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年纪，总爱回忆，我也不例外。
与家人闲聊，说起当年挣工分，
女儿、女婿充满了好奇，来一句：“我也是醉了。”
这就是代沟，
因为每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那年月，农村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土地由集体耕种，从事农活的叫社员，也叫劳力。社员们每天下地干活，生产队记工分，也叫挣工分。成年男子属于壮劳力，一般一工记10分，称“足工”。算不上“足工”的，记9分或8分；女社员“足工”记8分，其余的7分、6分。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逐渐减少分值，也就6分、5分；未成年人3分、2分。这样的分值是由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及社员代表评定的，相对公平，但视情也会有所倾斜，往往由生产队长说了算。
工分算少了，个别“犟蛮”的社员梗着脖子，找生产队长理论，即使争个脸红耳赤，生产队长也很少妥协。挑担、锄地、开沟、清淤、插秧、轧稻属重活，分值自然高些，大伙心里有数。同时插秧、收割，谁干得快、谁干得慢、谁干得好，一目了然。谁记10分，谁记9分，清清楚楚。收工亮分时，队长一提议，基本通过。每月有合计，全年有累计，在年终分红时，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01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工分的重要。当年，父亲身强力壮，老实厚道，从不偷懒耍滑，舍得卖力气，累活脏活抢着干，每天都是“足工”，记10分，年年获评先进，墙上花花绿绿的奖状一大片。母亲原本是城里人，18岁那年被录用为邮政局职工。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遭遇下放。因城里粮食紧张、生活困难，去她嫁到江南农村的姑妈家暂住。其时，我父亲21岁，他已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德胜关分校半工半读了两年半，因家中姊妹多，劳力少，在爷爷的反复要求下，悻悻然放弃学业，返乡务农。
我爷爷奶奶见母亲长相文静、端庄，又善良、懂事，觉得与我父亲是天生的一对。母亲的姑妈经不住爷爷奶奶的反复央求，遂带我父亲登门求婚。外公、外婆见我父亲忠厚、稳重，是干农活的好手，长相也过得去，感觉靠谱，母亲嫁给他至少不会挨饿，便应承下来，成就了一桩异地姻缘。母亲从此扎根农村，变身为农民。起初，因干农活不太熟练，算不了“足工”，出勤一天只能记7分。要强的母亲，放下身段，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不到半年便成了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与其他青壮女子挣一样的工分。
02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为多挣点工分，未成年的姐姐和我（弟弟尚年幼），在土地承包前赶上了挣工分的末班车。遇上大忙季节、人手紧缺，又恰逢假期或星期天，我们便像社员一样上工。大多干些播种、除草、捡麦穗、捡稻穗、摘棉花之类的轻活。当然插秧、积肥、割麦割稻这样的重活也干过。在我看来，插秧是天底下最苦、最累的活。长时间俯身弯腰，腰酸背疼，类似“坐喷气式飞机”那样的酷刑。实在熬不住了，稍稍变换姿势，把左手肘支在左膝上，以缓解酸疼。此模样既难看又影响进度，长辈们见了，难免奚落一番——“哈哈哈……吃不消了吧！插秧要有插秧的样。”插秧不止是累，还得提防蚂蟥的叮咬。一旦咬上，鲜血淋漓，怎么撕都撕不掉，只能忍着，待收工回家后，用火钳烫下来。同样难于忍受的，是黄昏时分蚊子的肆虐。水田里的蚊子，攻击力特猛，杀伤力特强，堪称蚊子中的“战斗机”。它们组成一个个“战斗小组”，轮番进攻，让人难于招架，苦不堪言。
除插秧外，积肥也是苦差事。当年，庄稼所施的肥料，以有机肥为主，以化肥为辅。每年农闲时节，生产队长都会根据每家每户的人口数量，下达积肥任务指标，每百斤草料记3分，超额部分，每百斤记4分。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两天内，田埂、岸坡光秃滑溜，不见一根杂草，吐露着泥土的幽香。因任务所迫，又难觅杂草，十一、二岁的我只能站在齐胸深的河水中，用钉耙打捞水草，聊以充数。此间经历的苦难可想而知，而安全早已置之度外。这一幕，现在的孩子是极难想像的。
即便是父母全年无休，姐姐和我多少也能挣点工分，到年底“分红”，相比于那些子女已成人、劳动力多的大家庭，我家几乎年年“透支”，全部工分都抵不了口粮钱，不足部分只能先欠着。印象中最好的年景，我家分了20多元人民币。只见父亲躲在房门后，手指沾上口水，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挣工分的年代，贫穷成了生活的底色。
03
称职的“一队之长”
当然，苦中也有好事、乐事。记得某年暑假中的一天，生产队长或许是因为心情好，或许是因为派工派不过来，或许是为了给我们创造锻炼的机会，或许……指派我和另一个小伙伴，撑一条五吨的水泥船，上永丰镇供销社运化肥。我和小伙伴一大早解缆、启航，一个船头，一个船尾，两根竹篙，前后发力，七弯八拐，硬是把水泥船撑到了永丰镇供销社码头，用一天时间，为生产队运回五吨化肥。
生产队长见我们坐地不起，一副累瘫的模样，笑着对搬运化肥的社员们说：“格两个小赤佬不简单，每人记10分，大家看捺能？”大伙一致同意。我仿佛中了大奖，兴奋得一夜无眠。这一天，除了工分，我们另有所获。因年少贪玩贪吃的天性，船在河中行，见河畔挂满桃子的枝桠，一竹篙扫过去，桃子掉落甲板，俩伙伴好一顿桃子大餐。
