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Iosif Silinov
在自20世纪起至今的政治实践与理论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统一与政治实践层面先后遭遇三次总危机——由1914年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背叛国际主义立场引发的第一次总危机、由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发的第二次总危机，以及苏东剧变引发的第三次总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总危机中，社会民主党右翼对工农阶级的背叛直接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的严重折与世界大战的爆发，也直接地分裂、打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欧洲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力量，迫使欧洲各国工农阶级中最优秀的战斗分子不得不大踏步地转向列宁主义以回应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背叛。战后的社民党右翼艾伯特的临时政府一边与最高陆军司令部和自由党结盟镇压革命，一边着手召开国民议会，制定新宪法，敲定战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终结了走向苏维埃德国的可能。
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总危机的结果，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下最为重要的两大支脉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最重要的另一支脉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空前地、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面貌，而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立甚至对立也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反法西斯斗争曾经为弥合这一对立提供了宝贵的契机），这一分立，或者说对立，也仍在相当程度上桎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壮大。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本人及其发展与革新列宁主义的历史功绩进行了轻率而不负责任的片面否定，而华约组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更是直接地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揭露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这两大事件直接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总危机，使得共产党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混乱与组织分裂，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理论家与实干家们寻找新的出路，这直接促成了Neko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等独立或半独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与学说的蓬勃发展。自1979年出兵阿富汗起，苏联就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同时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恶果也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个领域初步暴露，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战线节节败退，而苏东剧变的发生更是为这一败退敲响了定音鼓，直接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总危机，也是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面临的最为猛烈、最为紧迫的一次总危机，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为止仍未能苏东剧变直接引发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迷茫（当然，它们都有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仍未能完全走出、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总危机。苏联出兵的恶果很快就结下了：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47个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和地区中66个表示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只有81个选择参加。其中部分国家并没有使用国旗，而是选择五环旗替代，新西兰队甚至打出了“黑五环旗”。
与三次总危机相交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五轮总发展。总得来说，如此对其进行划分是较为妥当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与1895年间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体系的一系列活动是它的第一轮总发展，主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宏观框架。由“马克思主义教皇”考茨基、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恩格斯晚年至1914年进行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共同构成了其第二轮总发展，这一阶段的理论家们主要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的固化、完善与继承，但第二国际的学究们最终陷入了机械论的境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轮总发展主要由列宁、斯大林、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与毛泽东等共产国际时代的领袖人物进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总危机下建立、保卫并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第四轮总发展主要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90年代由独立或半独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马克果主义者们进行的，可以说这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甚至是方法论进行了大胆的回顾与深入的扬弃，他们关注的领域、所持的观点与产出的成果十分多元，但总而言之可以概括为对这样几个基本问题的探究与回应：1.如何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防止其腐化堕落
2.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3.如何促成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越地位
4.如何对待现代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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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依托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组成学术社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全盛。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学者内部观点也会有明显不同，甚至偏离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其他较为有名的流派还有新东欧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工人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
在苏东剧变后，此前旧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大多被视为“过时”的或者“失败”的“历史遗迹”，马克思主义者们几平“被打断了脊梁骨”，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以（至少名义上的）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为代表，马克思主义迎来了艰难的第五轮总发展，这一轮总发展的本质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秩序空前强大、空前稳固的条件下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方向与新问题对现存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重新整合与全面重构，我们如今所见证的，也正是这一轮空前的总发展。它的进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有望相当全面、相当彻底、相当明晰地回答过往的历史问题、现存的实际问题与未来的道路问题，从而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在新世纪的斗争中取得全面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总发展已经到了第五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对在此之前的一切弃之不顾。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学习了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公式后就把经典力学抛到脑后，他既不可能也不应当对于一切力学问题都用狭义相对论来进行计算，吹毛求疵地把每一次计算的结果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几十位甚至更多（或许以后会有这样的需求？）。然而许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往往在学习了某一个具体的理论家或者实干家的著作后，就不再愿意认真细致地学习其他人的思想，哪怕是有着进行对比考据的迫切需要，他们也往往不愿同自己的惰性作斗争，也正是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庸人，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看成“这个人战胜那个人”或者“那个人战胜这个人”的“战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想象成一种单一方向的，仿佛是某种自然现象一样的“历史进程”，这两种逻辑都是根本错误的，而这样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正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大行其道。正如卢卡奇所说，就算“驳倒了马克思每一个个别的论点”也没关系，完全可以“放弃马克思的全部论点”，因为马主义“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方法仅仅是指方法”——“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意识到，在这一光辉灿烂、宏大广博的理论谱系的发展历程中留下姓名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回答了各自面临着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也不管这些人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喜爱还是厌恶的，他们归根结底都对我们今日所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起到了重要的“生成性”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复杂的，它可以主要表现为正面的促进，也可以主要表现为负面的压力，即使是相当甚至完全错误的观点也具有一些独特的价值。要审慎、全面、深刻地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观点、学说、实践与历史遗产进行回顾与扬弃，这无疑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尽的义务。
为了履行这种义务而非仅仅把它挂在嘴边，我们应当真诚地认识到，必须拿出最充分的耐心和努力，把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哪怕是有着尖锐矛盾与对立的回答，整合进一个新的框架，使得这个新的框架能够有效地解答我们正面临的大部分基本问题和一部分未来必然要回答的原则性问题，而这个新的框架，应当是基于谱系学而非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头建立起一门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马克思主义谱系学的研究，应当成为一门受到实质性重视的艰巨任务，我们要有信心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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