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一路烟尘
程建权/文 黄治平/图
二等车，显然也是依质论价的一种称谓。但如果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甚至连公共汽车都极为稀少的时代，二等车，又是指什么呢？
最近，正在读冯昌先生的回忆录《我的读书生涯（大学篇）之十五》，其中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记得在八一年，已与我成婚多年的康翠珍同学，第一次回我老家时，即坐上了‘二等车’。近乡情怯，但坐上‘二等车’的游子，却有一种安心而熟悉的感觉。”何谓“二等车”？冯先生是这样描述的：“所谓‘二等车’，其实就是在自行车后座上绑块洗衣板！”因为用以载客，上面又用棉垫保证乘坐舒适。彼时从上海去南通第三棉纺厂，下船后，码头与厂区之间的几里地没有公汽，所以，只能步行或搭乘“二等车”。
冯昌先生在乐余镇双桥老街土生土长，上双桥小学，读双桥中学，然后到无锡上高中、上海读大学，并在武汉某高校工作至退休。一别经年，冯先生记忆中的双桥老街，总是清晰、鲜活而细致而微。每次风尘仆仆归家，在四号桥打望故乡时，却需要一辆二等车，连接他乡至故园的最后几公里。
双桥老街
自行车，应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中国是世界第一自行车大国，即使是在20年前，自行车还是许多人短途外出、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是“在自行车上长大的一代”，而将自行车作为载客的工具并赋予一个“正式”的名称，这在别的地方却并不多见。在乐余镇，60岁以上的人对二等车或多或少都有印象，比如四号桥汽车站，就曾经是二等车的聚集场所。
黄永芳，生于1943年，家住锦丰镇协仁村第六组。尽管他已经81岁，但身板挺直、声若洪钟，还可以从事田间劳作、饲养鸭鹅等。1969年，是他从事二等车载客生涯之始。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可是伴随他多年的老伙计。“二八大杠”，这一名称源于其独特的设计特征，其中“二八”代表着车轮的直径为28英寸，“杠”则象征着前后轮坚固的双杠构造。“二八大杠”自重25到30千克，载重量200到250千克，高度在0.9到1.2米之间。
二八大杠自行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自行车还是稀罕物，一般人家几年的存款也买不起一辆自行车，即或是攒够了钱，也可能因搞不到自行车票（计划经济时代购买自行车的许可证）而望车兴叹。所以，要当二等车司机，门槛真不低；光有车不行，还要身强力壮、体型高大，后座上连客带行李200斤上下，车手要先将自行车推行到一定速度，然后再一条腿跨过前横梁上车才能骑行，没有一把子力气，是做不到的，如果是长途骑行，还需要足够的耐力；第三才是最难办到的事，二等车经营载客，是需要到公安局车管所申报、培训、考核，领取专用自行车牌照、发票后，才能正式去车站、码头等客，更难的是，每个公社只发放5到6张二等车牌照！黄永芳就是那屈指可数的幸运者之一。当然，每个月要给车管所上缴8角钱管理费，同时领取下月的车票，这是客人用以差旅报销的凭证，其格式和功能与汽车票、火车票、船票如出一辙。
自行车行车执照
黄永芳主要等客点在老四号桥，这是“十苏王公路”北端的终点站。从嘉兴、苏州、常熟来的客人要在此下车，然后往北到码头、往西到三兴、往东到乐余或常阴沙农场、往南到鹿苑，一段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的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不想步行，那就只能乘坐二等车。从乐余开往杨舍的城乡客车票价是5角1分，若错过了班期搭乘二等车，本地人要1元5角，外地人要2元，那时杨舍一碗阳春面2角，乐余只要9分。
二等车司机经过培训考核，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根据距离远近，车资各不相同：到乐余老街，3角；到常阴沙农场，8角。黄永芳喜欢外地来搞“外调”的干部，走的都是“长途”，交钱、撕票，干脆利落，也不讨价还价。
让黄永芳记忆犹新的是一单到苏州的大生意。从四号桥到苏州的长途客车每日一班，票价不足2元，早上发车，错过了只好等第二天。一日，一位拎着黑色文件包的清瘦男青年，干部模样，似是从江北轮渡过江，没能赶上班车。几位二等车司机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急于接下这一单大生意，这个拍拍后座上的棉布垫子说自己的车舒适，那个亮出胳膊的肌肉说自己的车子又快又稳，但听到客人说要在下班前赶到苏州公干，几位司机面面相觑，知难而退。这时，黄永芳一拍自行车龙头，说“8块，上车！”男青年跳上后座，抱紧公文包，黄永芳见他坐稳，推起自行车一路小跑，然后一骗腿扬长而去，留下一路烟尘。
黄永芳近照
这是黄永芳获得的超级大单，他很兴奋，也很忐忑，更不敢有丝毫大意。土石路面中间高、两边低，仿佛倒扣的瓦背，中间是汽车行驶的区域，鹅卵石路面坑坑洼洼，而两边半米左右的土路主要是人行道，不时有杂草覆盖，自行车在其上行驶相对平顺，但对骑手要求更高，一边是搓板路面，一边是排水边沟，稍不留神就会“出轨”，好在男青年不娇气、不矫情，只一个劲地催黄永芳“快点、快点、再快点！”黄永芳双手把稳龙头，喘着粗气，脚下丝毫不敢懈怠，一路狂奔眼见就要到虞山脚下，男青年提出稍事休息一下。黄永芳赶紧停车，男青年到路边小解，黄永芳则一溜烟跑到望虞河边，捧起河水就咕咚咕咚一阵狂饮。就这样马不停蹄，终于按时将男青年送到目的地，接过8元钱车费，黄永芳累得瘫坐在苏州小巷的石板街上。
宗志义，生于1944年，家住乐西村6组，他是比黄永芳更早的二等车司机。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父亲是乐余旅馆的负责人。每当有旅客外出时，父亲便招呼宗志义骑自行车运送，所以宗志义在18岁便出道。也是因为长期骑自行车，20岁时他就被江苏省自行车队招募，在南京体院从事专业的自行车运动训练，曾创造了单人骑行100千米用时2小时58分32秒8的纪录。
江苏省自行车队运动员宗志义在天安门
这张1965年拍摄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上，21岁的宗志义高挑、帅气、阳光。短暂的职业运动员训练后，宗志义回到乐余街上，依然从事二等车营生，载人、运货、贩卖西瓜、水蜜桃。
二等车司机和乘客，都已经随着时间慢慢老去，但留在他们记忆中那段时光依然清晰，在冯昌们的笔下，二等车的专用牌照依旧鲜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