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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子建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塔河。塔河县教育局又把我分回永安。爸爸当校长时，我是他的学生，那时他年轻气盛。十几年过去后，我成为一名教师，爸爸仍然栖居在永安当他始终不变的校长，可见他在仕途上是毫无长进的。我在父亲手下工作觉得万分别扭。因为开会时他要讲话，训斥别的教师时人家当着我的面不好回敬他，所以工作不到半年我又被母校塔河二中的崔寿田校长召回去，担任高考辅导班的语文教师。凡是未考上大学而又留校重新复习的理科生都在我的班里。我弟弟当时也是我的学生，我讲课时他总是低着头。我回家后对父亲讲了此事，并且说了弟弟几句。父亲为此大为光火，几乎推翻了正吃饭的桌子，冲我吼道:“我还没死，轮不到你管他!”他有时会暴露出山东人的那种家长式的作风和暴躁脾气。我仍然住在集体宿舍，不过是教工宿舍了，另外两名同伴一个叫臧国男，一个叫苏艳，她们是支边大学生，期满后会回到原来的城市齐齐哈尔。苏艳教体育，性格开朗，臧国男教化学，温文尔雅，气质很好。我父亲送我一架手风琴，我不识谱，又未学过指法，居然有时也能拉上一两曲，按照现在的说法叫“跟着感觉走”。晚饭后的黄昏我常常胡乱拉上一会儿才去办公室备课。现在这架手风琴还伴随着我，成为父亲遗留下的唯一遗产和纪念。由于从火车托运来哈尔滨时打封不严，它的琴键被磕掉两个，不过那都是高音区的键子，我很少企及这个区域。每每想念父亲时，看一眼它，内心就有一种温暖而疼痛的感觉，想着父亲自如地拉着它时的动人神采。我在塔河二中与同事交往密切的只有刘英华、刘春清夫妇。他们与我同在语文组。可惜没有与他们在一起的照片，而这些年我奔波求学，联系也渐渐少了。我所教的那些学生，有的考入大学或中专，有的落榜后参加了工作，组成家庭生儿育女。我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有一年冬天忽然停了暖气，我竟然灵感勃发，偎在被窝里写完了《沉睡的大固其固》我曾经求学过的地方，后来又都成为了我工作的地方。当我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又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回中文系执教。于是我又只身来到加格达奇，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每周上两次 “大课”（两节连在一起上），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和写作。这时候的师校已初具规模，有了宽阔的校园，另外一座教学楼业已建成。我穿着一套深蓝色毛料西装（教师服），去教那些与我同龄的学生。这张照片准确地传达出了我上了讲台时的精神气质，是一个标准的教师形象。然而回到教工宿舍的我完完全全又是一个小女子形象了，说笑不断，高兴起来手舞足蹈。我同室的孙毅亦是个才女，擅长书法、绘画、篆刻和摄影，所以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充满生活情调的照片，这都出自孙毅之手。那时我的信函量就比较大，每天从收发室回来都颇有 “收获”，因而读信的时候孙毅就设计了一个情节，让我把抽屉里的另外几封旧信也拿出来散在桌上，做一次演员。因为读的不是情书，所以我表情漠然。站在书上的布娃娃所戴的小帽子和围巾均出自我的手下。她原本是一头披散的金发，只因我梳了辫子，于是也给她编辫子。这个洋娃娃被我打扮得有了几分乡气。我还为自己织过一套帽子和围巾，是纯白色的，用一种曲曲弯弯的线，可以掩盖针隙的不勻。这次是真正地织，可不是做戏，我坐在自己的床上，被子苫着一块白色纱巾，穿件绸质的银粉色的小棉袄。每次一倚墙，绸衣就与墙发出“嚓嚓”的磨擦声，那是种阴阳交错、刚柔相济的声音。因为墙坚固之极，而绸子柔软之极。我头也不抬地织着，内心充满阳光。虽然那时我在教工食堂吃饭，但因为有了条件，所以有时也自己做些可口的饭菜。我蹲在地板上盛汤，孙毅便端起照相机把这一幕拉入镜头。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包饺子，然后喝点香槟或啤酒。我喜欢吃饺子，包的饺子个个都如弥勒佛的肚子一样圆，而且我包饺子的时候总是专心致志，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节假日我常常在厨房叮当剁馅，然后和面，戴上围裙忙得不亦乐乎。盛夏时吃热饺子喝冰镇啤酒绝对是一大享受。我常常变换馅的内容，将狍子肉里拌上香菜，将猪肉胡萝卜馅里打上西红柿汁。每一次改良都使喜新厌旧的胃得到一回满足。难怪李自成进京后声言要天天吃饺子，结果英雄无远见，把自己给吃败了。可见好东西也不能天天吃，糙米粗饭亦不可或缺。每逢秋天的时候，师校对面的山上的榛树叶子就红了。虫鸣不再，大雁南飞，空气中有一股腐殖土的气息。就在我拍照的那座山上，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凶杀案。