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是塔杰的后代，也是我们的祖先，他生活在宇宙日历12月31日晚上大约11点59分52秒——大约在2 500年之前。作为一个鞋匠，阿卜杜勒平时在埃及的一个小镇上经营他的鞋店。他的顾客大都是当地人，也有很多旅客和商人。阿卜杜勒也曾想过要加入商旅队伍，去东方探险，但他有一个妻子、4个孩子，以及6个孙子孙女。最近，镇上关于战争的流言让他有点儿担心——他的一个儿子已经被军队登记在册，而他最小的女儿很快就要到出嫁的年纪了，需要一份嫁妆。小女儿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场盛大的传统婚礼，阿卜杜勒不想让女儿失望，哪怕这意味着在他长满老茧的双手上会再增加一些新茧。
和塔杰不一样，阿卜杜勒很少为当下的事情烦忧，虽然他的顾客经常讲一些他们在东方冒险时的故事。他谈论时间、讨论未来的计划，也会根据太阳在城镇广场上的方尖碑投下的影子来安排一天的生活。那时新兴的埃及历法，和我们现代的历法相似，有12个月、365天，但每个月只有3周，每周由10天组成。12个月，每个月30天，一共只有360天，埃及人出于实际考虑，在每年的最后人为“额外”加上5天，这样更接近365天的太阳年。虽然这个历法也有它的缺点，但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此之前，埃及人的历法是基于尼罗河季节性泛滥的规律制定的。
阿卜杜勒平时会在第一缕阳光照到方尖碑的碑尖时开门迎客，因为他想吸引的旅人会在寒冷的早晨开始他们的旅途。阿卜杜勒会在一天结束，最后一点儿阳光从方尖碑上消失的时候关门。顾客通常都会在早上等待他开门营业，但他的小店每天都按自己定的时间开门。如果顾客需要买鞋，他们就得在门外闲聊消磨时间来等待开门。阿卜杜勒的生活介于事件时和钟表时之间，那时候钟表还没有出现。如果有人给阿卜杜勒一颗种子，他可能会把它吃掉，也有可能把它种到地里，这取决于他当时饿不饿。
“时钟时间”的转变
在阿卜杜勒的时代之后，时间观继续改变。尤里乌斯·恺撒的儒略历在公元前45年代替了旧罗马历法，从此不再需要额外人为增加天数。格里高利历在1582年取代了儒略历。1854年后，计时变得更加准确，钟表也变得更加小巧精致。列车乘务长和富人开始佩戴怀表（这正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怀表很快就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1884年，英国人采用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从而避免了不同城镇间采用不同时间标准的混乱局面。一个世界通用的标准时间使火车的时刻安排得更精确、更安全。此前，火车的运行是按照火车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时间来安排的。
爱德华是阿卜杜勒的后代，生活在萨根宇宙日历中的晚上11点59分59秒，大约是150年前的英格兰。和阿卜杜勒一样，爱德华也是一个
鞋匠，但他的小店因为无法和新开的低价鞋厂竞争而倒闭了。爱德华独自工作，一天可以做5双手工鞋，但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每小时就能做出5双鞋来。爱德华并没有办法和他们竞争，于是他搬到了伯明翰，在一家工厂里工作。
工作地点上的改变也需要爱德华转变自己的时间观念，这意味着在很多方面，他的时间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工厂的哨声和机器的节奏控制了他的生活——哨声决定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汇报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当他远离工厂哨声的时候，教堂的钟表和他的新怀表让他和工业化城市的节奏紧紧地绑在一起。到了19世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间不再只是依照自然世界的变化来衡量，时间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础——商店准时开门，人们按时做礼拜，列车时间表依时而定，剧院表演也要按时开演。就算是不太重要的事件，比如下午茶，也有特定的时间。如果给爱德华一颗向日葵种子，他会把它种到地里，也会负责照料它，还可能看着它长大，把长出来的花卖掉。
从事件时间到钟表时间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关系。例如，当阿卜杜勒需要为女儿的嫁妆挣更多钱的时，他只需要多做、多卖一些鞋子就好了。爱德华也有一个女儿，但多做、多卖一些鞋子并不能让爱德华赚更多的钱。要赚更多的钱，爱德华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来做鞋，这意味着他要加班工作。阿卜杜勒出售他的鞋，但爱德华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出售自己的时间。
不管爱德华一天做50双鞋还是100双鞋，他的工资都是一样的。通常，爱德华只有固定的、有限的时间可以出售，无论他是否有效地使用了自己的时间。有时，当工厂的订单比较少的时候，爱德华会被分配一定量的做鞋任务。如果爱德华用半天的时间完成工作，他就能得到半天的报酬。因此，从经济利益出发，他应该用一定的工作量去填满他卖给工厂的时间。效率并不是爱德华最看重的东西，填满他需要出售的时间更重要。对于爱德华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图–守时
注：这位先生对他买的每一块表都不甚满意，直到他发现了这个让他爱不释手的怀表。他久久地凝视着它，以致身体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改编自The Waterbury时钟公司（现天美时Timex公司）出版于1887–1895年的《广告年鉴》里1888年的插图。
马克思，权力/ 功率（Power），劳动力与时间
卡尔·马克思相信工业化世界里的工人们都被剥削了，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与其生产的商品等价的工资。比如，阿卜杜勒能拿到他做的每一双鞋的利润，但爱德华却只能拿到时薪。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阿卜杜勒和爱德华都在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因此，如果爱德华的工作量和阿卜杜勒一样多，但拿到更少的钱，那么爱德华就被剥削了。然而，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从事件时到时钟时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关系的本质，所以阿卜杜勒和爱德华出售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阿卜杜勒出售鞋，爱德华出售的是他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剥削对于阿卜杜勒而言，是指付给他少于一双鞋的全价的钱；剥削对于爱德华而言，是指付给他少于他实际工作时间的工资。同理，如果阿卜杜勒花了更长的时间去做一双鞋，他也不会得到更多的钱，因此，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在这种情况下阿卜杜勒也被剥削了。虽然出售时间对于爱德华来说也许并不比直接出售鞋实惠，但至少他完全意识到了交易的本质。
物理学家很早就明白了功率和时间的关系，实际上，他们把功率定义为“功/时间”。和马克思一样，物理学家对功率也很感兴趣，而且他们把功率定义为“力×距离/时间”。虽然物理规律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改变，但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却改变了。我们从一种以事件和产物为本的经济模式过渡到一种以时间为本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以单位时间出售自己，比如时薪或年薪。
工厂的所有者当然希望雇员能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在这里我们要介绍“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他相信每个人做事都有正确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式，包括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铲煤、压制部件和做鞋子。正确的方式是指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完成一个计划任务。错误的方式是指任何会浪费时间或金钱的方式。泰勒进行了关于时间和操作的研究，记录了工人完成工作时所花的时间，然后设计各种技术让工人用最少的时间来完成任务。这样，最有效率的技术就会被应用到整个工厂。对于泰勒来讲，时间就是金钱，他的工作就是为了确保公司能从雇员的工作时间里得到最多的回报。时间变成了一种商品，可以被保存、被使用、被浪费、被赚取，甚至可以被弄丢。他认为员工应该采用高效的工作法从而得到金钱上的补贴。但是，很多员工认为他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管理策略，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拿着同样的工资更加努力。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劳动力和管理谈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