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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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冲突和安全困境，类似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毒品、有组织犯罪、疾病、难民、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等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新问题，也对国际安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新问题因超出了传统安全理论的观察视野而被人们习惯地称作非传统安全问题或非传统威胁。这些非传统威胁经过安全化之后逐渐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议题。

传统意义上，军事威胁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国际安全议题。如今，随着非传统威胁的不断安全化，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扩展，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已不再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环境等领域。前者我们习惯称之为传统安全，后者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介入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安全概念，而且对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理论提出了无法回避的挑战。

对威胁性质和来源的修正，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传统安全理论提出的最大挑战。传统安全理论一般把国际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界定为国家之间的军事敌对。与传统安全理论注重来自国家行为体的对称性军事威胁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不断将安全视线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由军事威胁转向非军事威胁，由对称性威胁转向非对称性威胁，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转向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行为或破坏作用对于国家或国际社会安全价值观和安全利益造成的威胁与伤害，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

从残酷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活动，从人口激增到艾滋病蔓延和传染病肆虐，从全球贫困、地区发展不平衡到地球生态系统的超负荷和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诸如此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生存。这些多元、复杂、而又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全球性问题，是传统安全理论难以应对的。但是，它们却严重威胁着人类赖以存在的这个世界。因此，冷战的终结、核大战威胁的减弱使世界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新出现的、超越国家疆界的、非对称性、非军事性挑战。

非传统威胁使国际安全的主体走向多元。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表现及其巨大破坏，不仅动摇了传统安全理论对国家主权的坚定信仰和把国家作为主要甚至唯一安全主体的基础，而且冲击了国家安全至高无上的传统地位。国家并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也不是安全的唯一主体。安全研究在关注国家安全的同时，还必须关注个体安全、群体安全、国内社会安全、国际社会安全、人类安全等。这里的个体、群体、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和整个人类都是安全的主体，因为他们明显不同于国家，因此人们习惯于将他们统称为非国家行为体。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研究报告《天涯若比邻》中呼吁，必须从过去把重点集中于国家安全的传统作法扩大到包括人民和全球的安全上来。“虽然继续坚持国家的安全权利是必要的，以便国家能够抵御外来威胁，但是国际社会需要把人民及其安全的保护列为全球安全政策的目标”。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主权国家依然是反击传统威胁、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的主角，而且是应对各种非传统威胁、确保非传统安全的关键。

军事实力和军事手段显然不是用来解决非传统威胁的最佳选择。冷战期间，安全领域的研究专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由实力界定的军事治国术看作实现国家安全的核心手段，甚至唯一手段，把国家间实力对比的某种格局看作维护国际安全的结构性保障。有些学者甚至单纯以军事手段的术语来界定整个安全领域的研究，即“威胁、使用和控制军事力量的研究”。在后冷战时代，军事实力和军事手段不仅难以保证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而且无法用来解决日益繁多和不断加剧的非传统威胁，如恐怖袭击、环境破坏、疾病蔓延等。世界各国必须在军事实力以外寻求处理非传统威胁的手段和途径。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大大扩大了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安全不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个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之所以在后冷战时代凸显，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它们一直被过多关注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的主权国家所忽略或轻视。而且，世界各国在解决传统安全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这种威胁的累积。另一方面是因为，冷战的结束使军事安全变得更丰富而不是更稀缺，不论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关注军事安全以外的目标，致使“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得以进人国际安全议程的前列”。

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跟传统安全问题一样，能够决定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相互间的国际安全，但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必须与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相互协调，非传统安全不论多么非传统或反传统，它都难以摆脱传统安全的纠缠。在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时代，传统安全理论的基本假定仍然有效。国家仍旧是最重要的安全主体，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和维护者。国家生存和主权依然是世界各国的先天之忧，对军事生存的关注仍优于对经济生存和环境生存的考虑，否则理性的国家就不应该再谋求发展核武器。非军事威胁在国家安全排序中的上升并未改变军事威胁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极端重要性，非传统威胁的处理一定在有利于或者至少不会影响传统威胁的解决时，才会在国际安全议程的排序中占先。军事和实力手段固然不是解决很多非传统威胁的良策，但却为国家外交、国际制度和跨国协调等各种非军事途径更好地发挥效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传统安全理论无疑带来了冲击，但冲击的实质，不是否定，而是扬弃。

从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向综合安全观的转变,反映了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冷战时期,传统安全观对维护世界稳定与安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冷战结束后，传统威胁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断降低，高级政治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低级政治，安全威胁的要素也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人的安全等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显得格外突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批传统安全观所无法包容和对应的新问题开始出现了。例如环境问题，地球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使主权国家被淹，无处存身。又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的起伏变动对有关国家造成了比战争还大的破坏力。再如有组织犯罪和贩毒，不仅使普通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社会动荡不宁，而且使不少国家的政权岌岌可危。大量事实表明，全球化对传统安全观构成了严峻挑战，需要人们高屋建瓴，从历史高度重新定义安全概念，重新审视安全内涵，重新确定安全战略与政策。新安全观由此应运而生，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是其主要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是新安全观产生的重要原因。战后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不仅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且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技术也由此成为主导战后国际关系变革的关键因素之一，并改变了安全的特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趋势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相互融合，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网络。一国的安全与另一国的安全互为条件和因果，安全不再是相对的和排他的，而是成为各国共同的、相互的安全。

在冷战结束后发生的诸多事件证明了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相关性。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的“非典”肆虐、2004年的印尼大海啸、2005年的禽流感蔓延以及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肆虐西非并传播到美欧，都给直接受害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都超出了传统安全理论的观察视野。

非传统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建构一种全新的安全视角成为必要。当今世界的安全威胁已经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民族问题、地区冲突、边境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金融危机、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艾滋病、贫困问题、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等等，无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出现需要人们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认识和对待它们。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能直接用传统的安全理论进行解释，甚至与传统安全的某些研究命题相悖，因此需要变革和发展传统安全理论，树立新的安全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