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 / 真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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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性别对立的年代，许多敏锐的个体已经开始意识到不对劲。这种不对劲来源于一个问题：我的性别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吗？这个问题中可以被进一步反思的部分还有很多，比如，“何为社会？”以及“何为建构？”。但当我们仅就普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含义来说，它意味着：性别是否已经沦为了一套流程。这套流程是某种操作主义的，它意味着处理概念时的总的经验主义，这些概念的意义被局限在对特定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引用了布里奇曼的话：采用操作主义观点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概念”意义的理解，而是意味着我们整个思想习惯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我们不再容许在思想概念里把我们不能用操作来充分说明的东西当作工具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被提出后，都旋即进入一整套描述性的话语体系中被锚定。传统的形而上在这种实证主义色彩浓厚的世界图像的描述学前黯然失色，人们将真实永久地悬置了起来。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它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压制了人们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人类就会变成“单面人”，只能接受，不能思考。
这套描述性的话语是什么呢？通俗来说，它意味着一切的流程化。在每一个领域，包括性别、民族、文化等等，都有无数个细分，和每个细分下一套完整的流程和生活方式在等待着你。例如，在性别领域中，你当然可以看似“自由”地选择你的性别，甚至“自由”地承担幸福与不幸。人们将心理性别、生理性别和性取向等特征排列组合，以期能照顾到每种具体而微的人群，社会的包容度仿佛在不断增加，性别似乎是纯粹是分析性的，由两种增加到十几种，就如同人们在自然中发现新的野生物种并将其命名，然后纳入种属中，使得一整套自然的认识论得以完善。一切似乎只是概念的匮乏，这仿佛是个黑格尔式的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性别的这种“发现”往往伴随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产生（或发现）以及固定。换言之，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所有性别得以被区分的并非仅仅是概念的规定性，更多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例如你在普遍的儒教文化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中扮演的角色，你借以生存、生活的方式，以及你与这个世界、社会和他人的互动交往方式。 举个例子。在之前的谈话中，一位MTF曾向我们阐述过她的处境。她出生于一个非常宽容的环境，在北京上了贵族高中，校园中也是一派包容的自由主义氛围。由于她是天赋党（注释：这里，天赋党指的是跨性别群体中天然拥有较多意向性别特征的部分），她的朋友展现出了对她的性别倾向一种强烈的支持。这种支持不只体现在言语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上。她的朋友会鼓励她女装，甚至主动带她参加“女装聚会”等等适合她“性别倾向”的活动。然后她坦言，朋友的这种“支持”，似乎对她而言成为了一种绑架。![]()
跨性别女性，也称为男跨女（MTF），是指出生时指定性别为男性的女性。跨性别女性并不可以与变性人女性或者药娘通用，尽管这两种词汇通常存在交互使用。“跨性别”是一个伞式术语：包括所有心理性别与生理不相同的族群。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矛盾。明明她已经自由的做出了选择，却仍然感觉到一种强迫呢？事实上，我们应该反思的是，“选择的自由”真的是自由吗？令人疲倦的似乎并非无路可走，而是做出选择后便走入的可怕隐形牢笼。性别多元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平权运动便陷入当前这样一种境况：他们需要定义一种多元和一种平等，但是作为有待于实践的无限平等和多元，又与这些僵死的定义产生一种矛盾。因而这种矛盾就会外化为一种争论。例如，在微博，一部分不婚主义女权KOL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在经济独立的条件下完全摆脱男性，因而她们将所有已婚女性称为“驴”。我们当然可以像普通的思维那样，简单将这种现象归罪于“对于女权主义观念不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实何以观念化？事实上，平等作为一种定义，并非是前定的、有待于发掘的，事实也并非观念的显现。恰好相反，一切能指都要借助于历史，借助于历史中由个体组成的人民的实践，才得以借此锚定其自身。 琼安·露丝·贝德尔·金斯伯格，是美国法学家，曾获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直至其去世。其法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倡导性别平等和女权进步，且经常在最高法院的辩论中胜出，因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而受到美国流行文化关注，她曾被一名法律系学生戏称为“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而她后来亦接受并表示该称呼得体。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此，我们很容易走上一条性别意识形态批判的道路，以此来考察性别的平等作为整个历史活动的内涵。