以我的评价，在那个年代，生产队长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一队之长”、合格的共产党员。印象中的他，个子中等，皮肤黝黑，脸型方正，浓眉大眼，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做事有条理、懂分寸、讲公道。最体现其水平的是派工，社员们今天干什么活、明天干什么活都心中有数。除大忙季节外，每天7点左右，先把红旗升上旗杆，让各家各户看得见。之后，三、五阵哨子，一阵比一阵急，催社员上工。待社员们到齐了，一一分派任务，孰轻孰重，孰增孰减，一个不落，对号到位。派工完毕，队长的任务便是巡查，兼带指导和鼓劲。今天谁干得好、谁干得差；谁偷懒了、谁勤快了，心里有本账，待傍晚收工时一一摊上桌面，该批评则批评，该表扬则表扬，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评一番。
遇上雨天，没法下地，队长便召集社员们在谷仓开会，或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或讨论生产队的大事、要事；或就家庭、邻里和睦问题，展开讨论；或……农闲时节，队长也会安排相应的农活，诸如疏浚河湖、开挖鱼塘、积肥备耕等。总之，让社员们一年到头都有事做。除这些工作外，队长还得调解、处理好社员家庭及社员、邻里之间的各类纠纷和矛盾，当好“老娘舅”，做好“和事佬”。但凡遇到社员家婚丧嫁娶，队长自然是座上宾，他不到不开席。当好生产队长至少得有三把刷子——公道、正派、不循私，这活一般人还真干不了，队长的得力帮手主要是会计、妇女队长和农技员。因为他给我记过10分工，让我对他一直心存好感。十年前的一个冬天，他悄然离世，享年七十八岁。他活着时，我有几次回乡下，遇见坐在轮椅上的他，上前与他打招呼，他并不回应，只朝我尴尬地笑笑——他因脑梗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
04
生计艰难，却苦中作乐
挣工分的年代，苦是主旋律，偶尔跳荡起欢乐的音符。大忙季节，在完成某项艰巨的劳作任务后，生产队长一高兴，便安排会计上街买些酒菜、烧饼，让大伙儿打个牙祭、热闹一回。与男性壮劳力一同干活的中青年妇女，虽说也辛苦，但或许是男尊女卑观念作怪，没资格享用酒菜，每人分两个烧饼，权作补偿。女人们乐颠颠地揣烧饼回家，分给老人、孩子吃，比自己喝了酒还高兴。极个别藏奸耍滑、自作聪明的社员，因拈轻怕重而错过了此等好事，心疼得直拍大腿，悔青肠子。
寒冬腊月，北风呼号，生产队长与会计一合计，杀一头生产队集体养的羊，煮两大锅羊肉、白菜，犒劳社员。按规矩，每户人家出一个代表。除三、四位寡妇或小后生外，大多数人家出的代表都是壮男——女人、老人、孩子胃口小，怕吃亏。年关近了，会计盘算出生产队全年收支总账，除去口粮和各项开支，盈余部分，也即卖余粮和其它收入的钱，用于劳动分红。分红过后，生产队借清淤之机，把辖区内的河水、湖水抽干，每家每户分五、六条大小不一的鲫鱼、扁鱼、鲢鱼等，开开心心过大年。这是江南水乡的天然优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实行土地承包制改革。分田到户后，各家的农活各家干，再也不用挣工分了。此后，生产队长形同虚设，少了往日的威严。虽说不用挣工分了，但节假日我依然干承包地的农活，直至大学毕业。2007年年末，得益于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我走上了分管农村、农业工作的县领导岗位。面对一些老领导、新同事白嫩书生是否懂行的质疑，我内心多少有些强大。——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于农民的苦，我再清楚不过。
现如今，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活全由职业农民干，全程机械化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时代彻底终结，一去不返。挣工分的苦难，早已在岁月中风干，成了永恒的记忆。
作者
介绍
丁学东，笔名丁东，男，1967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民盟盟员。长期从事教学、教研及教育管理工作，曾任江苏张家港市政府副市长，现任张家港市人大副主任。
图片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或媒体所有
审核：汪丽菁
发布：宋佳辰
投稿以弘扬张家港市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宣传张家港党史地情、展示地域风土人情，讲述张家港故事为主。同时，也欢迎以年节假期、重要时间节点、节气为题的投稿。
01
因篇幅原因，每篇文章字数限制在1500—3000字。自行配图，每篇文章不少于3张，引用网络图片请注明来源，避免版权问题。
02
优先录用原创和首发稿件（没有在公开平台发表过）。
03
投稿文章需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以便联系。
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联系电话：58682654
QQ邮箱：767527314@qq.com
▍版权声明：
○ 版权归创作人所有，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 我们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涉及版权争议，请著作权人告知我方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