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有两位作家的名字不可忽略：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在1921年2月伍尔夫给曼斯菲尔德的信里，伍尔夫坦诚地表达了她的矛盾心态，友人说曼斯菲尔德的《序曲》和伍尔夫的《远航》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小说，“我说该死的凯瑟琳！为什么我不是唯一懂得写作的女人？”
而凯瑟琳也在日记和给莫里的信里表达了对这位同性知己同行的复杂态度，二人既惺惺相惜又暗中较劲，既批评对方又羡慕对方的生活。
伍尔夫和曼斯菲尔德作为同样取得成就的现代主义女作家，人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二人自从1913年相识，就一直来往密切，事业上也相互支持。
伍尔夫和丈夫创办了一家出版社，曼斯菲尔德的《序曲》（Prelude）就由伍尔夫夫妇的出版社出版。而曼斯菲尔德的丈夫莫里担任当时重要的文学杂志主编的时候，也经常向伍尔夫约稿。
伍尔夫比曼斯菲尔德大6岁，她的第一部小说1913年完成，但因为精神问题延误了，直到1915年才出版。
而曼斯菲尔德则1911年就出版了第一本书，伍尔夫对此表现出了矛盾心态，她恭喜曼斯菲尔德，又非常嫉妒。
在1918年8月7日的日记里，伍尔夫对曼斯菲尔德的《幸福》（Bliss）的评价也不是很好，她说曼斯菲尔德思想贫瘠（her mind is a very thin soil），只满足于肤浅的小聪明，还阴阳了一下曼斯菲尔德的写作让莫里很满意。
而曼斯菲尔德也同样在和莫里的信里吐槽伍尔夫的小说。
但这不影响二人的关系，1919年4月17日，伍尔夫记载了前一天她和凯瑟琳（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莫里一起喝茶，莫里安静地坐在一旁，只有聊到他的事情才会说几句。
伍尔夫对有男性在的场合感觉很不安，她和凯瑟琳相处要轻松得多，她们之间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有更深入的交流。
伍尔夫对男性的恐惧源于她年幼的经历。她13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的喜怒无常和重男轻女让伍尔夫爆发了第一次精神崩溃。
更不幸的是，她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禽兽不如，对她进行性骚扰，青春期被伍尔夫称为“最不快乐的7年”，这也给伍尔夫带来了巨大阴影，无法接受夫妻生活。好在她的丈夫莱纳德容忍了无性婚姻，对她体贴备至。
相比之下，凯瑟琳的少年时代就幸福得多，生活在新西兰的农场，父亲后来成了银行行长，凯瑟琳的少年无忧无虑，感情生活也丰富多彩，因怀孕堕胎，那时候未婚堕胎是违法的，出于安全考虑，她结了婚，婚礼第二天就离开了丈夫。
年少的放纵带来的后果总是滞后的，后来凯瑟琳和莫里相恋，因为丈夫的离婚手续拖了7年才能结婚，也因为堕胎伤了身体，再也不能有孩子。
凯瑟琳得了结核病之后，因为养病和莫里两地分居，不止一次在给莫里的信里幻想如果他俩有一个男孩和女孩会怎样。
莫里理智而略带冷酷地回信说，他认为凯瑟琳不应该考虑这些事，这对凯瑟琳的身体状态没有好处。
伍尔夫也想要孩子，但丈夫伦纳德以她精神问题为理由，拒绝要孩子。
伍尔夫妹妹的孩子死于战场。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大恸，但伍尔夫依然很羡慕妹妹，她想要的是有孩子的经历。
即使事业上很成功，伍尔夫依然受困于女性的生育焦虑。
虽然伍尔夫经常在日记里批评凯瑟琳肤浅，对生活的热爱停留在表面，美食、装饰、布置这些东西上，但伍尔夫又很羡慕凯瑟琳对生活的热忱和享受。
对伍尔夫来说，生活里的很多东西是一种折磨。用今天的话说，伍尔夫是“高敏感者”，对周围非常关注，任何一件小事，哪怕别人微不足道的眼神、一句话都能影响她。
她的日记体现了她的情绪很不稳定，一天之内甚至会波动几次。
比如她早上起来因为自己小说销量不佳心情低落，也会因为一串玻璃项链买贵了也不开心，别人没有她想象得那么夸奖她的新帽子也导致心情灰暗。
要知道英国人的夸人是出了名的，即使一件很平常的东西都会引起夸赞。在这样的环境里伍尔夫还是很在乎别人的夸奖程度。
甚至在小说出版之后，听说莫里即将评论她的小说，伍尔夫就已经开始忐忑。每天读报纸，读到对她作品的批评就很不开心，即使是赞美，赞美的不是她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她也不开心。
