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公务、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庭，以及他对社交和公务的兴趣——这一切可能都是错的。”
——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
人在临死之前会想什么？
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篇幅不长，在托老那些大部头长篇中并不起眼，“后劲”却特别大。
托尔斯泰用他的细腻笔触再现了位居高位的省检察官从得知绝症到死亡的几个月的心理变化，不只是主人公的心态描写非常有“代入感”，托尔斯泰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众人对死亡的态度。
这些人，今天仍在我们周围。
按照今天的标准，伊凡·伊里奇绝对是“成功人士”，位居省检察官，妻子出身贵族，家庭幸福，可谓“人生赢家”。
因此刚44岁的伊凡·伊里奇被告知得了绝症，他是拒绝相信的。他试图自欺欺人，尝试着忽视病症，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
所谓按部就班地生活，就是一切按照社会意义的“最优解”行事。
常人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令人羡慕，什么值得追求，伊凡·伊里奇就去做什么。
他结婚有两个原因，第一，出身贵族的妻子让他很有面子，第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也认为这样是对的。
这两个原因都和爱情无关，和个人的选择无关。
后来生子、升迁自然也是如此。
伊凡·伊里奇工作也同样有两个理由，一是逃避家庭，妻子怀孕之后开始数落他，让他丧失了生活的愉快和体面；二则是省检察官的权力让他有充足的“自尊”感，让他觉得工作是愉快的。
无论结婚还是工作，伊凡·伊里奇都遵循一个准则，“体面”“愉快”，也就是俗称的“面子”。
“面子”是人们能够看见的，或者说人们以为的，和这个人“里子”实际想要什么无关。
伊凡·伊里奇的“体面”“愉快”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来自他所在的职位。
反过来，无论那个职位上的人是谁，都会感受到拥有权力的“体面”与“愉快”，与这个人本身无关。
拉康说，谁要是真以为自己是国王，谁就是傻瓜。用哈姆雷特的表达则是，“国王是一件东西，一件虚无的东西。”（The King is a thing...of nothing.）
然而死亡的存在时刻提醒人们“面子”的一切都是虚无的，哪怕是国王，也不例外。
因此，喜好“面子”的人们掩饰、拒绝死亡。
掩饰死亡不是否认人会死，没人会否认这一点，而是将死亡，看成一桩“事件”，就如生病、车祸、破产等厄运一样，死亡也是一桩不幸的事件。
伊凡·伊里奇将死亡看成逻辑学中的必然性。
逻辑学中经典“三段论”推理的例子是：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也是会死的。
伊凡·伊里奇只是在知识层面承认死亡，也就是说这个例子适用于任何人，但唯独不适用于他。
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会死的，但人人都讳言死亡，我也要死？这太可怕了。
不只伊凡·伊里奇自己，他周围的同事、亲朋，也都在“掩饰”他的死亡。
昔日的同事们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表面上哀悼、惋惜、遗憾，而心里想的却是伊凡·伊里奇的死带来的影响，自己是否有晋升的机会，自己能否调亲信来填补这个“空缺”。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却没死。”
人们对死去的人的“不幸”表示惋惜，而又暗自庆幸死去的不是自己。
“你没事，你会好的。”
人们安慰他这些话的潜台词是“你会死，但没关系，我们不会，我们的生活还会继续。”
因此听到家人们在他面前故作轻松谈论去看剧，又期待又害怕引起他的不快，这让伊凡·伊里奇难受。
人们讳言死亡，觉得谈论死“不吉利”。
因为人人都清楚，自己有一天会死，死亡是每个人的宿命。
虽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意味着死亡马上就要发生。只要不谈死亡，只要不是切近地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死亡就是一桩远在天边的事件，可以排除在生活之外。
家人们要么假意安慰伊凡·伊里奇“会好的”，要么像对待病人那样刻意小心翼翼。而在伊凡·伊里奇后期病重的时候，家人则把他当成话题沉重的“累赘”，似乎他是死亡的代言人，他的在场让大家想到死亡，是家庭愉快气氛的破坏者。
伊凡·伊里奇受不了所有人都知道结果，但所有人都不承认，都在掩饰死亡，还对他说谎，并迫使他自己也说谎，消解了他死亡的庄严。
唯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年轻的农民格拉西姆。
格拉西姆有着旺盛的精力，穿着并不华贵但干净整洁。他尽心地照顾伊凡·伊里奇，为了让伊凡·伊里奇舒服而整夜把他的腿扛在自己肩上。
格拉西姆这样做并不是对伊凡·伊里奇有所求而讨好他，也不是因为照顾一个快死的人凸显自己的善良与高尚，获得道德崇高感。
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
“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
格拉西姆的逻辑非常朴素：人人都是会死的，他服侍一个快要死的人，他希望有一天他快要死了的时候，也有人能为他做同样的事。
这不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行事，而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你想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面对死亡。
格拉西姆不仅没有掩饰伊凡·伊里奇快死了这一事实，也并不掩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死，这样的真诚让伊凡·伊里奇很舒服。
写就《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快六十岁了，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后面即将写作他的思想总结之作《复活》。
之前的《忏悔录》里，托尔斯泰写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生活中他也推翻以往的生活方式，去过简朴的平民生活，为此不惜离家出走。
和他在一起几十年的妻子感慨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丈夫。的确，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晚年的托尔斯泰有些“作”，老了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折腾。托尔斯泰完全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又一次与妻子发生不合之后，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途中在一个火车站病逝。
和伊凡·伊里奇一样，托尔斯泰在人生中途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
临终前，伊凡·伊里奇回顾以往的那些美好时光，发现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美好，除了童年时代的回忆。
“在童年时代，有一些事情的确是愉快的，如果那些事情能够回来，倒是可以活下去。但是那个体验过这种愉快生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这仿佛是关于另一个人的回忆。”
童年的回忆是属于伊凡·伊里奇自己的，而成年后另一个人，则是社会、常人眼中的伊凡·伊里奇。
一个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他自己也迷恋自己的职位和权力带来的愉快，但在死亡来临之时意识到“不对头”。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也就变得越渺小，越可疑。”
人们对童年的“滤镜”除了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之外，还因为童年的时候自己所做的事情才是真正出于“自己”的意愿的，看地上的蚂蚁搬家，看天上的云看一个下午，也不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因为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
成年后的所谓快乐，有多少是自己享受的，又有多少是别人赞美带来的呢？引以为豪的学习成绩、工作、职位，有多少是出于学习或者工作本身，又有多少是出于人们的称赞？
也许内心深处，真实的自己并不在意所谓成绩，所谓名校，所谓职位，恰恰在一些其他人眼中看似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才是自己真正快乐的时候。
人只有出于自己本身的意愿，由内生的驱动而行事，才是快乐的。
因此，伊凡·伊里奇望着格拉西姆那善良的脸，突然意识到，他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都“不对头”。
“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到，我毁掉了上帝给予我的一切，而且已经无可挽回，那该怎么办呢？”
上帝给予他的一切是什么呢？
自然不是他的公务、家庭、社交，而是他自己，他本身。
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克服死亡恐惧》里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是一种信号，一种觉得现有人生“不对头”的信号。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感知这种信号，人们更多是掩饰死亡，从外界为自己的焦虑找各种借口，由此来维持人生现状，逃避改变。
小区不好，有的人试图改变小区，有的人搬家，无论哪一种，都好过一味责怪物业而自己却不采取行动。
没有人能为你的人生负责，除了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