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秋水
校对 / 陆高阳
编者按：
尽管这是一篇来自两年之前的旧文补档，但是放到现在来看却正合适不过了。
一说到爱国，那些蝇营狗苟之徒便要兴奋起来：噫，你爱的什么国，爱的哪个国。他们不知道的是，人群之中自有公义，我们的良知不因群氓而改变。
在今天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引发猎巫风潮之际，写下这篇文章似乎是不明智的，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猎巫行动”如此广泛与激进（甚至出现了十年来未曾见到的暴力事件），使得重新梳理中日间的关系逻辑成为必要。
就在最近，我刚看了一部罕见的、以9.18事变之前日本对满蒙侵略史为题材历史剧《远东阴谋》，作为上世纪末的作品，不论从服化道、历史还原程度，还是是演员演技而言，都称得上难得的优秀作品——剧组甚至准确的还原了中日的军乐以及民歌。而这在国内历史电视剧作品一贯的轻视服化以及音乐创作的背景下闲的格外突出。
不出意外地，这部剧早已在禁播之列。
被禁的原因，很明显是由于它是唯一一部站在关东军视角叙述这段历史的剧作；这一点甚至连片尾曲放声高歌“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也无法抵消。
在剧中，张作霖，关东军，日本军部，日本文官内阁以及中国各路军阀之间的交互是非常明显的，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和不同的对事件的判断，引发了一个个必然的结局，从而串联起了整体的远东变局。由于以日本方面为主要的叙述线索，就必须着重描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日本相关人物的活动、各派系斗争以及国家政策的转变；在艺术的塑造上，也就必须使每一个日方角色都丰满立体。
《远东阴谋》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军内部郭松龄兵变为背景，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觊觎、鲸吞中国满洲及远东的侵略行径，是一部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电视片，真实而无情地揭露、抨击了日寇侵华暴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关东军的下级军官，关东军的高层人物，日本内阁的重臣，日本军部的决策者乃至于天皇本人对于下一步的路线，都有着自己的考量；而由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独特的权力架构，导致统帅权长期独立，从而使得军官能够组成强有力的政治山头；但文官集团依旧名义上保持着领袖地位，并且负责国家总体路线的直接策划，故必然导致所有各方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乃至于在一系列的误判与对立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一言以蔽之，在这部剧里，我们熟悉的“日本侵略者”是以一个个普通的“人”的面目存在的。而这，正是民族主义叙事所不能容忍之事。
在现代语境下，“民族”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灌输中拥有超脱性质的最高共同体，实际上是作为对袪魅以后的世界所急需的、“上帝”离开人间后的取代物而存在的。为了铸就这个神圣的共同体必须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塑造出一种强烈的团结氛围，在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历史中，除了在内部进行的种种构建之外（包括语言、民族英雄伟人，以及民族记忆，在此不做赘述），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工作是塑造这个共同体的对立面。
如果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没有区别，那也就将不复存在，所以，现代民族主义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塑造“民族敌人”。这一工作必然基于现实中的威胁，并混合了历史长久矛盾的记忆。最典型的例子即在与1754年八月的“朱蒙维尔”之死这一事件之中，通过朱蒙维尔的死，旧制度之下的宣传机构很快就利用舆论将朱蒙维尔塑造为法国的“民族英雄”以及“伟人”，同时将杀害朱蒙维尔的“凶手”英国人塑造为“野蛮的种族”（野蛮人同原始人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原始人在旧制度之下的欧洲实则是指未开化的人，而野蛮人则是直接将某一特定的人群从“人类”之中踢了出去，原因即在于他们无法接受“文明”）再通过像《加来之围》这样的戏剧以及朱蒙维尔的死来唤醒城市市民以及农村的农民所共同拥有的“国民记忆”（即一种存在于“公民”记忆之中的历史），然后通过这种“国民记忆”将英国塑造为整个“民族共同体”的敌人。
《年轻乔治华盛顿在朱蒙维尔峡谷》，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滑道区亨氏历史中心
至于中国，长时间的世界中心地位，使得我们具有先天性基于作为文明代表者之优越感的民族自我识别意识，在意识到自己已然丧失掉这种中心地位之后，清末以来的统治阶级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实际上并没有抛弃这种华夏中心的论点，而是将之有机的带入了现代民族主义叙事之中，从而确立了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区别。这也是由于19世纪后期遭受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现实而导致的。
日本作为长时间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的政治实体，不论其是否更加成功地完成现代化，潜意识中中国民族主义者都隐含着对其高人一等的视角；但恰恰是日本的成功现代化与入侵对中国造成了最大的创伤和灾难。这样巨大的反差，实际上提供了极其强烈的民族敌人的相互确认。不论是中国人斥责日本人为“小日本”与“倭人”还是日本人鄙视“清国奴”为不开化民族，都是这一相互确认的产物。
资产阶级创造这一现代的“现人神”式民族主义的意图，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已经论述过。对于每一个参与进上个世纪中日之间悲剧性历史中的普通人而言，这一意识形态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让他们（此处主要指日本及中国国民党政权方面）和他们的后人（这里包括所有方面）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场造成了剧烈流血的悲剧，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场灾难。盆满钵满的各大财阀、天皇和大部分战争罪犯因为“防止共产主义颠覆”的需要被保护了下来，他们的损失微不足道（甚至获益匪浅）。而整个日本民族却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民族主义神话被指为长久蓄谋入侵的“集体决策者”，并成功使中国民族主义者为其塑造了“狼子野心”的民族性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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