伍尔夫去世之后，莫里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了他读伍尔夫日记的感受。一方面欣赏伍尔夫在日记里如此大胆地直面并记录内心最深处，另一方面也为伍尔夫如此在意外界的评论而感到惊讶。
作为评论家，莫里写评论只是表达当下的阅读感受，人是会变的，一时的观点并不代表永远，莫里没想到有人会比评论家自己还在意那些文字。
很多作家不在乎评论界的意见，比如劳伦斯，即使恶评如潮影响了销量和生计来源，都没有伍尔夫那么焦虑，更何况伍尔夫每年有姑姑留下的遗产，根本不用靠写作养活自己，但是她还是格外在意这些声音。
还有一件事能体现伍尔夫的“玻璃心”。莫里担任《雅典娜神殿》主编之后，一跃成为当时文学界的“摄政王”，知名作者都以在这个杂志上发文为荣，更不用说丰厚的稿费。
莫里新官上任就另起炉灶，前任主编的老熟人一概不用，而是启用自己的作家关系网，比如D. H. 劳伦斯、T. S. 艾略特，当然也少不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伍尔夫。
莫里委托妻子凯瑟琳向伍尔夫发出约稿邀请。伍尔夫在日记里一方面为接到邀请而高兴，但另一方面又很介意莫里不直接向她邀约，担心莫里主编看不起她。考虑到之前三人相聚之时伍尔夫在莫里面前的不安和对男性的排斥，莫里此举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莫里担任《雅典娜神殿》主编两年时间，伍尔夫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发表在杂志上，平均下来每个月至少一篇，足以表明她对杂志的重视。
优渥自由的少年生活让凯瑟琳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即使和莫里在一起后，二人被出版商骗了一大笔钱，要还债好多年也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伍尔夫身上会怎样。
凯瑟琳给莫里的信里表明即使分隔两地，凯瑟琳也把莫里置办的房子的装饰规划得很细致，连门刷成什么颜色都想好了。
凯瑟琳并不觉得关注食物、装饰就是肤浅，相反，她享受生活的一切。这种享受和从容恰是伍尔夫不具备的也是让她羡慕的。
后来，结核病的折磨加上和丈夫分离的孤独让凯瑟琳在生命后期也敏感起来。她变得很介意莫里的措辞，哪怕莫里是无心的。
与伍尔夫不同，凯瑟琳的情绪起伏不是因为琐事本身，这些琐事更多是导火索。比如她曾经给莫里写信抱怨花匠，说好的工钱最后涨了两倍，还每天只干半天活，甚至把妻子也带来同住，让她很不开心。
其实凯瑟琳抱怨的并不是花匠本人，而是花匠带妻子同住这个行为刺激了和莫里分居的凯瑟琳，让她想到自身的境遇而不开心。
巧的是，凯瑟琳和莫里分居最不开心的时候，伍尔夫在日记里表达对凯瑟琳因莫里这样“近水楼台”能在这样的文学重镇杂志发很多文章而很嫉妒凯瑟琳。
她们不知道，两人都在羡慕对方。
1929年，伍尔夫发表了《自己的一间屋》（A Room of one’s Own）,号召女性经济独立，有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空间。
她的主张很大一部分源于自身的经历。伍尔夫之前做过小报记者，给老奶奶念信，教幼儿读书——那时女人能从事的职业很有限。
直到后来姑姑去世而留给伍尔夫每年500磅的财产才衣食无忧，安稳地写作。
凯瑟琳也有同样的经济条件，银行家的父亲每年给的300磅年金也并不困窘，后来这个数额提高到400磅。
莫里当了主编之后，一年800磅的年薪更是让两人的生活远离贫穷，他们在伦敦精英知识分子的社区Hampstead买了公寓，马克思等人都曾住在那里，还在郊区有别墅，在法国也有固定的度假小屋。
但凯瑟琳却很羡慕伍尔夫。她在给莫里的信里说：“我真羡慕弗吉尼亚，难怪她能写作，在她的笔下总有一种平静自由的表达，她的屋顶就在她头上，她自己的东西触手可及，而她的男人就在她身边”。
How I envy Virginia; no wonder she can write. There is always in her writing a calm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though she were at peace – her roof over her, her own possessions round her – and her man somewhere within call.
