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内涵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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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全观源于传统安全观，但又是对传统安全观的扬弃。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安全观中的安全主体、安全要素、安全结构、安全手段和安全性质五个要素都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解释。

首先，安全主体具备多元化。安全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近年来，出现了人的安全、社区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等种种提法。虽然这些概念不一定都能站住脚，但其本质基本上是一样的，即要突破以国家为单位来考虑安全问题。这一观点，在全球性问题上特别有说服力。以环境污染为例，它既危及到个人的生存发展，也威胁到集体、国家乃至于国家群体和全世界各个国家。臭氧层被破坏，对个人而言增加了皮肤癌的发病率；对有些国家而言，面临全部或一部分国土被淹；对全球而言，气候变坏、灾害频发。面对这些新问题，光讲国家安全是不够的，应该小至个人，大至全球，在各个层次建立有效的安全机制。

其次，安全要素具有多样化。除了领土、人口、资源和政治主权等传统安全要素之外，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等领域里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使这些因素对安全的影响日益上升，成为新的安全要素。全球化是“双刃剑”，既给人类社会带来好处，也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和灾难。讲安全要素的多样化、综合化，实际上是对于全球化风险的防范和对应处理，这就导致了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等新提法。虽然这些领域里的威胁和麻烦同有组织有目的的暴力威胁有着本质区别，但是不加防范，其后果与有组织的暴力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自然资源日趋短缺、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只强调领土、主权等传统安全因素，而忽视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以及环境等新安全因素，其安全观念是残缺的，是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这方面除了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全球金融危机和“9·11”事件以外，随着网络经济而频频出现的黑客又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第三，安全结构偏向综合化。安全结构，是指影响安全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安全结构综合化的意思是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和环境等众多新要素的重要性已经出现了超过领土、人口、资源和政治主权等传统安全要素的势头。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其安全结构中的各种要素排列是不一样的。对有些国家来说，传统安全要素仍然未得到保障。但是，在新的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情况下，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环境等非传统因素在安全结构中的地位上升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安全手段走向复合化。安全要素的变化决定安全手段的变化。在传统安全观看来，军事手段居支配地位。这是传统安全观中强烈的政治意识所决定的。而军事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随着安全要素的变化，主要是指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环境因素的上升，以军事为主的安全手段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对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和环境来说，武力固然仍可强迫他人在这些问题上让步，但毕竟是背景性的、间接性的，无法直接奏效的。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也无法用武力来换取。新的安全要素，只能用新的手段去维护。安全手段的复合化要求人们首先要有观念上的突破，放弃武力万能的旧观点。西方各国可以为贸易争端在外交上闹得不可开交，但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因贸易争端而兵戎相见。

用军事手段来维护安全是一种零和游戏，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无共同利益可言。但是，在新安全领域里，并非如此，往往追求的是双赢，一方的安全维护，并不需要另一方安全利益的损失。以债务危机为例，长期拖下去，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越滚越多，最终经济崩溃，发达国家也因此而丧失全部债权。其根本出路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使其经济健康发展。这样才能使债务国和债权国都得到好处。新安全因素要求人们更多地通过对话、协商方式来谋求和巩固安全。

安全手段的复合化的另一个含义，是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这不仅是说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和环境等新因素本身之间就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而且任何一种新威胁都无法用单一手段来消除。例如，从根本上解决贩毒问题，不仅要打击贩毒吸毒，而且要让靠种植罂粟的农民获得其他可靠的谋生手段。

第五，安全性质具有不可分割性。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既然威胁的来源不是来自特定的国家和集团，安全的维护也非一国所能解决，必然要求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在考虑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行为主体的安全，乃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已经成为共识。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提法各异，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任何单方面安全措施都无法保证自身安全，只有考虑对手及其他人的安全才能真正有效地满足自身安全要求。所不同的是，共同安全强调的是安全主体的相互依赖性，超出国家层次考虑安全，倾向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合作安全强调的是安全领域中的对话与协调，认为军事对抗毫无意义。

新安全观的安全理念主要包括共同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和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的构思最早起源于冷战的中心地区一欧洲。1982年，在第五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当时的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 1927―1986)主持的非政府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就全球安全提出了一份报告，题为“共同安全：生存的蓝图”。该报告第一次就共同安全要达成的目标、实现的途径、应遵循的原则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83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专门组建一个政府间研究小组，重点研究共同安全问题。该小组最后发表了《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使共同安全理念有了新的发展。共同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相比，同样强调国家的重要性，但它主张要用真正的国际安全，即国家间的共同安全取代传统的以各个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家安全。

