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蕙荪：“五二○”运动唤醒了金女大
文摘
2024-11-02 06:01
四川
《蜀光人物》 第一集
建校八十周年
暨张伯苓接办蜀光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蜀光中学校 蜀光中学自贡校友会 编
1946年暑假,金女大从成都迁回南京,在优美、安静的环境中,率先上起课来。本来人数就不多,再分到各个系科、各个年级,简直就和“热闹”无缘了。回想在成都华西坝,5个大学可以互相选课，能够听到一些进步人士的演讲，能参加一些校际的社团活动,有时还能看到《新华日报》和解放区的油印品(上面刊登着歌剧《白毛女》故事梗概,歌曲《山那边有好地方》、《古城颂》等),一部分喜欢接触新事物的同学,就对学校的安静感到一种不满足。尤其是1946年底发生的“沈崇事件”,不仅在较大的范围内激起了感情上的波涛,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思考:这些事件是偶然的吗?闻一多、李公朴之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壁报社开始增多了,文章内容也渐渐涉及战犯、汉奸、内战、物价等等,尽管多数文章比较温和,认识水平也较低,但也开始了辩论的趋向。敏感的校方开始加强“管理”了,壁报社要登记,壁报贴出之前要送审,随之而来的是“开天窗”,整张壁报“不翼而飞”。全校的学生组织,虽然已由“厚生团”改为“学生自治会”(不再带有宗教色彩),但羽翼还很嫩。由于校方规定了学生一年级上学期、四年级下学期不能入选“自治会”、“品德不是甲的不能入选”“成绩不好的(主科有分数界限,副科不能不及格)、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入选”等条,所以自治会执委中“小绵羊”型的学生一直占不小的比例,就是比较进步的学生选进来了以后,也须提着心,吊着胆,不敢因外出开会而旷课,不敢因少做作业而得低分数,更不敢晚上迟回校被关到大门外(事实上,俞人佳就因为得了个59.5分而失去竞选机会,鲁洁、王粹珍等后来连做学生的“资格”也失去了,理由是“体育不及格”,等等)。我是1945年在成都进校的。由于中学同学、先我两年进入金女大的缪希琴思想比较进步,我结识了校内进步同学张倩娅、俞人佳、叶耀芳等,后来又参加了校际的进步组织“C·T"社,认识了地下党员、金大学生邓鸿举(邓裕民)、刘毅等。" C·T"北京分社的刘适,是全国抗暴联合会的成员,到南京参加了“C·T"南京分社的成立会。于是我这个在1946年当金女大学生自治会服务部长、1947年开始当学生自治会主席的“红色群众”,就成了当时金女大闭塞环境中通向外界新鲜空气的渠道之一。金女大1947年没有党组织(1948年初发展党员,年底成立支部)。教师中的陈中凡、董每勘等是民盟成员,虽然后来民盟被解散,但他们同情进步的学生运动。1947年初,随着物价的飞涨,公费大学生普遍处于饥饿的威胁下。但是在金女大,不少学生家庭较富裕,大部分人虽称不上富裕也离挨饿尚远,少数经济上有一定困难的学生又能找到兼职工作,如做家庭英语教师等(校方在这方面也做了某些缓和矛盾的努力,如安排一些抄抄写写、整理图书之类的差事,发放一些奖学金),任用了比较负责的人办伙食,学生每天中午能吃上四菜一汤,量虽不多,斯斯文文的女同学也就能就着菜把两碗饭吃到底了。5月,中大学生要求按物价指数调整公费,从派代表到教育部交涉,到组织游行,很快就得到南京和外地许多大学的声援。这个信息,当然通过我这个渠道和其他一些渠道传进了金女大。进步同学奔走相告,但也同时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一百多个同学中很少人同意参加游行。在成都时,金女大学生分两批参加过两次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游行,一次是庆祝政协成立,一次是所谓“张莘夫事件"的反苏游行。两方参加游行的人总数也不到学校总人数的一半,大多数人是什么游行也不愿参加的。所以,“五二〇”前夕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代表联席会议,我们没去参加。当晚我告诉邓鸿举,“五二○"那天我们可借一个别的名目由自治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到时由他来鼓动一下,估计能冲破那难以突破的温和气氛。20日快到中午时,我们将全校同学集中在大礼堂。当时进步学生猜到我们准备行动,反动的一帮人也打算出来辩论制止,所以没到会的同学很少。邓鸿举如期赶到,我突破常规直接把他推上了讲台。他向大家简要叙述了珠江路上军警特务大打出手的蛮横行径。同学们的正义感一下子被激发了,有人喊着:“我们也去!’有些小同学哭了。这时,我们执委会中几个进步同学稍加研究,就决定以较易被大多数接受的方式开个头:一、欢迎自愿参加慰问“五二〇"游行中受伤的同学;二发表宣言(晚上拟稿后由系代表会通过);三、22日罢课一天。几乎全体举起了手,顺利地通过了!去慰问游行受伤同学的金女大同学,人数虽不多,但对一向处于“安静"环境中的金女大来说,却意味着起了质的变化,应该说,是"五二〇"唤醒了金女大。