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徐志摩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认识了现代主义文学重镇的杂志主编莫里，在莫里家里，徐志摩见到了莫里的妻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这位新西兰女作家让徐志摩体会了“最纯粹的美感”。 在《曼殊斐尔》里，徐志摩用一个故事比喻他对曼斯菲尔德的感觉：一个人做梦去天堂玩了，回来却一个字也无法形容，因为人间的字句，不能表现天堂的样子。我虽则说不出所以然，但觉得她发之美也是生平所仅见。至于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她仿佛是个透明体，你只感讶她粹极的灵彻性，却看不见一些杂质。不得不佩服大诗人的文采，他跟曼斯菲尔德见面谈了20分钟，说自己“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我灵府泼淹。”作为浪漫主义者，徐志摩的形容多少有些夸张，当时曼斯菲尔德受结核病折磨多年，身体状态并不好，这次会面半年后就去世了。但徐志摩的文字表明这次会面给他印象至深，第二年，他就将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引进、翻译到中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下文简称凯瑟琳）的短篇小说堪称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她的作品充满了生命易逝的破碎感和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凯瑟琳和莫里不只是生活的伴侣，事业上的伙伴，也是文学上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他们都很喜欢俄国的文学，那时俄国文学在欧洲并不受重视，夫妻俩的观点非常孤独。因此听到徐志摩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在中国文学界很受欢迎时，二人非常欣喜，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一群知音。
人类的相通无关国度，甚至无关年代，他们的通信里有着所有年轻恋人的甜蜜和烦恼，同样为琐事吵架，为钱而挣扎。约翰·米德尔顿·莫里（John Middleton Murry，1889-1957）来自一个普通家庭，还在牛津上学期间，他就创办了先锋文学杂志《节奏》（Rhythm），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推动者之一。凯瑟琳因为给杂志供稿而和莫里相识，生活拮据的莫里一直和父母住一起，凯瑟琳邀请莫里成为自己的房客，后来二人发展成恋人。莫里在编辑、出版、文学评论等方面很有建树，也有语言天赋，法语、俄语都很好，还翻译过俄语作品，写诗、小说也都有声有色。问题是，他在事业上多有主见，在情感上就多被动。似乎他一生所有的生活决定都是由别人做出的，他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莫里因为少年时被男性骚扰过，始终有一种不自信的易碎感，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会害羞，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一位朋友曾写过莫里的眼睛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双“狗狗眼”或者湿漉漉的“小鹿眼”。凯瑟琳就是被莫里的纯粹（purity）所吸引，而凯瑟琳的坚强独立则令莫里着迷。二人的感情从对彼此的花式昵称可见一斑。
没结婚之前，凯瑟琳叫莫里Boge，有时候还要腻歪地加上个y， 变成Bogey，My Bogey……而莫里则叫凯瑟琳Wig，My Wig。关于这个昵称还有个有趣的故事。俩人刚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朋友根据《韵律》杂志的一幅木刻版画叫他俩“一对老虎”（The Tigers），于是莫里就叫凯瑟琳Tig，后来称呼得越来越温柔，Tig最终变成了Wig。婚后，莫里叫凯瑟琳“我珍贵的Wig”（my precious Wig）或者是亲爱的Wig老婆（Darling Wig-wife），凯瑟琳则称莫里“我的Boge老公，小宝贝老公”（My Boge-husband, Darling little husband），等等。
