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后，答案也呼之欲出，都没有写后下泽泻，而是先要“煮小麦”，然后捞出小麦药渣，再将其他药一起后下，而不是单独后下泽泻。
且宋本后注有《外台》的条文，那么还有一种可能，也是我当时给出的回答，即宋臣在编书或是到后来吴迁整理再版时，或许想按《外台》的煎服法，将“纳茯苓等”改作“纳泽泻等”，但是“等”字给丢了，便造成了后人的误解。
而类似的例子，在这些经典中不胜枚举。有很多是同一方子，在不同的书里，条文主治、药量或用药味数，都有记载不同的情况。
又如我们最熟悉的桂枝汤，在唐代抄写的敦煌遗书《亡名氏脉经》里，生姜用五两，大枣二十枚，甘草不言“炙”而是“去皮”。
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古籍古方，失真度有多少、哪个记载为最初版本，已很难得知。
而最值得去反思的，当是那些固执的认为，自己所见之“古方”就是古人当时所用之方，毫无思索与考证就去下定义的学人。
还有那些搞药量药味要遵循数理的，如果某方的某味药，在A中记载是二两，B书中记为三两，或某方在A书中是九味药，在B或C书中多某味或少某味，那么到底哪个用量来推算数理变化？按哪个药数来定其补方泻方呢？
做学术要严谨，做临床要务实，最终都要靠实践来服务临床，而不是陷入文字嘛。
话说回来，学中医务必要掌握一定的文献学知识，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文字中不被迷惑。
每个人的阅读量和发现问题的角度与细节等都是不同的，在学习中医文献的过程中，与同行同道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这里推荐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古籍临证漫谈”公众号，像其中绵仔老师写的很多关于学习晋唐方书方法的文章，就很值得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