凯瑟琳和莫里在伦敦的房产不能留住凯瑟琳，而在法国的房子则没有莫里。莫里给凯瑟琳在法国的房子买了一张桌子，供凯瑟琳写作。
伍尔夫最令凯瑟琳羡慕的一点是不管伦敦还是其他地方的别墅，总能长住，丈夫伦纳德也一直在身边。而且伍尔夫的别墅位置很好，从书桌抬起头就能看见外面的绿色，还有远处的湖泊。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伍尔夫的精神崩溃。1941年3月28日，这样一个春天的早上，伍尔夫感受到了即将而来的精神问题，平静地给同在别墅的丈夫留下了两封遗书，之后离开家，投入附近的河中。为了不让自己浮上来，她甚至在衣服口袋里装了很多石头。
伦纳德一直在花园里忙碌，并不知道妻子的状况，等到他发现妻子的遗书意识到事情的不妙，伍尔夫已经不知所踪。
直到十几天之后，伍尔夫的尸体才被几个孩子发现。
彼时凯瑟琳已经故去18年。莫里在那天的日记里没有提到这件事，也没有提到伍尔夫的去世，而是贴了多家报纸对伍尔夫的讣告剪报。
两位女作家的丈夫都是她们的“迷弟”，无比崇拜她们的作品，对她们的事业给予了无条件支持。
他们都自觉承担起了整理手稿、打字、出版妻子作品的任务，伦纳德开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伍尔夫的作品。一直担任编辑和评论家的莫里对凯瑟琳的助力自不必说，凯瑟琳的评论、书信、日记、小说，都是莫里孜孜不倦地整理出版。
甚至两位丈夫对待妻子的移情别恋也是相似的宽容。
伍尔夫因为母亲早逝而缺爱，加上被男性骚扰的阴影，很容易对照顾自己的同性产生感情，她曾经就爱上过照顾自己的护工。
伍尔夫1922年结识了薇塔，有了一段亲密关系。“我喜欢她，喜欢与她相处，喜欢她的雍容华贵，她的成熟和丰腴就在那里，她慷慨地给予我母亲般的呵护，而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最渴望从他人身上得到的”。
丈夫伦纳德知道伍尔夫和同性之间的感情，却不加干涉。
无独有偶，凯瑟琳在新西兰的时候也有过同性情感。不同的是莫里对此毫不知情，一直到凯瑟琳去世后，他读凯瑟琳的传记里才知道，可想而知他当时的震惊。
凯瑟琳把这段关系告诉了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弗丽达原本是诺丁汉大学一个教授的妻子，劳伦斯当学生的时候和弗丽达私奔，也因为弗丽达的已婚身份而拖了几年才结婚。
后来却在劳伦斯的小说《虹》（The Rainbow）里出现了凯瑟琳与同性交往相似的情节，凯瑟琳怀疑弗丽达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劳伦斯。
劳伦斯不只一次用朋友的经历写小说，他的《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里也能看到莫里和凯瑟琳的影子。
凯瑟琳给莫里的信里用了“我会杀了她”“她是个猪”这样的字眼形容弗丽达。
狗血的是，在凯瑟琳故去多年之后，莫里却和弗丽达有了一段婚外情。
凯瑟琳不像伍尔夫那样排斥夫妻生活，她会在日记里记录和莫里在壁炉边上的肌肤之亲，甚至还写下了她去巴黎出轨弗朗西斯·卡科的肉体经历。
莫里在出版凯瑟琳日记的时候对这段经历做了删节，但保留了原稿，在他去世之后凯瑟琳的日记得以以本来面貌公开。
人们往往美化没有选择的路，在是否送妻子去疗养院的问题上，二人也是一个对照组。