二人紧急事件会用电报联系，但不妨碍他们频繁通信，甚至一天会写好几封，刚写完一封寄出去，后来收到了对方来信，或者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就会再写一封。有时前一天晚上写完没寄走，第二天起来又补充内容。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对方的信，有一天收不到，就是“一个可怕的打击”（a fearful blow）。任何持久的感情都是建立在彼此欣赏和内在认同一致的前提下。凯瑟琳很讨厌家务。她在给莫里的信中说，特别讨厌男人所接受的传统女人形象。我讨厌这个女人：她是你们的监督员，匆匆忙忙，摔门泼水，衣衫不整，指甲邋遢。我对这个对你大喊大叫的女人感到厌恶和憎恨：“你至少应该把桶里的水倒掉，把茶叶洗干净！”已经成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没有丈夫的陪同下，都不能独自一人进入英国图书馆。女性可以给杂志供稿，但不能成为杂志的全职编辑。莫里真心欣赏凯瑟琳的才华，他在信里经常称赞凯瑟琳的遣词造句只有凯瑟琳才能写出来，“整个文学界都该匍匐在你脚下”。他们会在信里相互评论对方的作品，给出中肯的意见。莫里对凯瑟琳的认可并不只停留在信里，凯瑟琳的第二本、第三本作品集，都是由莫里跟出版社敲定出版事宜的，作品的出版让凯瑟琳非常开心。凯瑟琳则在刚和莫里在一起的头几年就把父亲给的每年的津贴都用来给莫里还债，她一如既往地支持莫里的事业，不管莫里换了几家杂志社当编辑，凯瑟琳的名字总是那本杂志的常客，20个月里，凯瑟琳写了一百多篇评论，这些评论奠定了她在小说之外的文学影响力。莫里在给凯瑟琳的信里写，“当你生病的时候，唯一能让我好过的就是去赚钱，让你身体好起来。”跟大多数年轻夫妻一样，“没钱”和“快乐”，是二人生活的主旨词。由于缺乏经验，《节奏》的出版商跑路了，还欠了印刷厂好多钱。莫里和凯瑟琳没有撒手不管，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来救杂志，凯瑟琳说服出版她第一本书的出版商接手了杂志，还拿出了父亲每年给的津贴，甚至卖掉了他们在巴黎的房子、家具来帮助杂志渡过难关。即使如此，杂志最终还是破产了，莫里接下来很多年都在还债，还因为成了被执行人，没有办法从银行贷款买房子，这也是他们一直居无定所的原因之一。时间就是金钱，年轻本身就是财富，对年轻人来说，困难总是暂时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尽管债务缠身，凯瑟琳和莫里还是很快乐，共同面对困难让彼此的距离更近了。他们对作者很慷慨，他们的家也成了作者们聚会的地方。很多作者后来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其中一位，就是作家D.H. 劳伦斯（D.H. Lawrence，代表作有《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劳伦斯比莫里大4岁，性格很强势。对莫里这种没有主见的人来说，劳伦斯既是主心骨也是压力，莫里在日记和给凯瑟琳的信里都提到，很多次他并不同意劳伦斯的观点，却不敢反驳他。
凯瑟琳和劳伦斯对彼此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二人都很欣赏对方的才华，认为彼此有相似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二人又相看两厌。莫里和劳伦斯走得近，引发了凯瑟琳和他的争吵。终于，凯瑟琳忍无可忍，动身去了巴黎。她离开的第二天，莫里就去苏赛克斯找劳伦斯了（顺便一提，柯南道尔给福尔摩斯安排退休隐居的地方也是苏赛克斯）。在那里莫里得了重感冒，全依赖劳伦斯照顾才得以康复。莫里自己也承认，那段日子不敢想象没有劳伦斯收留他，他会怎么样。劳伦斯因为《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的恋母情结一直被骂，后来当上主编的莫里总想着帮他（give D. H. Lawrence a leg-up），写信问凯瑟琳能不能给《儿子与情人》写评论，可惜凯瑟琳的回信没有收录进去，不知道是遗失了还是俩人用别的方式进行了讨论，并没有看到凯瑟琳对这个请求的回答。