友校的同学们见我们一去,兴奋极了,喊着“欢迎你们”。这时,我们又听到友校同学所组成的宣传队向围观群众演讲,更详细地了解了珠江路血案的经过。当晚,我们没有马上回校,而是去医院看了受伤的同学,记得有两个同学伤得特别重,一个被木棍打得昏迷不醒。一个被打断了腿骨。当时我就想,再游行,我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用自己的血,来唤醒更多的人。我们连夜讨论并公布了金女大为声援“五二〇"事件宣言。宣言说:“我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学,一向是生活在平静之中。可是,今天,今天我们看见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听见了受伤同学的呻吟,我们忍不住要哭泣,我们更忍不住要愤怒!”从这一天起,我们参加了京沪苏杭16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会,这便是后来一直叫做“地下学联”的组织。就这样,“五二〇”以后斗争在校内逐步公开化了。在校内的演讲比赛中,我曾得第一名,校方就指定我与获得第二名的李振坤、获得第三名的曹xx一起去参加什么“大学生演讲比赛”。校方派来带队的是训导员胡亚兰,她是公开的三青团员。来到演讲地点一看,是国民党的青年部。天哪,我怎么能到这里去争取“奖品”呢?但不去又不行,于是临时决定,上台只讲“要干积极的事不能干消极的事”,然后就说忘词了,赶紧下来。可是,曹xx的获奖却增长了校内“反学运派的气焰,她很快就被抬出来做1948年这一届的自治会主席的竞选人。如果她当选了,金女大学生与外校的联系就难了,参加学联也将成为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拥护谁上去能同颇具声势的曹xx争个高下呢?排的结果,思想进步的是有,能干的也不少,但一时“知名度”还不够,比较保险的还是由我来竞选,争取连任。就这样为了珍惜我们参加学运的开端,为了让刚点燃的火炬越烧越旺,我接受了校内外进步同学的委托,参加了竞选。这时全校已有三百多学生,我取得了绝大多数同学的选票。这,也就说明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政治态度已经越来越鲜明了。1947年秋入学的学生有进步倾向的较多,这是有利条件。我们重新掌握自治会领导权后,便利用一切机会团结同学,逐步提高同学们的政治觉悟。我们组织大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冬令会,唱进步歌曲《古怪歌》、《垦春泥》。就连一些不问政治的学生常参加的活动如“早礼拜”,我们也参加进去，选唱的“圣诗”是“祈求上帝救平民”之类的,还请了进步教授吴桢来“讲道”,讲和平,反对战争。当时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钱大卫等是很进步的,我们也与他取得了密切的联系。1948年“红五月"来了,在学联的领导下,开展“五四”纪念周和“五二〇"周年纪念活动。金女大同学积极准备文艺节目参加。在玄武湖音乐台举行的“革命歌大合唱”,是以音乐院与金女大音乐系学生为主体的。在丁家桥中大分部举行的歌舞戏剧诗歌晚会上,金女大学生演出了自己创作的(四季歌》、《王大娘开国大》等。《四季歌》的歌词,从内容反唱到正唱,《王大娘开国大》《内战打倒了长江边》等,则揭露了伪总统选举中的丑闻。在“五二〇”周年那天,金女大同学上街散发传单,揭露伪总统竞选的丑态，一直把传单贴到了其他学校同学难以贴到的地方——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的小卧车后面、警察的岗楼上。次日晚,我们还参加了“五二〇”周年纪念晚会。因为怕学校关门,所以我们提前离开了中大校园,没有亲眼看到特务破坏会场以及后来特务被抓住等一系列事情。第二天一早,地下学联就派人把消息传给了我们,原来散会后,中大,金大的几个同学被逮进了国民党青年部!很快,金女大全体同学大会决定罢课,还募集了钱,买了烧饼,每桌省下两碗菜,送给友校同学。由郑小瑛,朱文曼两个高个子举着“还我人来”的大旗为先锋,近百人的金女大学生队伍以前所未有的气势,走出校门，到鼓楼“青年部”与各校同学的示威行列会合。为了集体自卫,以抵抗反动派的迫害,纪念“五二〇”一周年大会的主席团拟就了全市大中学生大联防的誓词,由中大、金大和金女大的代表(李名芬、林庭桂和我)领着三千多同学,以钢铁般的声音读了出来,送进了无数围观市民的双耳,也刺进了反动派的胸膛:“面对着独裁统治的无理迫害,我们决心参加南京大中学生大联防,任何一人一校遭受迫害,决与同患难共生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金女大的同学们已经觉醒了!她们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行列!经过3校同学的团结斗争,当天下午即营救出中大同学廖景亚、李孝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