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根源：从个人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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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在主权、领土、安全、利益等方面的冲突并不必然走向战争，但当国家间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战争就会爆发。如华尔兹所言，“如果一个国家在权衡了成功的可能性之后认为实现某些目标比享受和平更重要，那么它就会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目标”。战争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在个人层次上，战争的爆发可能与人性和决策者的判断有关；在国家层次上，战争的爆发可能与国家的属性、利益和价值观等因素有关：在体系层次上，战争的爆发可能与国际体系的结构或文化、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对待世界秩序的不同政策取向等因素有关。国际关系不同理论范式，甚至同一理论范式内部，在哪个层次和哪些因素最容易导致国家间爆发战争的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争论。

在个人层次上，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摩根索等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冲突是一种源于人性的普遍现象。人类对权力的贪欲和对稀缺物品的渴望会使国家走向战争。领导人的个性及其决策也是可能导致战争的因素。例如，有学者认为，领导人在对冲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成本小于收益，就有可能倾向于使用武力，成本小于收益的差距越大，让冲突升级甚至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领导人的预期存在误算和误判的风险，以至于战争结果事与愿违的情况时有发生，但预期效用与战争可能性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国家领导人越是喜欢冒险，越是不切实际，就越容易发动战争，并且没有必要地拖延战争。

领导人有时候为转嫁国内危机，短期内提高内部凝聚力，也会诉诸对外冲突和战争。正如华尔兹所概括的，“根据国际关系的第一意象，战争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人性和人类行为。战争源于自私，源于错误的侵略冲动，源于愚蠢”。尽管华尔兹并不完全否认这些因素会导致战争，但他并不认为人性和决策者的判断是第一位的，其他根源都是次要的，而且必须根据个人层次上的因素加以解释。

在国家层次上，某种政体类型常被看作战争的根源。典型的相关理论就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爱好和平，民主国家之间比非民主国家之间更少开战。威尔逊曾断言，和平是民主国家的本性，而集权专制政府和君主政府是好战的。他说：“如果没有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将永远无法保持为和平而进行的牢固合作。不能相信专制政府会在合作中始终保持忠诚并恪守它的契约。”激进主义的看法正好与此针锋相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是战争的根源，社会主义国家更爱好和平。

两个资产阶级政府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两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发生冲突。因此，恩格斯指出：“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和一个同样的德国之间完全不存在阿尔萨斯一洛林问题。”对于华尔兹来说，不论民主和平论还是社会主义和平论，根据国际关系第二意象来推测战争根源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国家行事的方式与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因此在不考虑国际环境的情况下单纯从国家内部结构试图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是行不通的。他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提出了严厉批判，并且指出，他的批判“适用于所有想依靠推导一种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模式而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理论”。

在国家层次上，更多的学者会把战争的原因指向国家之间的利益或价值观冲突，甚至文化差异。恰如布尔所指出的，历史上，国家总是出于三个目标而介入战争：一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二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抵制或消除国家领土完整与独立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三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旨在扩大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影响范围，资源稀缺的国家倾向于使用武力夺取原材料，而资源富足的国家容易招致觊觎者的侵略。美苏之间的冷战则说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也可能激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根据亨廷顿的分析，导致战争的因素还有文化差异。他坚定地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然而，在摩根索看来，真正导致国际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因素是利益而不是文化或理解。他认为，文化的一致性并不能保证和平，文化的差异性也未必导致冲突。“决定了历史进程并改变了地球的政治面目的所有重大战争，都是为了实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想象的利益而进行的”。

在体系层次上，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将战争的原因归结为无政府状态和某种国际体系结构。华尔兹认为，战争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是自治单位，任何国家都可能在任何时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他借用卢梭的话说：“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机构来预防和调解各国个别意志所必然导致的冲突，就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对生存的渴望使国家以侵略性的方式行事”。“毫无疑问，无政府状态是战争的最深层次原因”。但他同时认为，“无政府状态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安全竞争有时导致战争，而有时没有”。他给出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在他看来，“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尽管他无法明确说明哪种体系结构必然导致战争，但他却从比较的视角提出，两极体系最倾向于和平，不平衡的多极体系最容易导致冲突和战争。