凯瑟琳信里抱怨过，她只要一离开，莫里就会和朋友频繁来往。这其实是莫里不成熟的表现，二十多岁的他还是个需要人陪伴的大男孩。后来，莫里转向阅读卢梭、尼采、德昆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再需要劳伦斯，或者说不需要实质性的社交来填补伴侣不在的精神空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的生活带来巨大阴影，凯瑟琳和莫里也不例外。本来他们在英国有了一个满意的房子，莫里还在花园里放置了一个羽毛球场，好友时常来访，凯瑟琳服兵役的弟弟在英国驻防，也不时来探望，房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好景不长，1915年秋天，凯瑟琳的弟弟在训练中死亡。凯瑟琳痛不欲生，她无法在同一个房子里待下去，无法面对物是人非，于是搬到了法国南部的班多尔。和今天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夫妻一样，工作地点和居住环境永远不能两全，租房便宜的地方通勤太远，而商业区又太贵住不起。
二人的未婚身份更是为他们租房子添了麻烦，无奈之下两个人只好在伦敦的不同地点居住，莫里给军方做翻译，凯瑟琳则忙着写作，就是她著名的小说《序曲》的前身。1917年11月，莫里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检查结果表明有得肺结核的危险。莫里请了两个月的病假，凯瑟琳则去照顾他。在照顾莫里期间，凯瑟琳着了凉大病一场，最终在12月被检查出肺结核。伦敦糟糕的空气和寒冷的气候都不利于养病，凯瑟琳只好又去了法国。1918年，凯瑟琳的离婚事宜终于敲定，四月，她回到伦敦和莫里结了婚。但二人却无心庆祝。莫里居住的小屋阴暗潮湿，凯瑟琳的身体不允许她居住在那里。加上莫里因为工作分身乏术，没办法照顾生病的妻子，只好让妻子去住宾馆投奔朋友安妮。
1919年莫里担任《雅典娜》（Athenaeum）杂志主编，年薪800磅，终于能给凯瑟琳一个体面的生活，让她和她的好友住进大别墅，还雇了两个佣人，养了几只猫。然而，这不能阻止二人两地分居，主编工作让莫里分身乏术，而凯瑟琳又熬不过伦敦的冬天，只好去欧洲大陆过冬。作家总是敏感而多情的，否则也不会写出动人的作品，而这种特质放在生活里却带来麻烦。疾病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加上和丈夫的分离，让凯瑟琳倍感孤独。莫里一方面承受工作的压力，一方面承受妻子因为生病而低落的情绪。但他能很好地满足妻子的情绪需求，无论凯瑟琳抱怨了什么，他回信永远都是肯定，理解，心疼，自责，“为什么发生这些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我恨我自己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能抱着你安慰你”云云。妻子的抱怨很多时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不是因为事情本身。很多夫妻间的吵架就是因为丈夫认为“这件小事有什么值得抱怨的”，但在妻子那里，这件小事背后是以前无数次情绪的积累，是导火索，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发脾气。妻子要的是一个态度，如果丈夫拒绝给出这个态度，妻子就会列举以前让她产生类似情绪的事情指责丈夫，而丈夫认为妻子“翻旧账”的行为不可理喻，于是就越吵越严重。知道她（指凯瑟琳的一位朋友）会照顾你，我会好受些。可是在我再次把你紧紧搂在怀里之前，我怎么会真正好受呢？但我不敢说我想你回来，因为你会回来的。我非常想你回来：不是因为我很想你，不是因为听不到你声音的日子是孤独的——这些都会过去的，只要我知道你过得好，很快乐，只要我知道阳光正好，而你正在呼吸着阳光。我想让你回来，因为你太弱小，又生着病，而且离我太远；因为你是这世上的唯一，因为你是我的整个世界；因为你是如此脆弱，一想到我根本无法照顾你，连笨手笨脚的照顾都做不到，我就备受煎熬。也许天气会变。一定会的。伦敦现在已经不那么冷了（ 莫里这封信是一月份写的），虽然天上还飘着半融化的雪花。如果海是灰色的，南方又有什么好处呢？相比之下“琼瑶体”都没那么肉麻了，这并不全是由于译成中文的“母语羞涩”，英文原文如下，依然能从那些黑色的字母里看到漫天飞舞的粉红泡泡。《红楼梦》里有一段异曲同工的表达，贾宝玉对林黛玉表白说，“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都想告诉对方自己这边很好，让对方放心，可是离开对方自己过得太好，又不太对；都希望对方过得好，可是对方如果过得“太好”，自己心里又不是滋味。