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秋水
校对 / 陆高阳
作者按：
本文主体部分源自于笔者原本计划作为学业论文的提纲以及大量原文的草稿，并间杂有部分读书笔记。加之由于从方向制定到本文完成写作期间，笔者对于三岛问题以及旧日本帝国意识形态的思考发生了较大变化（某些议题上可能是180度的转变），故本文在结构和表述上可能略显凌乱，在此向各位读者致歉。
三岛由纪夫（三島由紀夫，みしまゆきお）是君主主义者吗？
而在最后，我们将从“日本的现代性”本身出发，剖视三岛本人悲剧和战前皇道派终极理想破灭的根本原因——作为悖论之子的资本主义弃儿。同时在悖论双子的另一端，我们将在德富苏峰身上看到日本资本主义宠儿的命运。
在三岛的文学世界中，有两篇作品直接探讨了战前皇道派的政治实践：描写“二·二六”兵变失败后基层将校武山信二心路历程的《忧国》（『憂国』），以及其最后的长篇作品“丰饶之海”五部曲的第二部，以青年学生饭沼勋模仿明治时代反维新武装“神风连”的起义始末贯穿全文的《奔马》（『奔馬』）。
在这两部作品中，三岛通过不同的侧重点，集中剖析了皇道派作为战前激进君主主义者的代表，其一般个体的心理活动。步兵中尉武山和右翼学生饭沼勋，代表了近乎政治自毁道路的战前国家主义运动的某种重要特点，为了理解其动机，就不能将近代天皇制视作一般的欧洲绝对君主制在现代东方的再版。
考察明治以降日本的政治实践的所有学者都会遇到一个滑稽的矛盾：《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规定的天皇“神圣主权”在实际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实际上几乎得不到直接体现。如果抛却每年御驾亲临宣布国会开会和对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决策下达最后“圣裁”，那么即使天皇本人立刻消失，对于日本帝国政权机器的运行也不会造成任何困难。
“元老”一词，是维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旧藩阀士族与低级公卿出身为主的日本开国元勋亦即第一代寡头集团之统称，除西园寺外，其余人等皆为旧萨长藩阀之代表。
在《忧国》中，面对“昭和维新”大业失败收场的结果，中尉近乎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切腹自尽，而接下来妻子的附和更是令大部分现代读者无法理解。我们在此无疑可以使用对于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的“忠贞”来进行解释，但无法回避的是，烈度相较日本战前法西斯主义运动强得多的政治实践中，却罕见如此规模的自杀行为——
同在日本，左翼运动受到的迫害是各种民间右翼结社无法比拟的（与之相比右翼大部分时间都受到建制派的默许甚至鼓励），但不论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几乎都不会因为自身受到威胁并危及革命事业就采取“自毁式”的手段。即令被捕，一方面党组织和劳动组合（工会）等必然尽可能予以援救，另一方面，其个人也往往在狱中坚持斗争。或以隐蔽姿态保存有生力量，或期以不屈事迹唤起民众——当然，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战前泛左翼似乎缺乏“政治气节”，我们更熟悉的是《治安维持法》颁布后大量的左翼“转轨”浪潮。
《忧国》中对切腹细节空前细致的描摹和对切腹者自身的内心矛盾冲突的反映使得其成为了描写切腹这一题材最成功的/最能表现其死亡美学的作品。对不熟悉武士道准则的人而言，这也是最直观地了解其行事逻辑的窗口。1966年，三岛由纪夫把《忧国》搬上银幕，自编自导，自己扮演男主角。
把这个世界变得如此暧昧和难以置信的，正是这帮家伙们的罪过！这个世界上所有虚伪的根源，全都出自他们那变态的现实性。当杀死那帮家伙时，当把洁净的刀刃狠狠刺进那帮家伙们高血压和皮下脂肪时，只有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得以修理和加固。可在那以前...... ——《奔马》
与左翼运动相对，战前国家主义将民族主义的前现代内核无限放大，实际上成为了昭和年间面对现代性危机的日本社会一股湍急的反动之流。
是！我认为，所谓忠义，就是用双手握紧足以烫伤自己的滚热米饭，怀着献给陛下的忠心把它做成醋鱼饭团，然后奉献到陛下面前。结果，假如陛下并不饿，冷淡地予以退回，或者说‘这么难吃的饭团还能吃吗？’把饭团扔到自己的脸上，自己就要那样脸上粘着饭粒退下来，怀着感激的心情立即切腹自尽。又假如，陛下正饿着，高兴地享用了那饭团，自己也必须立即退下，怀着感激的心情切腹自尽。为什么呢？以草莽之民的贱手做成饭团，再作为御食奉献给圣上，这本身就当罪该万死。