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的童话作家卢培英死在这座山上。我从未见过卢培英，但听文联的人讲起过她，说她的童话写得很漂亮，出过书。还说她的男友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生，正在德国留学。当时我还为此惋惜，心想远在海外的卢培英的恋人该会多么痛不欲生呀。然而事实是，卢培英的恋人顾光耀在京移情别恋，可卢培英不愿与之分手，对外谎称他已在国外。顾光耀是应邀去长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之机将卢培英约至加格达奇的。他们在一起吃过饭，然后上山游玩，早已策划好这一切的顾光耀把她击昏后杀死，伪造成奸杀假象，而后洗净血手，把凶器扔进河水中逃回北京，与恋人去度中秋节。案情真相大白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到那座山上，满山红叶时，这里曾有过血腥气。据说顾光耀非常有才华，他的导师为了他判死刑而痛惜不已。卢培英与他相恋多年，为他堕过胎，很难相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会有如此残忍之举。看来女子的痴情会给自己带来不幸。正法顾光耀的那天，刚好我从哈尔滨归来，一下火车就见站前广场人山人海的，原来囚车正押着顾光耀缓缓通过。他矮矮的个子，面色惨白，我不明白当一个女人获知对方已不再爱她时，为什么还痴迷不悔？看来爱情是一种病。从此以后我对白脸的男人总是深怀警惕和敌意。不过我在如火的榛叶中微笑的时候，那座山还未被鲜血浸染。几年以后我与朱晒之在加格达奇重逢相聚时，她噙着泪花把一杯酒洒在地上，祭奠卢培英。巧合的是，朱哂之的丈夫也与顾光耀同名同姓，不过朱晒之的丈夫是真正地爱她，如今把她接到澳大利亚，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可见名字也只能是一个符号而已，同一的符号却有着不同的内容。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归国前曾来加格达奇采风。他曾说我的相貌酷似印度姑娘。于是孙毅就把我装扮一番，我披一条蓝底黑点的布单，绝不是那种薄如蝉翼的纱丽，耳环是我用破碎了的发夹做成的，因为我没有扎过耳眼，只能用白线绳把它吊在耳根上。好在是黑白照片，这做作的痕迹几乎看不出来。我举起一只手来祈祷，神态庄重，其实又能祈祷什么，内心里一片茫然。你只能是一步步走下去，走到哪儿，天知道。1985年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出去参加一些笔会。笔会多半是在暑期举行，这样也就不会耽误了教学进程。不过有时也恰好赶到学期的尾声，校领导和中文系的同事也就格外照顾我，放我这匹野马出去撒欢。我喜欢山青水秀的地方，因为我就是从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的。青青的草地，浓绿的树林是能使我的呼吸变得格外舒畅的场景。下面这张照片中，我手中拿着一束信手采来的小黄花，戴顶白色遮阳帽，有几分顽皮。那是1986年在哈尔滨附近的二龙山风景旅游点拍摄的。那里有一片碧蓝的湖，我在此垂钓，还大有收获，所以直到如今我还常做钓鱼的美梦。有时那鱼脱了钩，有时它扬起尾巴打我的脸，有时竟然上了岸姿态娴雅地行走，梦中的鱼可谓姿态万千。事隔十年之后，我再次去二龙山时，发现多了许多亭台楼阁，湖水泛灰，那种荒山野趣无从寻觅，这不免使人怅然若失。自然没有变，是人把自然改变了；而人也是不可抑制地改变了。乘坐在游船上游湖的时候，我不由想起十年前的天空、阳光、野花、野餐和自己那张稚拙的笑脸。
那年从二龙山回到哈尔滨，我又去青岛参加《中国》举办的小说笔会。我选择了水陆相交的旅行计划。由哈尔滨乘火车至大连，然后由大连乘海船至青岛。到了大连，我就直奔码头，住进一家便宜至极的客栈。那是幢类似农贸市场摊床区一样的简易木板房，里面打了无数个格子，把空间分割开来。客栈里房间太多，且全都一样的门脸，我常常迷失在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住屋。说话声总是嗡嗡响个不休，跟火车站的候车室没有什么区别。好在那时睡眠很好，绝对不影响我的休息。还有心情出去玩，去老虎滩，又去旅顺，瞻仰炮台，看黑石礁海滩上的渔人打捞海带。还蛮有心情地拍照留念。杏黄色的背带裙上有一个小口袋，很受我的青睐，我把钱、票据和房间的钥匙都装在里面，万无一失。背后的那些船多半是废弃的，我怀疑它们将会永远停在那里。只是货场上的那些隐隐约约的人不会再停在那里，有挺不住的可能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挺下来的也许累弯了腰，永远把大海看得无边的苍茫。![]()
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18日起，至1945年9月2日小日本签字投降结束，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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