所以信里总是充满了来回拉扯的小心翼翼。莫里的信里满是，“我很高兴你离开，因为伦敦会摧毁你”，“离开你，对我来说等于离开了世界”，“但想到你离开会对身体好，我又感到幸福”。还不止一次在信里表达了他对凯瑟琳病情的担忧，害怕凯瑟琳离开，经常对着信哭泣。莫里一直负担着凯瑟琳的生活费和医疗费，每个月给凯瑟琳寄钱，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给自己，而凯瑟琳总让他不要寄来了，要记得给他自己买衣服买裤子。
凯瑟琳有时叙述了一天过得不错，让莫里不要担心自己，最后还要说，“我总是想家的”。情感上凯瑟琳思念丈夫，痛恨这种分居生活，她在信里写她“不能面对自己要独自一个人生活半年”，可是理智上，她又知道莫里的天地在伦敦，他不能离开英国。1919年12月的一天，凯瑟琳因为发烧情绪特别不好，而一直居住在意大利的不便与孤独此时集中爆发，凯瑟琳在信后附上了一首诗，《新丈夫》（‘The New Husband’）表达自己的不满，粗浅翻译其中的几句：凯瑟琳的才华让这首“怨妇”诗的叙事者显得楚楚可怜又让人忍俊不禁。5天后的上午，莫里读到这首诗，第一时间就去给凯瑟琳发了电报，说他要来找她过圣诞。发完电报又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遭受如此打击。
莫里在这封信里罕见地展示了他的强势：一方面他决定了圣诞节去看凯瑟琳，另一方面又跟凯瑟琳交代了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和财务规划。坚定而有力量的语言，在妻子情绪崩溃的时候，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果然，这封信和电报一出，凯瑟琳马上回电报让莫里别来，也回信说尊重莫里的财务决定，但不希望莫里奔波折腾，语气缓和了许多。莫里的下一封回信又恢复了他一贯的含情脉脉，告知凯瑟琳行程已定好，签证已办。后来凯瑟琳又写了封长信让莫里别来，担心舟车劳顿会损害莫里的小身板。这一次莫里没有回信，因为他本人已经到凯瑟琳那里了。1921年，凯瑟琳的病越发严重，莫里决定辞去工作来陪伴生病的妻子。凯瑟琳的病情恶化很快，莫里来不及交接工作，一个月内他只好英国法国两边跑。1921年的五月份，他们一起去往对凯瑟琳健康更友好的瑞士。六月，二人住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和距离不远的罗素夫妇经常来往。美丽的风景和丈夫的陪伴，成就了凯瑟琳的文学高产期，她的大多数著名的作品，如《花园派对》（The Garden Party）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1922年一月，凯瑟琳决定重返巴黎接受X光治疗，与病魔做最后一搏。莫里同意了她的决定，在后面收拾东西，也随后跟着去了巴黎。
可是几个月的治疗并没有效果，他们夏天一起回到伦敦，就是这期间见到的徐志摩。10月，凯瑟琳去了法国枫丹白露，和很多癌症晚期患者相似，最后几个月凯瑟琳放弃了现代医学，转而投向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精神疗法。死亡对谁都不是容易的事，也许信仰可以帮助人面对死亡，抚慰心灵。所以苏格拉底才说，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极端一点说，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就不断走向死亡，死亡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刻就已经规定好的终点。只是对两个相爱的人来说，一个太早离世，对爱人是一种残忍。同样是感性多情的才子，徐志摩在初次见面就洞察到了莫里的哀伤。我先认识麦雷君（John Middleton Murry），他是Athenaeum 的总主笔，诗人，著名评论家，也是曼殊斐尔一生最后十余年间最密切的伴侣。……她常住外国，就为她身体太弱，禁不得英伦雾迷雨苦的天时，麦雷为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业放弃。跟着他安琪儿似的爱妻，寻求健康。……医生明说她不过两三年的寿限，所以麦雷和她相处有限的光阴，真是分秒可数。