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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理论：个体、类别和方式
个体领袖的个性和人民大众的一半特性被指责为战争的根源。一些个体领袖是侵略性的和好战的，他们利用领导职位推进自己的事业。因此，根据一些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判断，发生战争是因为主要领导人的个性。然而，这个立场的精确性却无法得到证实。尽管我们可以确认在某些战争中个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总体上，我们只能猜测。
如果不是个人的天性缺陷导致了战争，那么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像所有个体一样易于受到错误理解的支配？根据自由主义者的描述，领导人的错误理解—把可能不是有意为之的行为认定为侵略，把一个人的行为归因于一个集体—可以导致战争的爆发。历史学家已经典型地认为错误理解起了关键作用。有好几种类型的错误理解可能导致战争。最普遍的一种是夸大对手的敌意，认为对手比事实上更怀有敌意，或者认为对手比事实上拥有更大的军事或经济能力。这种误算可能导致一个国家作出反应，采取一定行动，如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这反过来会被对手看作一种敌对活动。错误理解因此就陷入了螺旋，这种螺旋有导致战争的潜在可能。
对于悲观主义者来说，如果战争是人类天性或人性缺陷的产物，那么人类将没有办法实现解脱，战争将始终不可避免地发生。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如果战争或侵略行为是天生的，那么消除战争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试着从根本上改变人性。
类别
全面战争是导致大规模伤亡和巨大破坏的武装冲突，通常涉及多个参战方，包括多个大国。这类战争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征服和占领敌人领土，接管对手的政府，或控制对手的经济资源。此类战争可能因为观念冲突或宗教冲突而开战。为了在军事上战胜对手，决策者使用所有可用的战争武器，并以民用和军用地点作为打击目标。
一站和二战是全面战争作为政策选择的重要转折点，二战以来国家间战争，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发生的频率变得越来越低，参加这种战争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少，这种战争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这种因素促使很多政治学家猜想，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代价极其高昂的全面战争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了。
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战争既可以归类为全面战争，也可以归类为有限战争，这主要取决于目标和既定行为体为实现目标而动用资源的程度。1950年的朝鲜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动用非全部国家资源和只为有限目标而开战的有限战争的完美案例。
在有限战争中，并不是所有可用的武器装备都被动用。在这两个案例中，使用的是常规战争武器—坦克、步兵、飞机和导弹。尽管核武器是现成的，但并没有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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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常规战争，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是由人来进行的—几乎一成不变地由男人来参加，他们被专门挑选出来，进行训练，并被授权攻击或抵御其他政治共同体中的对手。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某些人群都被看作禁区，如妇女和儿童。常规战争的关键在于，其破坏效应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仅限于针对合法的战争对象。常规战争的输赢在于，武装冲突之后，一个团体的战士或领导人承认战败。一战经历了化学武器在战场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战后，输赢双方签署了《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为非法。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持久的辐射效应。冷战期间，美苏建造了更大、更致命的武器，发展了更精确的运载系统、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每个都能打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多次杀死地球上的人类。
化学和生物武器，加上核武器，构成更一般范畴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已经早于核武器存在很多年了。尽管这类武器一种在秘密试验，但缺少有效运载系统并没有使它们成为可选择的战争武器。
非常规战争像常规战争一样古老，其不同之处在于，一般不理会战争常规，要么蔑视有关针对合法对象使用暴力的限制，要么拒绝接受一些传统的战斗结果作为战败标志—如首都失守或国家领袖被俘。
有两个主要变化逐渐使非常规战争从常规战争的附带特征发展为战争的突出特征。第一，法国革命释放了民族主义在支持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力量，它使拿破仑军队得以使用其他较老旧的欧洲军队无法抗衡的战术。将游击战的古老原则同民族主义力量的直接利用结合起来是一种战略创新。
国家面临的最后一种非常规挑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而是海盗。像游击战和恐怖主义一样，海盗也由来已久，参与者的动机具有双重性。游击战和恐主义在完全追求财富的时候可以更贴切地被称为强盗行为。海盗具有相似的历史和特征，它既是单个罪犯或一个有组织犯罪团活的所作所为，也是得到国家全面支持的战争附属物。
正义战争理论声称，有好几个标准可以使进入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正义的决定。必须有一个正义的理由，并由合法当局作出意图宣言。领导人需要具有正确的意图，并渴望结束践踏行为并建立正义的和平，并已经穷尽了所有其他可以结束践踏行为的可能，即把战争作为最后手段。人道主义目标实现之后，武装力量需要迅速撤离，然而，由于国家各种不同原因而选择战争，因此并不总是可以容易地评估一个具体理由或具体意图是否正义。
左望 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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