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目失明终不悔——鉴真的第六次东渡，靠什么成功了？

    第一次东渡。742年冬，鉴真答应荣睿、普照的请求，召集20位弟子，外加4位日本留学僧，在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建造船只，准备东渡。当时，因日本僧人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兄弟李林宗签署的公函，扬州地方官员李凑见了，非但不阻拦鉴真东渡，还给予大力援助。不承想，某一天，鉴真弟子道航与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迁怒于师父，向上级官府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想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沿海、沿江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后大惊，派人拘禁了包括鉴真在内的所有僧人。真相大白后，虽僧人们很快获释，但官府却勒令日本僧人即刻回国，不得在大唐滞留。鉴真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东渡。744年元月，经过周密筹备，鉴真率领16位僧人，连同雇佣的工匠、水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东渡。结果刚起航，尚未出海，木帆船即在长江口遭遇风浪，在岸边搁浅。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遇狂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众人五天后获救，被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寺院住持，纷纷邀请鉴真讲法，致使鉴真无暇东渡。鉴真第二次东渡就此搁浅。

    第三次东渡。鉴真结束巡回讲法后，回到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越州僧人得知消息，为挽留鉴真讲法，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伏大唐，伺机“引诱”鉴真东渡，为日本朝廷卖命。官府得报，将日本僧人荣睿抓获，押送杭州，准备将他投入大牢。押送途中，被称为“大唐通”的荣睿伪装病死，借机逃脱。鉴真第三次东渡无奈作罢。

    第四次东渡。反思过往，鉴真对在江浙一带出海心存顾虑，遂决定转换地点，从福州买船出海。鉴真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官兵截住。原来，鉴真留在扬州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差人将鉴真一行，从温州截回扬州。鉴真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东渡。748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再次来到扬州大明寺，长跪不起，声泪俱下，苦求鉴真东渡。鉴真深受感动，即率僧人14人、工匠水手等共35人，于748年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溯江而下，开启又一次东渡之旅。船出长江口后，为等候顺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滞留了数月，直至11月才出海。船行东海，突遇强劲北风袭来。船随风漂流14天后，始见陆地。再两天后上岸，发现船已漂流至振州（今海南三亚市）。一行人死里逃生，入大云寺安身。之后，鉴真在海南居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吴越文化及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留存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一年后，鉴真北还，经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市）、崖州（今海南海口市）、雷州、梧州，在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后，鉴真又在始安郡开元寺住了一年。此间，鉴真被接去广州讲法，途经端州（今广东肇庆市），随行的日本僧人荣睿在当地龙兴寺暴病身亡，让鉴真伤悲不已。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巡回讲法，途经韶州，随行的日本僧人普照见东渡无望，向鉴真请辞。临别时，鉴真对普照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也就是那几日，鉴真因长久住留南夷，水土不服，加之折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继续北还，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坐化，令鉴真又增伤悲。接着，鉴真经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市），终于返回扬州。鉴真第五次东渡宣告终结。

    一是准备相对充分。地处江海交汇处的古黄泗浦，自唐代起，就是一个比较便利的出海港口。关于黄泗浦，唐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于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兴工，前后修过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罢。”黄泗浦即当年疏浚的“四浦”之一。“黄泗浦连小山浦，开修至（太）湖口，长七十里，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尺，深七尺”。与同时疏浚的黄田港相比，黄泗浦河面阔出1丈5尺，河底阔出1丈8尺，而疏浚长度则是在一江一港四浦中最长的，达70余里，其余江、港、浦皆不过二三十里。可见，古黄泗浦是古江南最重要出海水道之一，船队停靠黄泗浦，较为便利。

    细读日本僧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发现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鉴真于公元753年10月30日到达黄泗浦后，直至11月16日才启航东渡，其间半个多月，船队一百几十号人的给养物资从哪里补充？尤其是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在获悉官吏要检查船只、阻止鉴真东渡的消息后，不得不请鉴真及其随行下船躲避，直至11月10日才重新登船。其间七、八天时间，鉴真一行又在哪里安身？书中均无记载。这就需要考证古黄泗浦周围的人文环境。