多见一次夕照，多经一次朝旭，她优昙似的余荣，便也消减了如许的活力……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麦雷，眼看这艳丽无双的夕阳，渐渐消翳，心里“爱莫能助”的悲感，浓烈到何等田地！预见了自己大限将至，1923年的除夕夜，凯瑟琳最后一次写信召唤莫里来到她的身边，这是他们不顾一切（In spite of all）相爱的见证。莫里收到这封信已经5号了， 1月9日，莫里来到枫丹白露，二人重逢。当晚，凯瑟琳不知道是因为莫里的到来太过高兴，还是急于向丈夫表明自己身体好多了，全然不似平日的谨慎，跑着上了楼，“像没生病的人一样，都没扶着栏杆”。可是她的肺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回到卧室凯瑟琳就咳血不止，躺在床上：“我认为，我要死了”（I believe…I am going…to die）， 这是凯瑟琳最后一句话。用全知视角读小说是有快感的，因为知道人物不知道的信息；但全知视角读信是一种灾难。写信的人并不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封信了，虽然感觉到死亡的步伐，但没人想到会是这么迫近，不然，凯瑟琳会选择发电报了。在信里，凯瑟琳邀请莫里一月8号或者9号来住一周，14号或15号再离开，还憧憬着13号当地的新剧场开放，嘱咐莫里去巴黎的房子里拿衣服带过去。但读者知道，她等不到剧场开放的那一天了。莫里的回信也让人动容，他开头就肯定了邀请他去呆一周的主意，说特别开心，这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对妻子的要求从不拒绝，条件反射一样的称赞。莫里星期一（8号）要给杂志交稿子，虽然他信里说不确定能否完成，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他交完稿子，从英国出发，坐当天晚上的船，第二天，也就是9号早上到的巴黎，先去巴黎的房子给妻子拿衣服，中午的时候又见了凯瑟琳的朋友拿东西，下午才和凯瑟琳汇合。没有一个水晶球能看到未来，人生的魅力和恐怖之处，都来自于未知和不确定性。回信的时候，莫里并不知道自己妻子当晚就会离开自己，如果他知道，他肯定会在星期五就抛下一切去陪妻子，而不再考虑稿子、衣服这些东西。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就像当年伍尔夫伦敦的房子被德军炸毁，她和丈夫一致决定，如果德军攻陷英国，他们就携手自杀，决不臣服于纳粹统治。后来德军没能进入英国，伍尔夫却在二战结束前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莫里和凯瑟琳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如果当时凯瑟琳没有用父亲给的津贴替他还债，如果当时凯瑟琳没有因为照顾他而染上了风寒进而得了肺结核，她的命运可能会改写。但同样的，如果没有遇到莫里，没有莫里提供的出版平台和支持恋人事业的热情，凯瑟琳不会如此高产，她的作品也不会以如此完整的样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早在去世前一年的8月，凯瑟琳就在给莫里的信里留下了遗嘱，她所有的作品都由莫里处置，她的作品版权、所有的财产悉数归莫里所有，还嘱托把她的皮毛大衣给莫里的妈妈，要求莫里毁掉所有他不想留的信件，文字出版得越少越好。正如卡夫卡的朋友违背了卡夫卡烧掉书稿的嘱托，才有如今人们认识的作家卡夫卡。莫里违背了凯瑟琳的遗嘱，把她的小说、书信、评论分别整理出版，才有了今天文学界和评论界熟悉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张小娴说，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33岁的莫里痛失爱妻，凯瑟琳的去世，标志着他前半生的结束。而他的后半生也是33年，凯瑟琳的存在构成了莫里人生的分水岭。凯瑟琳去世之后，她的作品版权费高达1000英镑，帮助莫里解决了第二段婚姻置业的燃眉之急。莫里在凯瑟琳去世第二年就结了婚，诡异的是，他第二任妻子维罗特长得酷似凯瑟琳。这位比莫里小12岁的女孩，年少时就阅读过凯瑟琳的作品，在报纸上看到莫里的照片就认定这就是自己将来想要嫁的人。凯瑟琳去世之后，维罗特开始给莫里写信，请莫里给她的作品提意见。几轮通信之后，维罗特在和莫里共进晚餐的时候直接表白，我爱你。结婚后维罗特也按照凯瑟琳的习惯打扮自己，以至于莫里的朋友看到他们散步，惊慌失措，以为凯瑟琳去世的消息是假的。