凯瑟琳得了结核病之后，医生要求凯瑟琳必须住进疗养院，否则只有四年可活。凯瑟琳坚决反对被监管的生活，莫里同意让妻子在家治疗。
那个时代，丈夫对妻子有着绝对的权力，只要丈夫同意，医生可以强制让患病的妻子进疗养院治疗。妻子是没有权利说“不”的。
伍尔夫因为“精神问题”，就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休养”治疗。所谓“休养”疗法（rest cure）就是病人只能吃、睡，不允许思考、读书。
那时医学流行观点认为精神问题是大脑想得太多导致的，因此必须强制休息，让大脑不要想。必要的时候还会采取“电击”手段治疗。
这种环境对伍尔夫这样喜欢读书写作的作家而言是巨大的折磨，她的自杀也和这次经历有关，她已经预感到精神即将出现问题，一旦崩溃，势必会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这对伍尔夫来说比死还难受。所以她选择提前结束生命。
在这一点上凯瑟琳比伍尔夫幸运，向来热爱自由、读书和写作的凯瑟琳，讨厌规矩相当多的疗养院，而是选择自行治疗。
但莫里却一直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自责，他总是在想，如果当时他强硬一点，行使丈夫对妻子的“权力”，把凯瑟琳送进疗养院，会不会凯瑟琳就能多活几年？
莫里的第二任妻子给了他答案。
维莱特同样得了结核病，这一次莫里毫不犹豫让妻子去了疗养院，宁愿自己每周坐7个小时的马车前去探望。
可是维莱特在疗养院并不开心，一直吵着要回家，在疗养院的治疗也没有延缓病情，莫里终于同意让维莱特回家，也不在疗养院的问题上指责自己当时答应凯瑟琳的要求。
凯瑟琳的情感比较纯粹，正如她享受生活一样，她也享受着感情，她会在信里和日记里记载和周围人的接触，但周围人的言行不会对她造成困扰，而同行的优秀作品也不会令她嫉妒。
和莫里吵架，凯瑟琳会把感情发泄到小说里去，即使发现莫里和友人有不正当关系，也只是在日记里痛骂了一顿，并没有去找莫里兴师问罪，她整个人都是非常豁达的。曾经讨厌劳伦斯，后来的相处中态度也有所改观。
伍尔夫更敏感，也更固执。她虽然认可凯瑟琳的才华，但对凯瑟琳这位比她小6岁某种意义在小说方面更有独到之处的才女作家，态度非常复杂，她直到凯瑟琳去世之后才认真阅读凯瑟琳的小说。在她的日记里总是对同时代的小说家非常挑剔，虽然这种挑剔有傲娇的成分。
比如她最开始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印象非常差，不只因为意识流写法，还因为其中夹杂的粗鄙之语，以至于她都没读完。
一次凯瑟琳去伍尔夫那里做客，伍尔夫拿出《尤利西斯》和凯瑟琳一起取笑，可是凯瑟琳读着读着就发现了其中吸引人的地方。
后来艾略特夫妇去伍尔夫那里做客，也提到对《尤利西斯》的赞赏，伍尔夫才认真对待这本小说，硬着头皮读完，但仍然嘴硬说没什么。
然而1925年出版的《达洛维夫人》表明伍尔夫在很多地方受了《尤利西斯》的影响。
《尤利西斯》1922年出版的时候，凯瑟琳和莫里就看到了里面不同寻常的地方，莫里更喜欢一些，但乔伊斯和二人见面后，日记里写，显然莫里夫人对他的作品理解更深。
人们看别人的生活，很多都是自己的臆想和美化。而自己的习以为常，也许是别人的梦寐以求。
凯瑟琳和伍尔夫都在日记和信里表达了对彼此的羡慕，却不知道她们所羡慕的对象，此时也正羡慕着她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