首先，共同安全观认为，在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时代，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单凭一个国家自己的行动很难获得真正的安全。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且安全不再是“零和博弈”。为此，共同安全观主张，安全不再是每个国家的事务，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

其次，共同安全观认为，安全的内涵需要扩大。安全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军事领域，各国应该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地理和技术等越来越加深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安全问题。

再次，共同安全观还认为，军事手段既不是实现国家间安全的唯一手段，也不是最佳手段。共同安全的实现，应该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国际手段高于国家手段、和平手段高于武力手段。

最后，共同安全观主张通过促进军备控制和裁军、开展多边国际合作、强化联合国安全职能等途径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安全观的支持者认为，传统的退制、威慑和联盟战略不仅使各国之间难免陷入安全困境，而且会严重破坏国家间安全合作，以及削弱联合国的安全职能，因此必须摒弃。世界各国尽管在种族、语言、历史、习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不应因此阻挠为寻求共同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总体上看，共同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观的一种超越，它迎合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但是，它的不足在于，在把主权国家看作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并没有对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考察实现共同安全的途径时，主要着眼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等军事领域，仍然带有一定的传统安全观的色彩。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新出现的、超越国家疆界的、非军事性安全挑战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残酷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活动、人口激增、艾滋病蔓延等等，诸如此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全和发展。

综合安全观的核心主张是，当代世界的安全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而是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环境或生态安全、人的安全等的有机结合，即“综合安全”。其中，综合安全观最为强调的就是经济安全和人的安全。经济安全和人的安全是非军事安全中最为人看重的两个方面。

所谓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 ， 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结构和体制；其次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和相应的国际政治保证。经济安全的提出着眼于国家提高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生存能力，以经济实力来弥补和加强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的基点是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经济发展不受威胁。

经济安全的提出反映了金融危机、贸易危机、债务危机、能源资源危机等全球化经济波动所具有的强烈的相关性和杀伤性。民族经济在全球经济面前十分无力，相互依存既使每个国家从投资和贸易中得到好处，同时又使其国内经济暴露在国际投机者面前，极易受到攻击。

经济安全有国内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两个侧面。前者是指一国的经济体制和秩序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正常运转。其中包括金融货币制度、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市场秩序、信息传递和分配机制。后者是指国际经济制度与秩序是否能保障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迅速而有效的危机管理能力和调节能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国内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的需求也不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加强经济安全的根本途径是：通过不断加强知识资本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强化国际竞争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确保自身经济利益不被侵犯，同各类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以保持和谐的国际经济环境。

所谓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 ，是一种全新的安全观。人的安全并非排斥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安全，而是从个别与一般、个人与整体的角度来看安全问题，把安全的基点放在一个个具体人的身上，所有个别人的安全有了保证，国家和全球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概而言之，综合安全观不仅更彻底地摒弃了传统安全观过于重视军事安全的做法，而且更全面地顾及到了各种国际行为体的不同安全需求。它不仅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甚至已经成为很多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理论基础。

合作安全观是新安全观的另一种表达，其思想早在1988年就已经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提出来了。1990年9月，加拿大外长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指出，亚太国家应根据冷战结束和亚太地区安全所出现的新情况，重新定义安全的概念，追求合作安全。他说，合作安全就是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取代以均势为基础的冷战安全观。

合作安全观的实质内容就是主张通过合作谋求安全。安全被看作是一种群体行为，因此应通过地区内所有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和维系。首先，合作安全观在承认国家是国际事务主体的同时，也承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它因此主张，安全合作并不应仅限于国家行为体之间，还应在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而且，各种行为主体之间不论观念是否一致，地位和作用是否匹配，都应参加安全合作。

其次，合作安全观吸收了共同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的有益思想，大大扩充了安全合作的内涵，不仅提出要深入探讨军事合作的途径，而且强调要将环境恶化、疾病蔓延、人口问题、跨国犯罪、恐怖活动等全球性问题纳人安全合作的议题。

最后，合作安全观的倡导者认为，安全合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既可以是多边的，也可以是双边的；既可以致力于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正式机制，也可以达成非约束性的规范和共识。

总之，合作安全的核心是合作，它强调相互对话、相互包容、相互信任、相互受益。合作安全观的重点不在于界定安全的新内涵，而在于强调实现安全的新途径。这是它区别于共同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另外两种安全观一样，合作安全观也日益成为很多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