他们的女儿也取名叫凯瑟琳，甚至维罗特去世的原因和也和凯瑟琳一样：结核病。得知维罗特得了肺结核的时候，莫里整个人崩溃了，他感到了某种宿命般的东西。而维罗特却很开心：“我只有变成凯瑟琳你才能爱我，而得了肺结核，是成为凯瑟琳必不可少的一环。”维罗特去世后，莫里又结了两次婚，似乎他的感情不能有空窗期，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孜孜不倦地整理、出版凯瑟琳的作品，直到去世前几年才停下来。可能这些事情让莫里的名声一直不佳，加上他只出版了凯瑟琳的信件而自己的信件却没有公布，导致人们以为他对凯瑟琳薄情寡义，凯瑟琳一直苦等他的信而不回。莫里去世多年以后，日记得以公开，莫里的儿子也同意出版父亲的信件。于是人们才能看到这对恋人“完整”的信件交流，改变了对这段爱情的看法。
莫里22岁创办的文学杂志凝聚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作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距离“文学的中心越来越远”。正如他自嘲的那样，“如今一个人可以既正统又时尚，也可以既怀疑正统又时尚，唯独不能既是我这样又是时尚的。” （Nowadays you can be orthodox and fashionable, or sceptical and fashionable. You cannot be what I am and be fashionable.）在现代主义不再“时尚”的今天，回看当年莫里和T. S. 艾略特那场著名的辩论，曾经主流学界一边倒认为艾略特获胜，如今也有了新的观点，有学者“设身处地”研究莫里的观点，探究他当时真正想要表达什么。伍尔夫曾说女性想要写作，需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同样的，凯瑟琳终其一生都在追求适合写作的房间，憧憬着书房旁的屋子里住着莫里。凯瑟琳住宾馆期间，在莫里来度假之前，她在信里雀跃地告诉莫里她为他争取到了她隔壁的房间。她不想因自己的咳嗽耽误莫里休息，她所要求的，只是白天能和莫里在一起。凯瑟琳的身体不允许她待在英国，而莫里的工作又让他只能呆在英国。
可以说夺走他们时间的是钱，而还给他们时间的也是钱。如果不是后来的800磅年薪， 二人最后也不会享受到在阿尔卑斯山那段幸福而短暂的日子。都说金钱买不来时间，但老板用很少的工资就能将打工人的大半人生钉在工位上。所谓“放下砖头没钱养你，抱起砖头没法抱你”。打工生涯一眼看不到头，搬砖是无限的，但人生和精力，却是有限的。尽管凯瑟琳只比莫里大10个月，但她感觉自己好像比莫里老了很多很多，已经进入暮年了。这是凯瑟琳真实的生命体验，她在患肺结核之前一直遭受病痛折磨，写下这些感悟的时候，她才26岁。有人80岁还生龙活虎像20岁年轻人，有人却在20岁的年纪有了80岁的迟暮感。
以34岁的人生长度来说，26岁的凯瑟琳，确实如她感觉的一样，已经进入了暮年。人的时间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普通人能做的，也仅仅是保重身体，尽量将时间“延长”到能用钱买回时间的那一天。arpe diem, quam minimum credula postero.
配图前两张为真人照片，后面系电视剧"A Pictur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剧照。
相关资料
[1] 《曼殊斐尔》，出自《徐志摩译曼殊斐尔小说集》(民国大师译文名著精选)。
[2]Letters Between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John Middleton Murry.
[3]The Life of John Middleton Murry, Routledge Revivals, 第一版， 作者：F. A. Lea.
[4]Circulating Genius: John Middleton Murry,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D. H. Lawrence. 作者：Sydney Janet Kaplan. 2012.
[5]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Jmurry.htm.
[6]The Odes of Hor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