    翻开撰写于元代的《琴川志》，在“宋元诸浦示意图”上，找到古黄泗浦口，浦口西侧醒目标记着一个集镇──庆安镇。古时属常熟县管辖、今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乘航街道的庆安镇，在晋唐时期就已是滨江重镇，市肆兴盛，商贾云集，有居民四、五千人，而当时常熟全县人口尚不足5万。今张家港市的鹿苑、塘桥、徐市、恬庄等地还是芦荡荒野。

    想要查清庆安镇创建的时间，《陆氏宗谱》中的记述可资参考。谱载，西晋时期，东吴大将陆逊的族孙陆濯落户庆安，集镇自此而兴。庆安镇东接黄泗浦，西至双泾河，全长1200多米。其一条南北向的镇区街道，长达二里多。镇区分“东市”“中市”“西市”三个单元，有石闼夜泊、圣寺晚钟、方桥观涛、漕缶飘幡、西塘桑啼、鹅湾牧唱、茯苓栖霞、滩里晴沙等景观。其镇北有建于汉代的一座水闸，以御江潮，故庆安镇旧称石闼市。在庆安镇西市梢，有建于梁代大同二年（536年）的尊胜禅院。《海虞别乘》云：“寺有瑞石像，铭曰：素台月举，腾光于梵室；妙趾神行，布武于椒殿。”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朝廷将尊胜禅院赐名为净居禅院（见卷十三《寺观》）。李湛《游净居院诗》：“入门松桂深，清气生人心；霞影迷窗绮，花光照地金。微风起层阁，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满空钟磬音”（《吴郡志·卷三十六》）。从诗中可窥当年寺院的环境、建筑、规模。尊胜禅院历经兵燹，到解放时仅剩残基。据乘航陆掌保先生对寺院残基实地测量，寺院占地55亩2分，折合约3.7万平方米。

    2008年12月，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在此挖掘出了具有寺院类建筑中轴线结构布局的旧基，并在古河道出土了石佛雕像、天王雕像的头部。在古河道两岸的明代桥墩里，出土了大量铭文砖，砖上刻有“释迦如来舍利宝塔……民安兵戈永息”等文字，与南京大报恩寺宋代地宫中出土的铭文基本一致。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鉴真船队在停泊黄泗浦期间，从庆安镇补充给养、采购物资。鉴真一行躲避官府检查，最理想、最安全、最可能的栖身处，是“满空钟磬音”的尊胜禅院。

    二是航路相对熟悉。630年，日本舒明天皇第一次派出遣唐使。此后，在630年-895年的260多年间，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朝廷共任命了十九批（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终止的有三批（次），实际成行十六批（次）。十六批（次）中，有一批（次）在抵达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后折返；有两批（次）是送唐朝专使回国的“送唐客使”；有一批（次）是因赴唐日使久客末归，特派使团召回日本的“迎入唐使”。由此，日本派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遣唐使是十二批（次）。

    日本朝廷向大唐派遣遣唐使，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630年-669年，实际成行五批（次）。使团规模偏小，木船一、二艘，人员一、二百。沿朝鲜半岛北上，走北路航线。主要目的是借鉴、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中期，702年-752年，虽实际成行四批（次），却是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极盛时期。使团规模庞大，木船四、五艘，人员五百多，经日本南方诸岛渡海，走南路航线。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盛唐文明，为日本全盘唐化夯实基础。在这一时期，不少日本留学生、留学僧人在唐长期居留。后期，759年-874年，是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渐衰期，实际成行三批（次）。直接横渡东海赴唐，走大洋路航线。此间，唐朝历经安史之乱，日趋衰败，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明显下降，使团规模大大缩水，留学生、留学僧人在唐居留时间也减少至一、二年。

    日本十六批（次）遣唐使往来大唐，尝试北路、南路、大洋路等不同航线，积累了一定的航行经验。由此，鉴真一行搭乘日本遣唐使船队开启第六次东渡，从某种意义上说，少了航线之虑。而这恰恰是第六次东渡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气候相对适宜。鉴真第六次东渡的时间，选择在秋后，避开了台风活跃期，以及由台风引发的大潮大浪。此时间段，木帆船飘洋过海，海面风小浪低，大大增加了安全系数。再者，西风渐起，于航行极为有利。尽管航行途中，突发意外，遭遇不测狂风，导致一号船失联、三号船触礁，但二号船最终东渡成功，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由此，足见东渡之不易。

    以上三条主要原因，为“鉴真为何第六次在黄泗浦成功东渡？”给出了答案。倘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节外生枝”，出现变数，都会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