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生都处于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和回应当中，当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又该如何生活呢？
处于社会中的我们每个人既是悲剧的载体，这种来于人本身的悲剧，渗透在人的对于存在的认识中。
社会总体性对个体生命的吞噬和其存在意义的否定，内在于个体生命本身的存在限制。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是个体性的存在，差异性是不同个体生命存在的必然。这就把人从普遍的社会总体性秩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由此却凸现了个体生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鲁迅的艺术创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对于人的生命悲剧的体悟，这种生命悲剧是“元叙事”的彻底崩毁。社会与个体生命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尖锐对抗，缺乏任何一致性和对话性的可能。世界—社会总体性，无论是文化秩序，还是道德秩序，乃至于历史总体性趋势，之于任何个体生命而言，都是异己性的力量，并对个体生命构成巨大的排斥和压迫。因此，在世界与个体生命之间无法建立起一种和谐而稳定的理性秩序。
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没有任何有效的方式可以克服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人的“异化”是普遍的。海德格尔认为人存在于世界，是融化在世界之中，与世界完全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人必然要和世界打交道，与他人发生各种关系，自我之中就必然要渗入他者的成分，人人都只是众人中的一个，是公司的职员，是母亲的儿子，是妻子的丈夫等，就是不是他自己，这是人的原罪，是“必然的沉沦”，没有这种原罪就不成为人。这种异化是人的存在的契机或者条件，即并不是能够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克服的，而另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却有更惊人的论断；“他人即地狱。”
在后现代时期，哈贝马斯提出“主体间性”的观点以解决这种社会——生命之间的对抗性。在哈贝马斯那里，人虽然存在着差异性，但是，通过交往对话可以克服差异性并达成共识。但另外一些思想家却继承了尼采的思想，对“共识”、“一致”怀有忧虑。福柯、德勒兹认为所谓“共识必然要以压制、牺牲个体性为代价，因而反对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张扬个体生命的差异性。但这势必又凸现个体生命“各各不同”所造成的冲突和对抗。
美国的罗蒂却认为没有可能达成共识，也没有必要，不同价值可以共存，但是不同生命意向之间的冲突却被他忽略，鲁迅显然和福柯，德勒兹具有类似的倾向。
其次，是裸体者与“看客”的对峙。一方面带有鲁迅一贯的对 “看客”的憎恶和反感，另一方面也涉及生命原生性残酷。“看客”的愚昧、麻木扎根于生命性基础：嗜血性，这也同样是生命的局限。
鲁迅所描述的“吃人”揭示了人的存在悲剧：当个体生命联合而成为群体的时候，亦即个体生命进入社会状态的时候，一方面个体生命必然要淹没在群体之中，另一方面个体生命之间也必然要存在着冲突和对抗；隔膜、对立，这正是人的存在悲剧。
“吃人”是人的存在悲剧，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应当”的。自由从来就是对于必然的超越、反抗，而不是对于必然的屈从。在对于必然的超越上，存在着两种方式：一是柔性的自由境界，返回伊甸园。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一是刚性的自由意志，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量投入现实，在与现实必然性 进行激烈的搏杀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这是尼采的酒神精神，也是鲁迅的“吃人哲学”。
我们承认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个体生命必然性地要走向死亡，但是，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在这有限中达到无限。有限中的无限，就是自我生命在有限的时间进再创造，这种不断再创造就是反抗，在反抗社会总体性的过程中，显示自我的存在。
我们要和一切的屈从于“异化”和“吃人”的现象作斗争，要和一切的不公正和不正义的作斗争，要以激情和热爱投入到生活当中去，维护我们作为“人”的主体性。
“人”要和自我战斗，要超越他者，如果成为他者的奴隶，生命的存在就染上了阴霾。