建构主义者尽管在无政府状态和体系结构方面跟现实主义的看法格格不入，但也从体系角度思考战争的根源，并将其归结为霍布斯式的体系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温特甚至认为，霍布斯无政府主义是可以根本没有文化的，而因共有文化的缺失而发生的战争根本不是真正的战争。在温特看来，真正的战争是集体意图的一种形式，“只有当双方都认为是战争的时候，才能成为战争”。对于激进主义来说，国际体系以“核心一边缘”、“统治一依附”为特征的结构，体现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因此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重要根源。

除了体系结构或文化，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和对待世界秩序的不同态度也会使战争成为可能。奥根斯基明确提出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新兴崛起国权力的不断增长会使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并与致力于维持现有秩序的既有霸权国发生冲突和战争。国家之间权力对比的变化之所以会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是因为，崛起国想要改变现状，霸权国想要维护现状，二者对待世界秩序的态度和政策取向是冲突性的。吉尔平也认为，权力转移往往意味着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国际体系的结构会随之经历某种调整，甚至变革，并常常伴随着霸权战争。权力转移既可能引发由崛起国发起的旨在争夺主导权的修正主义战争，也可能引发由霸权国发起的旨在消灭或削弱新兴挑战者的防御性战争。战争常常是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进而，吉尔平还在批判性地借鉴马克思主义有关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增长不平衡规律的理论，把国家间权力转移的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权力的不平衡增长。他说：“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间战争和国际体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间权力的不平衡增长。”

摩根索也认为，国际冲突的实质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维持和改变权力分配现状的两种企图会导致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他把国家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权力冲突称为“争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称为“紧张状态”。尽管可能存在缺少紧张状态的“单纯争端”，但大多数情况下，争端与紧张状态是相关的。其中，“包含紧张状态实质的争端”易于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体现紧张状态的争端”最难处理，因为冲突双方谁都不愿让步，摩根索指出：“从权力斗争在争端本身显现的意义上看，在这场争端中失败意味着在整个权力斗争中败北。于是，每一方无论在程序事项上还是在威望问题上都要以不妥协的顽强精神决一雌雄，如同这些事情与国家生死攸关一样。”

战争是多种多样的，战争的原因也是多元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单方面因素引起的。因此.赖特强调，战争是复合型的，包括技术层面、法律层面、社会和政治组织层面、文化层面等，其中任何一个层面发生变化，且没有补偿性力量进行平衡，爆发战争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华尔兹尽管强调体系层次的变量在解释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方面最为重要，但他并不否认个人和国家层次变量的作用，只是反对将这些变量的作用过分夸大。对于肯尼思·华尔兹而言，他所说的三个意象，即层次，是浑然一体的。他说：“个人、国家和国家体系在理解国际关系的尝试中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分析家，无论他怎样重视一种意象，也很少会完全忽视其他两种意象。而且，强调一种意象会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意象的解释”。“第三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若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就不可能了解决定政策的各种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力量.但若没有第三意象，就不可能评估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预测其结果”。

不同理论流派对国际冲突与战争的归因不同，因此对如何预防、解决或管理国际冲突与战争的看法也各异。对于很多现实主义者来说，无政府状态使国际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对于国际冲突和战争，我们只能预防和管理，却不能真正解决。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来说，国际冲突和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可以预防和管理，而且可以永久性地加以解决。他们提出的主要方案包括，通过建立世界政府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消除战争的根源，通过建立多元安全共同体改善无政府文化等。

在现实主义阵营中，尽管摩根索曾倡导通过建立世界国家实现世界和平，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但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却坚持认为，世界政府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且，即使世界政府也无法消除国际冲突和战争，就像国内政府无法消除内战一样。结构现实主义者强调，要预防和管理国际冲突与战争，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对权力的制约，依靠有利于稳定的体系结构，维护国际安全。因此，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把重点放在国际安全和体系结构上。相对而言，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看重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作用，激进主义的解决方案强调国家间平等，建构主义的解决方案以培育积极的集体认同和共有观念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