了好几张文凭。
后来，知青回城政策放宽，岳父母一家希望我们也尽早回去。几经犹豫，我觉得回京后，要蹬着自行车满城奔跑，包括住房安置一切都得重来，真是不想折腾了。我对妻子说，你决定吧，我听你的。妻子笑着说，我能说什么呢，嫁狗随狗呗。

金婚那天

以后回京机会很多，户口办回去以后，有几家单位邀我就职。妻子工作手续办到北京某机关，后来又办回来了。我们留在太原，留在熟悉宽厚的原单位。她后来成为供职部门副研究馆员，我在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两个孩子都回到北京，忙着他们各自的事情。
我们相伴着往前走，直到永远。

石梅湾

　　1986年夏初稿于武乡县王白墕村

原载《热流》1986年10月号

各刊物转载及收入文集时均有增补改动

2024年11月14日再校改

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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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梁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