马克思将整个市民社会下的国家模型建构为著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在阿尔都塞那里，这个模型被进一步细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辅相成，作为上层建筑，保障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这样的生产方式最终决定了国家机器的构型。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中考察性别的建构方式。一方面，性别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环节，体现在作为复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诸场所中。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便揭示了作为资本主义财产法权的婚姻制度是如何在家庭这一场所中运作的。除家庭之外，透过整个教育和人际关系，整个社会建构起一种显性的性别认识。另一方面，性别又在下层建筑的生产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恩格斯说过：家庭制是异化的生产关系在最小生产单位上的体现。在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性别，作为一种劳动的社会分工，在整个生产关系中起作用。
在此，事情逐渐明朗起来。在封建时期，作为统治性生产方式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性别便作为一种分工而出现，而家庭则是生产单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性别的分工虽然还保留着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却也随着整个社会化分工的精细而变得愈发庞杂而难以分析。在对此的分析中，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此前生产方式的区别。在过去，生产的目的是产品，例如小农经济中，纺纱和耕作是为了自己吃穿住用。而在资本主义组织化的生产下，生产的目的则成为了剩余价值的扩大化。《耕织图》之一，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璹所作，作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就体现在此：它并不关心最终的产品是什么，或者说，最终的产品反过来要为这整个生产过程服务。这便使得这种生产有一种盲目性，如同一趟列车忘记了自己的去向，只是惦记着如何跑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分工也是盲目的。因而不存在作为自然关系的性别，而是只存在作为价值关系的性别。在整体上，它体现为：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性分工，而是只存在社会化的分工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多元主义下的“自由选择”，并非是一种时间的线性活动。我们并非在琳琅满目的选择中进行筛选，最后是自己所是，如自身所愿。在这里，一个非线性时间的活动贯穿了这个选择的全部：整个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非由具体的统治者发出，正相反，它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是由整个当下在场的生产方式在一瞬间虚构出来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过程可以被抽象为拉康的逻辑时间模型。整个社会中每一瞬间都在发生那个“理解时刻”，大他者被不断的结构起来，围绕着生产的盲目性，围绕着这种盲目性所带来的无法填满的匮乏，留给我们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问题。而这作为一个想象中整体的意识形态，则在其诸场所中，将个体“传唤”为主体。这种“传唤”是一种纯形式的，它永远作为一种范畴而出现，但不提供任何内容，借此让你感觉到一种选择的自由。它以“性别”的形式出现，但从不具体规定男女。因而，这种自由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回应，一种命题作文式的自由发挥。所谓意识形态的方式，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谓的“传唤”理论，“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自由地认同和臣服着主导的意识形态。
对于这种矛盾，马克思曾提出他的解决方式，其全部秘密就在于“全面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事实上，对于私有制的消灭并非仅仅是财产私有制的消灭，而是更彻底的，对于私人特征的消灭。反对者们借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终将把人们带入到一种野蛮的、邪恶的、纯粹动物性的公共生活中去。但不要忘记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因此这里不妨使用“扬弃”这个概念。在共产主义对于更高阶社会的构想中，对于性别的扬弃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暴力的否定性，而是伴随着对于性别的全部保留，同时又跳脱出一种执着于对于差异的肯定。 我们不妨用黑格尔式的论断来解决：唯有扬弃一般的普遍性（前性别阶段的伊甸园状态）和个别的特殊性（性别的差异化规定），事情才能真正返回到它自身。首先，这绝非是对个人的抹杀，绝非是美丽新世界式的文化极权构想，以期消除一切个人差异。其次，这也不是对于一种差异的追求。性别中的弱势方（女性），以及性少数人群需要的绝不是“尊重”。爱吃苹果和爱吃梨的人绝不会想到要“尊重对方”，但他们仍然是平等的。在黑格尔意义上，过度强调差异并不能回归到个别，而是在这种差异中迷失自己。在对于这种差异的肯定上实行某种保护主义，这难道不是对于弱势者的另一种歧视吗？譬如，所谓体现绅士风度的“女士优先”这一口号，不正是基于“妇女属于弱者，值得怜悯、同情”这一丑化妇女的观念吗？ 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构想绝非一蹴而就。艰难的种子已经裂开，哀伤的挽留洒满道路，这里从来未曾缺乏朝圣者和冒险者。透过和平，暴力，和流血，走向那静默绝对精神的阶梯正向我们显现。喜欢的话，点点关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