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古｜在二里头遗址思考夏代

从《史记》开始，传统上，讲中国历史，往往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直到夏商周、春秋战国讲下来，然而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古史辨学派推翻了传统的 “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许多学者认为夏朝不能确认。在国外，以前的西方学者因为没有发现夏代和商代的文字，便否定夏商的存在，主张“东周之前无信史”。

1899 年甲骨文的发现和 1928 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有学者据此认为《史记·夏本纪》也应为信史，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界就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1959 年夏，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调查“夏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夏文化探索从此展开。

徐旭生先生塑像

此后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发掘探明，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 2 公里，南北 1.5 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 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下至东汉时期，但其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18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也就是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范围内，考古学界将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称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俯瞰

在 60 多年里，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遗址的发掘先后有阶段性的成果：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建立起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1 号、2 号宫殿基址的存在确定了该遗址的都邑性质；80 年代至 90 年代，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90 年代至今，在宫殿区发现并清理数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宫城城墙、大型夯土墙、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使用痕迹等重要遗存，尤其是在 2003 年，在遗址宫殿区发现了面积逾 10 万平方米的宫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堆塑龙纹透底器

在多年发掘的基础上，2020 年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认为二里头都城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分隔形成多个网格，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家族，可能已出现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2022 年 9 月，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新成果，确认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认为这里严谨、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玉刀

二里头遗址沿古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 2400 米，南北最宽约 1900 米，北部为今洛河冲毁，现存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 400 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稍高起的区域，包括宫殿区和宫城（晚期）、祭祀区、围垣作坊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

二里头1号建筑基址复原图

遗址中已发现 30 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其中最大的 1 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 108 米、南北宽 100 米、高 0.8 米，面积达 1 万多平方米。复原后，1 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主殿为“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数百平方米的广庭，主殿四周有回廊。大门位于南墙的中部，其间有 3 条通道。时代较早的 3 号宫殿基址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被 2 号宫殿基址叠压，南北窄长，由三重庭院组成，长 150 米、宽 50 米。

基址院内发现一座贵族墓，出土随葬品中，以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最为珍贵。5 号基址总面积也超过 2700 平方米，由至少 4 进院落组成，每进院落都有主殿和贵族墓葬，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如此规模宏伟的宫殿建筑，只有使用大量劳动力才能建成，证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状况

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有数百座，但规模较大者仅 1 座，位于 2 号宫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这里的墓葬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也不乏精品，尤其是那座规模较大的墓中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 70 厘米，由 2000 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都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价值。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

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行业。青铜爵、斝（jiǎ）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这些合范铸造的青铜器，标志着中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纪元。

遗址中出土的数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制作精美，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镶嵌技术，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器形有圭、璋、琮、钺、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其中的大型玉刀、玉璋、玉戈显然具有很高的等级。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二里头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包括深腹罐、圆腹罐、鼎、甑、鬲等炊器，平底盆、三足皿、豆、簋等食器，鬶、盉、爵、觚等酒器，以及深腹盆、大口尊等容器，双联鼎、鼓形罐、象鼻盉等器物极富特色。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质象鼻盉

尽管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把二里头认定为夏都，新建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也命名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但是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和性质还是存在争论的。争论的要点，除了是否应该定为夏都，还有二里头文化堆积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关于后者，有两种意见：一是二里头一期至四期均为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时期或者全部为夏遗民遗迹；另一种意见认为遗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遗址，第三、四期是商汤都城的遗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戈

争论的产生基于两点，一是文明出现的标准，二是二里头四期遗存的年代。关于文明出现的标准，过去一直是以柴尔德提出的文明的“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为标志。传统上，学术界是把夏代作为国家产生之始，也就是说，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文明社会，而现实情况是，在被认定为夏代遗址的遗存中，始终没有发现文字，所以就有人认为，夏代不能确认，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应该从商代起计算，如此说来，夏都当然是不成立的。

关于二里头遗址四期文化的年代是这样的：二里头一期，为公元前 1735 年-前 1705 年；二里头二期，为前 1705 年-前 1635 年；二里头三期，为前 1635 年-前 1565 年；二里头四期，为前 1565 年-前 1530 年。因为这个年代与传统上夏代纪年（公元前 2070-前 1600）碰不上，二里头第三期后段和第四期实际上落入商代的纪年范围内，所以出现了前述的分歧意见。

实际上，我们可以抛开二里头来讨论这两个问题。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否有文字并不一定是必须的，比如美洲的印加文明就没有文字，但谁也不能否认其是文明。近年中国学术界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是出现城市、出现阶级、出现国家，而出现国家的特征，是都城、宫殿神庙、大型墓葬、礼制、战争与暴力等的出现。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公元前 3000 年前甚至更早，在红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已经出现文明的萌芽，而在公元前 2300 年前后，如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这样的巨型都邑已经出现，可以肯定地说是进入了文明社会，比夏代开始的公元前 21 世纪还要早 200 多年。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

另一方面，我们在考古学意义上对古代文化的认识还不能说是到位的，尤其是对夏代前后的历史的了解还是很不充分的，比如夏代初年的“万国”是个什么分布状况？夏王朝的统治地域到底在哪里、面积有多大？夏国的首都有几处、都在哪里？历代夏王的承继顺序和在位年代如何？是否能把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与夏王朝等同？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答，匆忙地先认定一个夏都其实意义不大。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铜鼎

当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距今 3800-3500 年前后东亚地区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形制和结构都已经比较完善，其他如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都表明这里是一处经慎密规划、布局严整的某个国家的大型都邑，标志它已经进入了很高的文明阶梯。确立了这一点已经足矣！至于它是不是夏代的首都，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