倘若饭团做好了却没有献上去，就那么放在自己的手上，那又将如何呢？饭团肯定不久就会腐烂变质。这也不算是忠义，我把这叫作无勇的忠义。而有勇的忠义，就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把精心制做的醋鱼饭团呈献给圣上。
饭沼在这里的解释恐怕还是会令所有今天的读者费解：尽忠——不管什么途径——莫非只能落得自毁这一种结局？
但笔者更想问的是更重要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天皇的主体性在这里反而是不重要的？
如果皇上自己不希望看到这种“尽忠”，乃至他本人对亲政没有任何兴趣呢？皇道派本身似乎从来没有将此纳入考虑范畴，这无疑指向了事实：战前君主主义者并未在其政治实践中给天皇留有什么余地——尽管在宣传中他们将神性君主捧到了如此地步。反过来，正是君主作为現人神（あらひとがみ）的超越性给予了皇道派如此广阔的操作空间，以赋予自身支持的任何政治主张合法性。
人死亡了，尸体可以从窗户抬出去，但是旧社会在灭亡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道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发散着臭气。
同样地，旧意识的强大惯性始终或明或暗地主导着明治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或者毋宁说，绝对主义君主国家的身躯固然完遂于明治一朝，但其大脑早已在幕藩时期便已经定型。
而作为三岛精神故园的那个“古い日本”，正是从中不断汲取营养成长起来的。
但这不起作用。
丸山的进步史观在这里的致命要害在于仅仅解释了近代天皇制的某一精神必要条件，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总体战、大屠杀和世界战争并非前现代的罪恶。尴尬的是，它们同代议制民主、金融业和现代分权体制一样恰恰属于资本主义。
欧洲主要帝国主义的历史自不待言，仅就日本而论，没有殖产兴业后向外倾销廉价纺织品的需要，便没有同西方制造业大国的冲突；若无攫取纺织业原料、掠夺殖民地劳动和便于运输的需要，对长江港口的控制和满铁的兴起也无从谈起；如果农民并未被廉价工业产品和进口粮食挤兑破产，向朝鲜和南满“转移低端人口”的拓殖政策也不会拥有市场。
对此，三岛的回答也无法跳脱“现代的超克”这个老掉牙的主题，但至少在这里他甚至远比进步史观清醒：绕过日本帝国生长的根系和土壤，仅仅嘲讽枝叶的形状，似乎比狂热反对西化本身更称得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
“超克”在日语中是“超越”的意思，“现代的超克”即超越现代，是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知识分子在日帝如日中天时关于认为日本必须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出现的种种弊端塑造自己的主体性而对此议题的所有思考和讨论。
北一辉（1883-1937），日本新潟县人，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
在历时性尺度上考察，日本君主制在帝国时期的空前加强绝对是一种“新变化”。这不但是说立宪君主体系本身是维新以来的新事物，更重要的是，正因此，无论饭沼还是三岛本人和现实中盾会的政治实践都只是在将自身置于历史的矛盾涡卷中。
近代国家神道的核心（神格化的君主主体）的构建过程等同于日本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完善进程。如果直接套用马克思的语句，那便是“现人神的君主没有自己的历史”，其全部历史等于日本社会的历史；在此即是说，戊辰战争以来日本资产阶级借助重塑绝对君主制获得统治的历史。
当然需要承认两点。第一，神君理论从大和朝廷初期的贵族政治时代，经由律令制改革的强化延续至幕末，作为政治哲学确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思潮。第二，维新之后的局面，由伊藤之雄等现代历史学者重新还原其面貌后，不难发现仍旧是故藩阀势力和公卿集团把持的。严格意义上的“私营自由资本”大量产生，直到步入帝国主义时期前夕做出登上政治牌桌的努力，都要发生在更晚近的时期（90年代以降）。作为其突出表现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因为直接同藩阀政府产生冲突并打出自由主义纲领而被视为“大正民主”和日本宪政传统的先声。丸山真男更是将之视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宣言，其在根本上应当是同藩阀元老试图维系的绝对君主势不两立的。
伊藤之雄，1952年生于日本福井县，京都大学博士，曾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现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原敬：外交与政治理想》、《伊藤博文：开创近代日本的人》等。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拒斥西方文化和现代性对“日本精神”的腐蚀、呼唤神性君主的绝对秩序“归来”的三岛及其文本，不过是在咀嚼着“日本式现代性”生命政治循环的排泄物而已。
让我们回到帝国主义日本的意识形态生产中寻找三岛的位置。
历时性上，为他所崇拜的、神格化的天皇，本身起着类似于欧洲16世纪绝对君主的作用，担当了一切不满幕府军事采邑制封建统治的群体的旗号，并实际上为资本主义的生长扫清了道路。在这之后的一系列快节奏政治事件中，持有这种复古政治观念的人没有能够跟上这种快节奏的转变真正忠实地相信“王政复古”、回到中古时期理想封建秩序的中下级武士由于其诉求本身的号召力缺乏，以逐渐消亡的形式退场，其主体人群消亡的时间甚至远早于西南战争（这在三岛本人身上的一个颇具地狱笑话色彩的注脚是他在鼓动自卫队员政变时，只忽悠住了一只手数的过来的倒霉蛋）。随后接踵而至的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废除、与大地主和商人一同出卖地产获得财路的新政府以及因此破产的农民大潮。这是真正的资本主义道德，是地地道道的现代性。
而在共时性维度上，如果三岛认为美国大兵、霓虹灯、假日海滩、共产分子和消费主义才是现代性的底色，那么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日本帝国在从亚洲的一切角落吮吸血液，在它殖民疆界的边缘，作为有机体的日本国家/民族获得了立足于世界必须的空间和财富。殖民国家的政治权利在社会中进行欲望生产并以此对生命政治主体进行“捕获”——收获其具体的、沾满血与泪的活劳动——这一循环同任何西方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帝国通过摧毁满洲和华北殖民地的苦力、性工作者和佃户的主体性并使之去本体化（长期来看都可等同于杀害之）完成这一捕获，在此之前，则是本土的苦力、性工作者和佃户。
女人委身敌国士兵，男人上街乞讨，这似乎与当初日本对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在这幅生命政治图景中唯一能得到的答案是，维新精英们渴望将“西方性”（现代性）作为抗体植入日本民族机体的努力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日本事实上获得统治。不应当忘记，资本主义并非某种单纯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它意味着一整套生产关系和政治秩序的组合；正如增值的停止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毁灭一样，不可能被简单移植的“西方抗体”完成了对民族机体本身的整体置换。
藩阀政府尊皇是为了稳定新的权力分配格局，一旦其衰落，曾经民权派中的有产者亦会对此食髓知味。在世界帝国主义矛盾紧绷的20世纪初，比普鲁士资产阶级更为懦弱的他们在“民主化”和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面前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不用多想的。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现代性塑造的新神明顶礼膜拜却试图挖出这一信仰的根基的三岛注定会以他悲剧美学的方式结束他的人生——无论政治意义上还是物理意义上。作为文学家的三岛不会明白，正是他深恶痛绝的银行家和现代官僚支撑着那个白月光般神圣的菊花皇座，而皇道派青年与统制派权臣在战前的恩恩怨怨恰如明治以来成为日本帝国之事实君主的资产阶级对他们亲手缔造的意识形态的虔信者发出的嘲笑：“我拥护天皇制是因为要保护我在中国本土的铁道和工厂，而你拥护天皇制是因为你是傻B。”
三岛的主观恶性并不类似于一般右翼分子的原因正在与“他确乎相信”。在这样一部机器中，他赶在最后充当了一回士兵的角色，并以遂行美学的方式，用一生践行了他所笃信的道德信条。不是意识形态贩子而是受害者的三岛也许明白自己会失败，但这个拥有一百年前武士气质的人致死也不明白，另一个与他全然相反的人，真正的意识形态主教、帝国文化界的皇帝、成功的出版商和前明星自由主义者是如何塑造了他梦想中的那个帝国蜃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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